《康熙字典》是清代康熙皇帝在康熙四十九年（公元1710年）三月下達上諭，詔令張玉書、陳廷敬等人，組織了當時翰林院的學士、編修三十人，按照字典編撰式例編撰而成的一部劃時代的字書。該書前後用了五年多時間，至康熙五十五年（公元1716年）乃成。學界的研究多集中於《康熙字典》的文字、體例、編撰過程等方面的考證，並取得了相當大的成就。問題是，《康熙字典》既然是皇帝親自下詔書編撰，便和民間私人著述不同，它不是一本純粹的學術典籍，僅僅關注其學術意義，未免會對學術背後的政治語境有所忽略。有鑑於此，本文嘗試立足於政治、學術的角度，著重分析以下兩個問題。
從“上諭”和“序言”看
《康熙字典》的現實政治意圖
康熙四十九年三月初九，上諭南書房侍直大學士陳廷敬等，康熙皇帝說：“朕留意典籍，編定群書。”連年以來，編訂了《朱子全書》、《佩文韻府》、《淵鑑類函》、《廣群芳譜》等各種典籍，因此，理解《康熙字典》的政治學意義，不應孤立地瞄準這一本書，而應將其和其它典籍並列齊觀，即放在康熙何以要編撰書籍這一文化背景下加以勘察。康熙御定可《朱子全書》，朱熹乃是南宋理學的代表人物，皇帝編撰此書，本是鑑於此書本指隱沒，因此“表彰朱子之學，而睿鑑高深，獨洞燭語錄文集之得失”，才命令大學士李光地等汰其榛蕪，存其精粹，以類排比，“奉此一編為指南，庶幾可不惑於多岐矣”。
1.所謂“惑於多歧”，就是流於怪力亂神之道，也就是說思想上走上異端。因此，康熙下令編撰此書，本來有統一思想的目的。清朝制度規定講解儒家經典，必須以宋儒朱熹的詮釋範本為依據。科舉考試必須按照宋儒的傳注，用八股文取士，鉗制思想。所以說“凡可以禆世敎、勵民風者，脩眀補正”。
2.就是要有助於世間教化，使民風歸於王化的雅正而不要犯上作亂。從這些話頭看來，康熙的文治政策帶有相當明確的政治意圖，而不像我們現在學人對待《康熙字典》時那樣，一味追求純粹的學術“真知”。這裡附帶指出一點，從古典文教看來，其學術與現代人的理解雖有相似之處，但卻有根本的區別。相同的一點是，古今學術都是追求真知，古人講究“信”，鄙視“曲學”。但不同之處在於，古人的學問“考信於六藝，折中於夫子”，經傳和孔子是其衡量的標準，而學術則以是否合乎科學為皈依。
在古今之爭的視野下考察《康熙字典》，則會獲得新的理解。宋明理學到清代已經漸趨末流，淪為政治的附庸，這才有清代樸學的興盛矯正宋學的流弊，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漢宋之爭成為學界的主要思想分歧，最後以樸學的獲勝暫告一段落。這意味著，當政治強權壓制思想的時候，儒生便會採取純粹學術的手段。從這一意義上，我們說，《康熙字典》的編撰不應僅僅看作是個純粹的學術問題，而更應該將其放到政治—思想的大背景下予以理解，從這個視角看，其學術的政治意味就凸顯出來。因此，與諸家關注《康熙字典》本身的純粹學術價值不同，本文關注的重心是該書所承載的教化意義和倫理價值。
文治是以政治大一統為其前提，從秦始皇的“書同文”到漢代撰述《說文解字》《方言》等書籍，其中都以統一為其背景。比如說，《方言》撰述本來屬於周秦一種制度，“周秦常以嵗八月遣輶軒之使，求異代方言，還奏籍之，蔵於秘室”。這個制度類似於後世的民間採風，是從民間蒐集資料，但目的還是為“流化於民”和“王教”。
3.從王教的角度理解字學之書，就不會單單將其歸於學術研究，而有著甚廣的社會政治目的，康熙在上諭中說：“兼之各方風土不同，南北音聲各異。”對儒生而言這是個整理文字的學術工作，但對雄才大略的康熙來說，未始沒有同文的政治目的。所以，在《欽定四庫全書御製康熈字典序》就揭示了其政治教化的文教意圖，如：
易傳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
《周官》：“外史掌達書名於四方，保氏養國子教以六書，而考文列於三重、蓋以其為萬事百物之統紀，而足以助流政教也。”
在古典時代，經學是民族文化價值的源泉，是政治教化的歸宿和標尺，所以序言首先引述經學，這個叫做“考信於六藝”，然後說明編撰的目的，一則是出於學術需要，畢竟以前的書籍不夠完善，有遺漏和缺失，最後歸結到教化意圖上來，這話也說得明明白白：
凡五閱歲而其書始成，命曰字典，於以昭同文之治，俾承學稽古者得以備知文字之源流，而官府吏民亦有所遵守焉。
康熙的文治當然是古典政治時代文治的延續，但不同的是清代文字獄的興盛，因此這便在其文治中凸顯出自己的特點。
《康熙字典》編纂過程中的政治案件
《康熙字典》由皇帝欽定，這自然賦予其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威地位。聯繫當時的政治現實，滿清入關之後，為強化文化思想的專制統治，大搞文字獄，在這種情況下，圍繞《康熙字典》產生了許多政治案件。
王錫侯《字貫》案是涉及這本字典權威的一樁文字獄。其得罪的原因有兩個：第一，對《康熙字典》糾謬；其二，對清廷皇帝沒有避諱。乾隆三十四年（公元1769年），江西新昌縣（今宜豐）棠浦鎮沐溪村舉人王錫侯認為《康熙字典》收字太多，“學者查此遣彼，舉一漏十，每每苦於終篇，掩卷而仍茫然”，且字與字之間沒有聯繫，“字猶散錢”，他便想出“以義貫字”的方法，把音或義相同的字，匯萃一處，編寫出了一部名為《字貫》的新書。《字貫》出版後，江西巡撫海成報告乾隆帝，說有人揭發江西舉人王錫侯刪改《康熙字典》，並據以另刻《字貫》，海成建議革去其舉人。乾隆皇帝原來並不以為意，但看了隨同奏摺附上的《字貫》後，發現“凡例”未避聖祖（康熙）、世宗（雍正）的“廟諱”和他的“御名”，這大大觸怒了皇帝，認為這是“深堪髮指”、“大逆不法”之舉，應該按照大逆律問罪。並且遷怒海成，給軍機大臣的“諭旨”訓斥道：海成既然經辦此案，竟然沒有看過原書，草率地附和幕僚的意見，而那些“大逆不法”的內容開卷就可以看見。乾隆皇帝責問：“海成豈雙眼無珠茫然不見耶？抑見之而毫不為異，視為漠然耶？所謂人臣尊君敬上之心安在？而於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之義安在？”
十二月，王錫侯被滿門抄斬，“被誅時情狀甚慘”（《鹽乘》），凡為王錫侯的詩文寫過序、唱過讚歌的一律予以制裁。辦理《字貫》案件時，“漫不經心”或“不能檢出悖逆重情”的官員都予以處分。乾隆認為，江西巡撫海成只將王錫侯“僅革去舉人審似，實大錯謬”，判以斬刑。而王錫侯七十九本著作，十七件手稿，已印好的二百六十一部《字貫》，各種書版二千一百七十四版，以及《明詩別裁》、《古學指南》九種五十二本藏書全部銷燬，王錫侯也成了封建專制的犧牲品。案件還牽連到地方上下官員、士人近百人受到懲處。這起殘忍的文字獄，更加凸顯了《康熙字典》的神聖地位，這種殺一儆百的極端專制手段強化了其權威性。乾隆四十七年（公元1782年）《四庫全書》纂輯成書，總纂官紀昀撰寫《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對收錄的書籍都要摘舉要點，考其源流得失，進行褒貶評價，而對《康熙字典》，只是以溢美之詞大加恭維：“無一義之不詳，無一言之不備。信乎六書之淵海，七音之準繩也”。
這個案件說明，《康熙字典》並不是純粹的學術問題，而是政治問題。從傳統的小學理解只是其一種角度，除此之外還應該有更多的理解角度。從文字獄來理解固然不錯，但是應該注意到文字獄是古典文教傳統發展到極致的產物，只有在“先王之教”的古典政治語境中，文字獄這種思想控制手段才會得到理解。
上文已經提及這個問題，文化事業絕不是僅僅脫離政治環境的、象牙塔式的、純學術的東西，而是與現實政治密切關聯。但問題在於，隨著現代學術體系的建立，隨著西方學術思潮的輸入，學術脫離政治而獨立，現代學者將此看作文化進步的產物。在此觀念影響下，《康熙字典》的現代研究不可避免地帶有純粹學術的色彩，純粹學術興趣使我們遺忘了本是“王化”事業組成的古典學術方式。而古典學術方式和現代學術的區別就在於，它不以某種所謂客觀的、科學的“真理”為其前提，而是著眼於現實之價值意義關懷。一言以蔽之，古典學術的學術目的是當下的。所以，在這種情形下勘察《康熙字典》的政治學問題，就不能單單以進步或是落後為標準，而應考慮王化之教的古典背景。
安徽師大已故教授張滌華先生在1962年發表了一篇長達三萬多字的題為《論〈康熙字典〉》的論文，全面論述了該書。1983年，張滌華先生編選出版了自己的論文集《張滌華語文論稿》，也把這篇《論〈康熙字典〉》編選了進去。該論文的貢獻是，從政治的角度對此書進行了一個圓照的分析。其論編纂這部字典的原因或目的歸為三點：第一，玩弄過去封建王朝的老圈套，借修書來籠絡知識分子，作為一種懷柔手段；第二，採用過去封建王朝的又一騙人手法，在武力大肆鎮壓之後，來一套稽古右文的把戲，藉以點綴昇平，炫耀新朝的文治；第三，通過修書，檢查並銷燬一切不利於清朝的文獻記錄，藉以加強封建統治。
張先生的議論雖然批評多了一些，但是足以啟發我們，《康熙字典》是一種政教手段，只有“懷柔”，知識分子才會服膺現實政權，這對於國家是有益的。古人說，騎馬打天下，而治理天下要靠儒生，“稽古右文”、點綴生平、銷燬禁書，正是高明的政治策略，這無可厚非。“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食古不化的腐儒理當受到查處。不過，統治者應當採取更為寬厚的手段，動輒滿門抄斬的封建做法只能招來更多反抗。
參考文獻：
［1］《朱子全書》提要.
［2］《佩文韻府》序.
［3］《四庫提要》“經部十·小學類一”.
［4］許衝.上說文解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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