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6月25日，北京大學教授、理學部主任饒毅在北大人文社科發展會議上發言，介紹了過去20年北京大學理科的發展。饒毅指出，北大理科圍繞師資問題已經形成三大特點：自由但不散漫、採用國際方法和標準、鼓勵學術的批評而不相互排斥，實現了以學術標準為上的兼容幷包。
講者 | 饒 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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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理科老師不僅非常尊重人文社科的老師，而且非常感謝你們傳承了中國的文化。不談小學、中學的理科教育，單看大學的理科教育。眾所周知，百餘年來，中國的理科大學教育完全是學習外國。如果一個國家或社群，完全沒有自己的智力支持和文化根基，很難經受如此強大的衝擊。但中國的理科師生知道，我們人文的傳統很強，既有精深的學術造詣，也極富創造性和想象力。例如，對比中、英文詩歌，自然清楚中文的詩詞歌賦在很多方面超越英文，包括創造性。我們理科不僅在廣度上不如西方理科、也不如我們中國文科，在深度上同樣不如西方理科和中國文科。由此理解，中國的科學落後是我們古代文明在文化上的走向造成的，不是我們天生愚昧。文科學者對文化的傳承，為從事理科的人提供了精神的支撐，保證了智力的自信。
北大理科的發展依靠幾代科學家前赴後繼在多個層面的努力。
1949年之前，中國在自然科學主要是引進教學，研究很少。在理科方面，可能首先是清華大學同時擁有陳省身和華羅庚而成為中國現代數學的一個高峰。北大的理科在1949年以前有成長，但1952年院系調整也對北大理科提高起了很大作用，例如清華理科併入北大，使北大理科全面、長期領先全國高校，北大數學也因此獨佔鰲頭，穩居中國第一。
但1950年代，中國科學院是國家自然科學研究最重要的機構。從整體上看，高校的自然科學都受較大影響。北大等高校部分優秀教授轉到科學院工作，因為科學院擁有最多的經費，而且1950年代科學院幾乎避免了反右的衝擊。1960~1970年代，理科發展受到影響。但1960年代，我們北大化學曾參加胰島素合成的（生物化學）工作；1970年代初，北大的化學和生物老師曾參與胰島素結晶的（生物物理）工作，北醫的畢業生屠呦呦主導了青蒿素的發現。但受限於當時的條件，理科研究工作整體不夠多、不夠好。
1978年之後，大批理科專業的師生留學歐美日等科學發達國家，無疑對中國理科的基礎學科研究和科學發展帶來了持續的影響和衝擊。直到1990年代後期，由此造成的全國範圍內理科人才的短缺還很難彌補。1998年，由北大倡議、教育部和財政部等國家部門支持的“985”工程，以及科學院的“知識創新工程”，對於緩解人才——特別是理科人才——的流失起了重要作用。及至2000年代後期，中國的理科才能說是開始有序發展，而不僅是應急式對付青黃不接的危機。
今天，我們北大理科還面臨很多挑戰。客觀地說，過去二十年來理科發展在北大一馬當先。這歸功於幾屆校領導班子對理科的發展有清晰、統一且延續性的改革努力，有多個職能部門的切實工作，當然也與理科的目標和標準相當明確並容易達成共識有關。我自己是在這一過程的半途中加入北大工作的。這11年來的親身實踐，結合自1995年開始瞭解科學院工作的體會， 今天與在座的文科同仁們分享三點思考，都圍繞師資問題——因為師資的質量是大學質量的關鍵，而大學改革的核心是師資力量的整體建設。
1）自由、但不散漫。
今天北大理科享有學術自由：思想自由，研究自由，創造自由。
我們理科老師不會因為研究的問題脫離一般人認為的實際而如歷史上一樣被譏笑為“馬尾巴的功能”，也不會因為社會有人反對（如轉基因）而影響我們的研究工作，因為我們的學術群體足夠強大而且有可以信賴的專業判斷，可以超出一般人的智力所及、可以超前一般人理解的範圍、可以冒外行不理解的學術風險。
我們理科老師的自由，是在有規範、有紀律、有道德的框架下，進行的科學探索的自由。自由是體現在思想和學術層面的，而不是缺乏職業規範、懈怠工作所需要的紀律、降低人格所必需的道德方面的。
就是說，我們理科老師的自由並非散漫。我們學術嚴謹、工作認真、做事負責。我們形成以學校為核心的學術交流群體，區分工作關係與個人關係，形成良好的、有凝聚力的共同體。
2）標準、而非指標
二十年來，北大理科堅持改革，堅持提高標準，所以水平提高很快。我們用了國際方法和標準，在一些方面達到了國際水平。
同一時期，國內理科方面很多單位也都發展很快。北大理科只看自己是否進步是不夠的，而應對比國內其他單位的情況來確認自己是進步了、還是退步了？今天的中國科學院是年度經費逾五百億的龐然大物，北大理科的經費遠低於此，因此，只能爭取質量高於科學院。近十年來，北大理科的改革優於科學院，在招聘教師方面的體制改革做得好，標準提高很多，長期堅持真正珍惜人才。
人事改革的關鍵是北大建立了預聘制。而近年北大理工科人才評審委員會的嚴格要求更使各院系調整標準，不僅摒棄了各種非學術因素，而且都相應提高了門檻。北大理科的招聘和晉升都按國際學術標準進行，尊重和依賴懂行、負責的專家的意見，看研究實質，而不是看文章發表的雜誌等各種外在“指標”，也不依賴校外（國內）的學術標準或摻雜非學術因素的評估結果、榮譽、頭銜，因為校外（國內）的評審方法常常出現學術之外的因素，而其標準現在常常低於北大理科的方法和標準。
北大理科從以前逢國外博士回國就給教授，降到了現在只給“助理教授”——北大與國際一流大學職稱的標準一致，而不是低人一等。這一點，北大和清華的理科領先全國。現在科學院生命科學十幾個研究所，仍然是博士後可以立即就任正研究員。在科研經費和條件大幅提升的今天，科學院繼續認為自己的職稱低於國外和北大清華的體系標準，這是北大清華改革超過科學院的表現之一。
北大數學研究繼續是中國數學三足鼎立的一足（其他是科學院所有數學研究所、全國其他單位的數學），而北大數學畢業生更是佔海外華人優秀數學家的一大部分。北大化學超過科學院的單個化學研究所，是化學學科年輕人找教職的首選。北大物理也很強，與科學院單個物理方面的研究所有同等吸引力。北大生物對人才的吸引力，從以前低於科學院6、7個研究所，一躍成為與清華並列的第一梯隊，其後是科學院以及近年很努力的浙江大學醫學院。西湖大學最近也崛起、招聘教授系列與北大有交集。北大清華的生命科學與其他高校重疊較少，例如南京大學，很難說其生命科學的師資力量與北大清華有顯著重疊。所以，過去二十年的發展，北大理科與國內其他單位理科出現差別、有些方面甚至較大差別。
在人才標準提高後，科學產出質量的提高將是水到渠成。我們並不急於推崇某項工作，而是讓教授自己盡最大努力，我們創造合適的環境，然後給予時間，樂觀其成。
3）批評、而不排斥
北大理科鼓勵學術交流的批判性。在有些工作上也有激烈討論、批評。院系老師可能競爭資源，但不會因此出現根深蒂固的矛盾，可以有先有後。
北大理科的學術批評不是文人相輕，更不是相互排斥。
北大理科還有跨院系的合作工作。例如，謝曉亮教授是我們北大附小、附中和化學學院的畢業生，是改革開放後大陸第一位當選美國科學院院士的化學家。學校為了吸引他回國，做了很多工作。我來北大十一年，校長換了四任。可是，我觀察幾任校領導在重要工作上高度一致、前赴後繼，包括一直爭取謝曉亮從哈佛大學回國。北大不是因為他的頭銜，例如我們從未試圖招聘諾獎得主，最初爭取曉亮的時候他並非美國院士，但他學術水平高，年富力強，而且認真負責，所以北大多年來堅持不懈爭取他，多個學院、多個職能部門、幾任校領導、積極出力招聘謝曉亮，他將於7月2日全職北大，也反映北大理科建設優秀群體的良好風氣——不會出現招聘了某一兩個人，就不招聘其他人，特別來了一個人堵住其他人的製造土皇帝的做法；為學校發展盡力創造條件；任人唯能、廣納英才；進一步形成互相促進的環境，“大庇天下賢士俱歡顏”。
北大理科在蔡元培任校長一百年後，做到以學術標準為上的兼容幷包。
2018年6月25日上午發言，下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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