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袁世凯的评价问题，早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就已经有了“定论”。单从胡思敬的《大盗窃国记》、陈伯达的《窃国大盗袁世凯》等书名，我们就不难看出上述作者对袁世凯的总体评价。但我们今天从这个评价本身不难闻到革命战争年代特有的火药味，也不难看出其中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的片面性。
改革开放后，尤其是近几年，随着学术气氛的进一步活跃和研究视野的进一步开阔，一些专家学者试图突破传统思维模式的束缚，开始从正面审视和评价袁世凯，并得出了一些新的看法和观点。
这本来是好事，但随着对袁世凯评价越来越高，似乎大有把过去的全部定论推翻之势，这就不能不令人忧虑和不安了。我认为，对袁世凯这样一个复杂多变的历史关键人物，应当把他还原到当时特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条件下去分析，既要突破“好人一切都好，坏人一切都坏”的老框框，也要把握好评价尺度，不能矫枉过正，更不能有意无意地替他擦洗身上的污点。
否则袁世凯重新评价问题就会有为袁世凯翻案的嫌疑，这是多数有良知的中国人不能理解和不愿接受的结果。
袁世凯一生到底有没有功劳，也就是说他有没有做过顺应历史潮流、有益于国家民族和有利于社会进步的事情，这是我们对袁世凯做出全面评价时首先要回答的问题。
我们不能因为袁世凯曾经做过一些有损国家民族利益的事情就回避他的功劳，甚至认为他一辈子都没干过一件好事，或者说没有任何肯定的地方。
如果我们冷静地审视清末民初那段历史，就不难发现在袁世凯身上还是有一些鲜为人知的功绩或闪光点，并不像一些论者所说的那样:“袁世凯未建尺寸之功”。
1、驻使朝鲜
1882年，朝鲜发生兵变，庆军首领吴长庆等受命率军东渡平乱。当时袁世凯随营负责庆军的军需供应和勘探行军路线。抵朝鲜后被任命为代理营官。
接着又巧设计谋逮捕大院君并连夜将其押解到中国保定囚禁。由于他在平定“壬午兵变”过程中表现出色，吴长庆对他称赞有加:“治军严肃，调度有方，争先攻剿，尤为奋勇”。
他在帮助朝鲜督练亲军和镇抚各军期间，因办事干练而赢得到朝鲜国王李熙的高度评价。1884年，朝鲜开化党在日本配合下发动政变，袁世凯当机立断，随机应变，一举摧毁开化党人的叛乱，巩固了清政府的“宗主国”地位。由于袁世凯足智多谋，刚毅果断，先后两次帮助朝鲜“勘定朝乱，厥功甚伟”，被清政府任命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全权代表。
他在驻使朝鲜期间，想方设法保全清政府在朝鲜的“`上国'尊严和属邦体制”，他在维护清王朝与朝鲜的宗蕃关系方面的努力以及他表现出那种驻外使节应有的果敢干练，赢得了朝野的一致好评。
2.编练新军
1895年12月，袁世凯受命到天津小站编练新军。他采用德国陆军军制对原有定武军进行大胆改造。他一方面采用德国和日本军队建制，实行步、骑、炮、工程等诸兵种协同作战的操练办法，打破了中国旧军队军种不分的老框框;另一方面，
他打出“强兵御侮”的旗号，教育广大官兵要立志“上为国家御侮，下为生民除暴”。
同时，他要求地方官保护和优待军属，解除士兵的后顾之忧。此外，他还着手兴建各类军事学堂以培养军事人才。“从营制、装备、训练、机构和军事学堂来看，新建陆军实为我国陆军近代化的先河。”
1902年，袁世凯还亲自拟定包括募兵条件、招募办法及服役期限等一整套北洋新军兵役制度。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具有比较完全近代意义上的兵役制度。这个制度不仅一度成为清末“新政”编练新军的重要依据，而且对南京国民政府1933年制定的《兵役法》也产生过重要影响。
中国军队的近代化和中国兵役制度的近代化，都是与袁世凯的开创性工作分不开的。
3、首倡新政
1901年4月25日，时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对慈禧“锐意”实行“新政”的倡议首先做出回应。并在山东、直隶（1901年11月升任直隶总督）大力推行新政，事事率先实行。一是主持创建了中国第一支警察部队。二是联合张之洞奏请朝廷停止科举。这对从小就痛恨科举制度的袁世凯来讲，“是他一生中最为得意的事情”。三是采取多种措施整顿吏治。比如，“提陋规，改公费”，设立“官吏考验处”、“调查处”等。四是鼓励官僚乡绅捐资办学，发展近代新式教育。1901年袁世凯创办山东大学，这是全国第一所地方大学。袁世凯还在山东、直隶各府、厅、直隶州设立中学堂，在州县设立小学堂和众多的蒙养学堂。据统计到1907年，直隶大小学堂多达800多所，在校学生多达160000人。
直到民国初年，直隶的教育事业仍在全国保持领先地位，这与袁世凯督直时打下比较坚实的基础不无关系。
4、顺应潮流
袁世凯积极支持并参与君主立宪活动。1909年，他提出一个以近代内阁取代军机处的改革方案，被清廷否决并因此失去部分权力。在袁世凯开缺回河南养疴期间武昌起义爆发，由于北洋军不听调遣，清政府被迫重新启用袁世凯。这时他完全可以像曾国藩镇压太平军那样帮助清政府对付革命党人，而且此时，“他完全有能力在1911年底之前把这场革命碾得粉碎。”但他并没有这样做，而是与革命党人联手，逼清帝退位，以和平方式将清朝268年的统治画上一个句号，并使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理想迅速成为现实。正如黄兴所说的那样:“项城处两艰地位，苦心孤诣，致有今日，其功不可没”。
5.提倡实业
早在直隶总督任上，袁世凯就提倡发展工农业生产，开办银元局发展金融事业，并亲自督修京张铁路。民国建立后，袁世凯又提出，“民国成立，宜以实业为先务”。并先后制定了一系列发展工商业的政策和措施，如，颁布实施《公司条例》、《商人通例》等。先后派人参加万国权度大会、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等国际经济活动，既开阔了国人的经济视野又有助于扩大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此外，他还提倡国货并力图扩大国货销售市场。总之，在袁世凯执政前期，整个社会的创业热情是非常高的。短短几年时间，“大公司、大工厂接踵而起”。这对近代工商业的较快发展无疑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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