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故鄉，四川省資中縣，有一個古地名，叫雎（jū）家壩。解放後直到20世紀末的幾十年裡，還設立過資中縣雎家鄉（公社）。雖然現在區劃調整，雎家鄉已經撤併，但雎家壩村還依然存在。按常理，雎家壩，地以人名，當地應該雎姓人氏較多。不過，讓人奇怪的是，
那裡找不到一個人姓雎。很多年前，我為此曾請教過當地的一些長者。一種說法是，這"雎"字兒，可能寫錯了，應該是"睢（suī）"。對這種沒有依據的猜測，我十分懷疑，因為當地也找不到姓睢的。這"雎"字兒確實不太常見，當時鄉政府的一些工作人員也常把"雎"寫成"睢"，但這並不意味著古老的地名，就可以讓那些後生隨意亂改，更何況連"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的《詩經》名句和春秋戰國"唐雎不辱使命"的故事都不知曉的人，又何德何能去讓一個古地名改換名稱呢？
還有一種說法，幾百年前，這個地方，確實叫雎家壩，但在"湖廣填四川"我們的祖先上川來時，這一帶全是沒過頭頂的野草和高聳入雲的森林，續行數日，都荒無人煙。一位幾年前已過世的長者還曾告訴我，他的祖上有這樣一個傳說，先祖來到這裡墾荒種地時，從茂密的森林裡發現有空無一人的房屋，雖朽敗卻還未完全倒塌，院壩裡還有人的屍骨，甚至屋裡的床上還掛著雪白的麻布蚊帳，但伸手一摸，就立即變成粉末。這表明，先前在這個地方居住的四川土著居民，可能在很多年就逃離或因故滅絕了。在談及地名時，這位長者說，幾十年前，他還在經過雎家壩的古驛道（茶馬古道的一部分）旁，看見過一塊殘碑，儘管年代久遠，風化嚴重，上面的字跡模糊不清，但他確實能肯定石碑上面有"雎家"二字的痕跡。
很小的時候，也經常聽老人們說，我們的祖先不是土生土長的"四川人"，周圍所有家族全是"湖廣填四川"時，才千里迢迢遷徙入川，都是湖廣人的後裔。那時的交通並不發達，如此背井離鄉、長途跋涉，其中的艱難險阻可想而知。我也曾多次向前輩們問詢先祖上川來時的一些情況，但都說不具體，答案也大同小異：張獻忠屠蜀，把原先的四川人剿滅絕種了。康熙皇帝下詔，讓湖廣人來填四川，於是先祖幾兄弟便挑著籮筐跟隨人流離開了故鄉。上中學的時候，聽前輩說到祖籍"湖廣"二字，他們都說是湖南省和廣東省。後來查閱了大量史料，並實地尋根走訪，才知道，先輩們一代一代，口口相傳的那些信息，也並不完全屬實。
四川簡稱蜀，是我國西部最大的盆地，溫和溼潤的氣候讓這一片沃土自古就有"天府之國"的美譽，可以說是人類休養生息的天生福地，也是歷代割據政權拓展疆域的根據地。但幸福和災難往往就像是一對孿生兄弟，很多時候，總是如影隨形。宋徽宗大觀四年（1120年）全國有12500萬人，四川人口居全國第一，將近一千萬。而據《四川通志》記載，到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進行人口統計時，全國有人口10171萬，而四川卻急劇下降，僅餘9萬多人。
從近年的出土文物和研究成果來看，造成四川人口銳減的主要原因大致包含以下幾個方面。
一、宋朝抗金、抗蒙戰爭
宋朝時期，崇尚以文治國，有些重文輕武。但它能夠比較成功地應對遼、 西夏和金的輪番入侵，內部保持相對穩定，從而使其科學技術成就達到世界巔峰，這實屬一個奇蹟。兩宋時期，四川也可謂是人文薈萃，時稱"人文之盛，莫盛於蜀"。不過，當時四川軍民為抗金戰爭拼盡全力，雖然最後取得了勝利，卻也付出了慘重的代價。
但是，在接下來面對強大的蒙古帝國時，南宋王朝就沒那麼幸運了。在公元1123年至1279年南宋滅亡的這五十多年裡，以屠城聞名的蒙古人曾經三次攻陷成都。僅1231年，拖雷引兵進攻四川，大肆屠殺成都居民，城中遺骸就達到140萬，巴山蜀水的空氣裡也飄著血腥的味道。由於成吉思汗在建國之前，蒙古人還沒有文字，後來才創制了畏兀兒字的蒙古文。到1260年，忽必烈又命國師在藏文的基礎上創制了"蒙古新字"作為官定的蒙古文。所以，蒙古建國前後的一段歷史，全部是後來追述的，非常簡略粗糙，有不少瑕疵，很多當初的事實真相或許早已掩埋在歷史的塵埃之中了。但有學者從宋史、元史和明史等資料提供的數字統計，四川在慘遭蒙古鐵蹄踐踏之後，人口由原先的1000萬下降到了60萬左右。
二、明末清初的自然災害
明朝初期，全國人口僅有五千多萬。經過兩百多年的勵精圖治，至17世紀初，人口已近2億。那時，四川人口也有了大幅度的增長。但明代是一個災害頻繁的王朝，在其277年的歷史中，記錄在冊的自然災害就發生了5000多次。真正達到了"曠古未有之記錄"。這一時期的災害除了具有數量多、頻率高的特點外，還呈現出空間分佈廣、時間主要集中在王朝後期的特點。在明朝前期比較清明的吏治階段，各級官員能積極投入到備災救災活動中去，往往有災而無害，降低了災害給百姓帶來的苦難。在中後期吏治日趨腐敗，各級官員消極懈怠，甚至貪汙腐化、中飽私囊，出現了無災變有災、小災變大災的異常情形。當明末出現慘絕人寰的旱、蝗、疫災三位一體巨大災難，讓南京城"死者甚眾，聚寶門軍以豆計棺，日以升計"時，嚴重地激化了大明王朝的社會矛盾，形成了社會動盪，農民起義的烽火幾乎蔓延到了整個中國。崇禎十四年（1641年），左懋第奉命督辦從江南向京城運送糧食，看見江南發生饑荒，他在給崇楨皇帝的奏章中這樣寫道："見人民飢死者三，疫死者三，為盜者四"，"流冠殺戮，村市為墟，其他飢疫死者，積水涯，河為不流。"足見明末天災人禍之慘烈。據《四川通志》記載，明朝萬曆二十六年，四川的各個州縣也都發生了大的疫災，致使地曠人稀，人口再次急劇下降。
三、明末清初農民起義和三藩之亂
明朝末年，政治腐敗，天災頻發，但統治階級卻橫徵暴斂，涸澤而漁，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特別是農民，除了造反，別無出路。崇禎三年（1630年），李自成、張獻忠等揭竿而起。其中張獻忠率領的起義大軍先後五次進入四川，於1644年8月攻入成都，很快控制了四川大部分州縣，宣告建立大西政權。但是，在清軍、南明軍和地主武裝的夾擊下，起義軍嚴重受損。兩年後，張獻忠在西充抗擊清軍時陣亡。起義軍餘部在劉文秀、孫可望等部將的帶領下，向貴州方向轉移。1650年，義軍再次進入四川，在川北與清軍激戰，遭到了清軍的殘酷鎮壓，後轉戰西南各省，堅持了十多年。明末的這場艱苦卓絕的農民戰爭，起義軍與明軍戰鬥了17年，與清軍戰鬥了14年，雖然最後功敗垂成，但它沉重打擊了封建統治階級，動搖了其統治根基。
三藩之亂，是指康熙十二年（1673年），以平西王吳三桂為首的平西、靖南、平南三藩，以朝廷撤藩之議為由，糾集海內外反清勢力起兵反叛，吳三桂在雲南殺巡撫朱國治，進而佔據四川。清朝平息"三藩之亂"歷時八年。
明末清初這些持續達三十多年的戰爭，滿人殺漢人，漢人殺滿人，地主武裝殺農民，農民殺反動武裝，尤其是明朝政權的垂死掙扎和清軍入關後在四川喪心病狂的屠殺，讓富饒的天府之國因此生靈塗炭，成為了"百里人煙俱滅，莽林叢生、狼奔豕突之地"。
但我們在翻閱清朝編撰的歷史文獻時，大都一致認定張獻忠是屠川的罪魁禍首。清代著名學者、近代啟蒙思想家魏源的《湖廣水利論》中有這樣一段話："張賊屠蜀，民殆盡；楚次之，而江西少受其害。事定之後，江西人入楚，楚人入蜀。故當時有'江西填湖廣、湖廣填四川'之謠。"這就是"湖廣填四川"的由來。
其實，那是滿清為鞏固政權，指使御用文人篡改史實，編造張獻忠屠蜀的謊言，並以此掩蓋清軍在四川進行的大屠殺。
張獻忠在四川稱帝建立"大西國"是在1644年，恰好那一年清兵入關，而清廷派兵入川則是在兩年之後。既然在四川建立了自己的國家，當然是想經營四川，可一建國就在自己的國家內部開始滅絕人性的大屠殺，那建國還有什麼意義呢？
清朝所編的史料說張獻忠屠殺了六萬萬男女，也就是六億人。這一看就知道是彌天大謊。編著清史的時候，清朝早已穩定，張獻忠本人及其殘部也已被消滅，即使照實記錄，相信也不會對清廷政權有太大的影響，那為什麼還要在官方的史實記錄裡如此誇大其詞、極力醜化張獻忠呢？原因只有一個：那就是讓四川"千里無人煙"的主要兇手就是清軍。因為屠殺的規模太大、死人實在太多，以至於不得不從湖廣一帶大量移民到四川，罪行難以掩蓋，就只有把責任推給早已死去的張獻忠了，以防止其治下的臣民瞭解真相後影響其政權的穩定。
關於清史造假栽贓，還可從滿清的"七殺碑"傳說中可見一斑。據說張獻忠在他殺人的地方立了一塊碑，碑文是這樣的："天生萬物以養人，人無一善以報天。殺、殺、殺、殺、殺、殺、殺。"然而，1934年，一位英國傳教士在四川廣漢找到一塊張獻忠立下的"聖諭碑"，碑文內容卻是："天生萬物與人，人無一物與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其大意是說：慈悲的上天賜給人萬物，而人卻無一物可用來報答上天，人需要反省。這是勸人敬天行善，根本就沒有一點殺氣。而清朝的御用文人，把前兩句留下，後面的內容改為七個"殺"字，來凸顯張獻忠的殘暴，給他扣上"殺人魔王"的帽子。不僅僅是清朝史料記載，就連民間也有張獻忠殺人如麻的傳言，其中固然有可信的成份，但若說他真的在四川殺了幾千萬甚至是六億人，那顯然是無稽之談，因為當時的整個中國的人口還只有一億多。
其實，清軍才是四川大屠殺的製造者。因為四川是抵抗清軍最頑強的地方之一，清軍每攻下一城，必殺人屠城。目的是要殺一儆百，滅四川人威風，震懾天下反清之人，以求鞏固政權。對於這一點，我們可以從1649年，滿清攻入四川時發佈的文告中得到印證："民賊相混，玉石難分。或屠全城，或屠男而留女"。滿清入關後，他們製造了包括四川大奢殺在內的朔州之屠、南京之屠、蘇州之屠、無錫之屠、崑山之屠、常熟之屠、嘉興之屠、海寧之屠等數十次慘絕人寰的大屠殺，真的是到了"殺人不眨眼"的地步。幾十年後，雍正也親口承認了清軍屠殺平民，對四川人口減少造成巨大影響的事實。雍正七年九月癸未（1729年）的《清世宗實錄》裡有這樣的記載："其不法之將弁兵丁等，又借征剿之名，肆行擾害，殺戮良民請功，以充獲賊之數，中國人民死亡過半。即如四川之人，竟致靡有孑遺之嘆。其偶有存者，則肢體不全，耳鼻殘缺。此天下人所共知。"
清朝康熙初年，歷經戰亂和天災的四川荒涼凋敝。四川新任巡撫張德地從重慶乘船到瀘州,一路巡查,發現傳說中的天府之國竟然荒無人煙。康熙七年（1668年），他憂心忡忡地向康熙皇帝上了一道奏摺："我被皇上榮幸地任命為四川的最高地方官員，來到這片飽受戰火摧殘的地方一展宏圖。但現在當我站在滿目瘡痍的昔日天府，增賦無策，稅款難徵，使我感到侷促不安、寢食俱廢。我等下官受皇上差遣，唯有精忠報國效忠朝廷。經過幾日思索，我覺得要重振四川天府之美名，唯有招來移民開墾土地，重建家園，除此似無別的良方上策。"
那些年，康熙皇帝也正為全國的稅收和重建問題發愁，後來便頒佈了一份如下的詔書。
《康熙三十三年招民填川詔》：朕承先帝遺統，稱制中國，自愧無能，守成自惕。今幸四海同風，八荒底定，貢賦維周，適朕願也。獨痛西蜀一隅，自獻賊蹂躪以來，土地未闢，田野未治，荒蕪有年，貢賦維艱。雖徵毫末，不能供在位之費，尚起江南、江西，助解應用。朕甚憫焉。今有溫、盧二卿，具奏陳言：湖廣民有轂擊肩摩之風，地有一粟難加之勢。今特下詔，仰戶部飭行川省、湖廣等處文武官員知悉，凡有開墾百姓，任從通往，毋得關隘阻撓。俟開墾六年外候旨起科。凡在彼官員，招撫有功，另行嘉獎。康熙三十三年歲次甲戍正月初七日詔
於是歷史上轟轟烈烈的"湖廣填四川"便逐步走向了高潮。據考證，湖南、湖北、江西、廣東等十幾個省的居民都在移民之列，其中以湖廣等省人口最多。從中央到地方各級官府也採取了一系列配套措施吸引外地移民。到1840 年，四川人口便又恢復到了3833 萬。據《成都通覽》記載："現今之成都人，原籍皆外省人"；其中，湖廣佔25%，陝西10%，廣東、廣西10%，河南、山東5%，雲南、貴州15%，江西15%，安徽5%，江蘇、浙江10%，福建山西5%。
所以，現在的四川人十之八九不是老川人，大多是三百多年前湖廣移民的後裔，我的湖廣祖先也是在那個時候來到了雎家壩。
參考文獻：
《宋史》、《元史》、《明史》、《明實錄》、《中國通史》（陳恭祿）、《中華通史》（陳致平）、《中國人口史》（葛劍雄主編）、《四川通志》、《明太祖實錄》、《清世宗實錄》、《明清史料·戶部題本》、《續文獻通考》、《災害與明代政治》（鞠明庫）、《張獻忠論傳》（袁庭棟）。對提供曹氏和劉氏家譜的友人，在此一併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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