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的高考特輯盤點了西單地區的幾所大學，有細心的讀者指出了兩個問題：第一，國立蒙藏學校是中學不是大學；第二，遺漏了西單地區著名的大學——
中國大學。這期就來詳細介紹一下中國大學的沿革。
▲1925年王正廷校長所書“中國大學”石額
中國大學由孫中山先生倡辦於1912年，解放時期由於學校資金問題於1949年停辦，這三十六載，學校經歷了二次革命、護國運動、護法運動、北伐戰爭、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等重大歷史事件，始終與時代、民族、國家命運相連。
創辦背景
清末民初，孫中山先生深感“欲貫徹革命的主張，謀真正共和的實現，非養成革命的人才從根本上改造不可”，於是連同黃興、宋教仁、馬鄰翼等人開始規劃在北京建立一所，旨在培養革命人才，發展“救國濟世之學術，培養建國護黨之人才，為群眾之領袖，作改造之先鋒”，進而真正實現民主革命建國理想的高等學校。
1912年冬，經孫中山倡議，由宋教仁直接出面，“集中（國民）黨中的革命領袖為校董，蒐羅學識經驗豐富的革命人才為導師”在北京正式創辦一所嶄新的私立大學，取名為“國民大學”（1917年改為“中國大學”），馬鄰翼以國民黨元老及教育界專家的身份，被推舉為校董會總董事，主要負責召集校董會全體會議並作為其主席，孫中山任校董，宋教仁則被推舉為學校首任校長。國民黨第二號領導人、宋教仁的湖南同鄉黃興親自書寫了“國民大學”校匾。
之所以取“國民”二字，創立者解釋說：“顧其名而思其義，則吾校誠為國民黨惟一之大學，國民黨惟一之教育機關，亦即國民黨惟一之精神寄託之地。”
同時，經總董馬鄰翼為首的校董事會決定，由宋教仁組織，校董彭允彝、姚憾、吳瑞、畢惠康等為籌備員，選定北京前門內西城根願學堂（該址原為清末一義塾，1906年改設公立願學堂，現為北京第二十九中學校址）為校舍。經過國民黨高層的精心策劃，在眾多有識之士的積極推動下，一所獨具特色的私立大學——國民大學就這樣誕生了。
然而，在開學前夕的1913年3月20日，第一任校長宋教仁在上海遇刺，22日身亡。面對這一突如其來的變故，馬鄰翼立即召開校董會，改推黃興為第二任校長，彭允彝代行校長職務。一切準備就緒，4月13日，國民大學正式開學。
▲中國大學歷任校長
艱難起步時期
1913年7月，孫中山發動反袁的“二次革命”，黃興以及其他校董因此受到袁世凱政府的通緝迫害，相繼離開北京。“二次革命”失敗後，袁世凱於11月下令解散國民黨，又以“國民大學”創辦人多為國民黨人的緣故，想要予以封閉。同時收回了開辦經費，學校由官辦改為民辦 。
1914年1月，經袁世凱政府國務總理熊希齡從中斡旋接洽，重新組織校董會，推舉立憲派知名人士湯化龍於接任馬鄰翼為董事長。同時與當時幾乎陷於停頓的上海吳淞中國公學合併，改稱中國公學大學部。8月27日，黃雲鵬因故離校，董事會推舉進步黨知名人士林長民為第四任校長。
1915年12月20日，林長民因在政府任職辭去校長職務，董事會推舉王印川為第五任校長。
1916年3月，袁世凱在國人抗議中取消帝制，6月病逝，9月學校發起及創辦人多數回到北京。10月20日，王印川辭去校長職務，新舊董事集合開會，推舉當時為學校貢獻頗多的姚憾為第六任校長。
據原北京市檔案館研究室主任劉蘇介紹，湯化龍1917年離職後，由曾任中華民國外交部長、代總理、國務總理的王寵惠接任總董，後來繼任總董者還有孔祥熙（1928-1947）和孫中山之子
孫科（1947-1949），而馬鄰翼直到1938年去世前，始終擔任中國大學董事，還曾在總董不在時兼代過總董。
▲中國大學歷任總董事（董事長）
姚憾校長任職期間
姚憾（1873—1924年），字恨吾，安徽桐城人，文學家姚姬傳的後裔，“為人寬厚，機警有為”。壯年時曾遊學日本早稻田大學，研究法政之學。在日本結識孫中山，協助其創辦同盟會，“
鼓吹革命不遺餘力”。 1912年，秉承孫中山意願，與國民黨諸位革命元老，協力創辦國民大學，並擔任校董。1913年4月學校開學，姚翰任專門部學長。二次革命中，姚憾與戴修瓚、聶權三人勉強支撐維持學校校務。二次革命失敗後，袁世凱下令解散國民黨，解散國會，又以為學校創辦人均是國民黨人為由，遷怒於國民大學，並對學校蓄意摧殘，數次險象環生，都賴姚憾“各方奔走”，遊說斡旋，1916年10月，以得票最多當選第六任校長。
姚憾在校長職5年，“舉凡一切校務，皆躬親裁處，從不假手於人”，多方籌集學校資金，同時致力於校務革新和學科建設。
1917年3月5日，以吳淞中國公學“校務狀況日壞，已告停頓”，經改組後的校董會決議與之分離，並於3月9日正式改名為“中國大學”。8月19日，私立北京中華大學因不能維持，將全部學生及資金、校具全部轉入中國大學。自此，中國大學有了初步規模和基礎建制。
王正廷校長第一任期內
王正廷（1882—1961年），字儒堂，浙江奉化人。1896年就讀於天津北洋西學堂（今天津大學前身）。1905年赴日本籌設中華基督教青年學會分會，並加入同盟會。中華民國成立後任參議院副議長，一度代理議長。袁世凱強行解散國民黨後，曾被驅逐出北京，袁死後，國會恢復，繼任參議院副議長。1919年，作為北洋政府全權代表出席巴黎和會，堅持拒籤《對德和約》，獲得輿論好評。1921年8月至1936年10月和1947年至1949年，曾兩度擔任中國大學校長，成為
中國大學任期時間最長的一位校長。
同前任校長姚憾一樣，王正廷對於校務“力求革新，以求發展”，在他第一個校長任期內，積極改革校務，實行“主任制”，提升校園管理，創辦“募集基金委員會”，使學校逐步擺脫經濟困境，實行學分制 ，提升了學生修業的自主性。此外，學校上下一心，還積極建立了圖書館。
此時中國大學聲譽漸隆，吸引了當時不少知名學者來校演講，1921年10月22日，胡適來校講演《好政府主義》；11月3日，李大釗來校演講《由平民政治到工人政治》；11月10日，馬寅初來校講演《太平洋會議與吾國關稅問題》；次年3月16日，美國李佳白博士來校講演《中國之教育與中國強盛之關係》……均受到中大學生熱烈歡迎。此後，這些講演中的精華部分均被收入《中國大學學術講演集》，分冊出版，在校內外廣泛獲得好評。
五四以來，特別是國民革命章程浪潮的洗禮，孫中山的北上，使愛國進步、民主革命的理念在傳統勢力深厚的北京逐步深入人心，中國大學也越來越博得社會上深切的同情，“來學之士，日益增加”，而前門內校址“地界狹隘”，學校校舍已不敷應用，且一直系屬租用性質，“於校務設施及發展上多所不便”，思考“另闢新基”。
改遷校址
當時正值前清鄭親王紹勳因與北京西什庫天主堂發生債務糾紛，學校管理層認為，鄭王府“府第寬敞，房宇偉麗，適於校舍之用”，所以於雙方達成共識，於1925年6月，向比利時營業公司付息借款十五萬五千元，購置佔地面積80餘畝，房屋900餘間的二龍坑鄭王府作為新校址，並於同年9月2日，正式遷入新校址辦公，原校址前門內西城根願學堂，成為中國大學附中校舍。
1928年6月，國民黨革命軍進駐北京，南北統一，因此時王正廷已經擔任南京國民政府要職，校務由余同甲實際負責。同年10月10日，為慶祝國民黨北伐告成後的第一個國慶，董事會開會改組董事會成員，以總董王家襄逝世，改選國民黨大員孔祥熙為繼任總董，並推舉
蔣介石、馮玉祥、閻錫山為名譽總董。
至此，中國大學“地位算安定了，經費已愈加充裕了”。1929年1月起，中國大學城主南京國民政府，撥助基金100萬元，每月補助經費1萬元，使學校“十數年來時起恐慌之經費問題，至是稍見解決”。中國大學在國民黨官方的扶持下，“校務刷新，發政畢舉，風雨飄搖之象，頓呈雲蒸霞蔚之徵焉，”開始了自建校以來
校務發展的黃金時期。在此期間，中國大學在校務方面進行了較大的擴充和調整，以適應新時期校務工作的新要求，頒行校董事會章程和組織大綱，學科設置也日趨完善，同時還積極擴建校園建設，於1933年10月，以6580元開工建築中國大學新校門。此後不久，中大在校服務畢業同仁又捐資興修了校門口的兩座鐵柱門燈，至今85年還在鄭王府臨街門口矗立不倒。
1936年9月，王正廷校長本人也因即將赴任駐美大使，卸任中國大學校長職務， 10月，董事會公推何其鞏出任校長，成為中國大學第七任校長。
何其鞏校長任職期間
何其鞏（1889-1955），自克之，安徽桐城縣人。曾因參加五四運動，被迫離校。隨著外侮的日益囂張，他投筆從戎，從1920年追隨馮玉祥將軍，擔任馮將軍身邊的文書職務，頗得馮玉祥賞識，有馮玉祥西北軍麾下第一文官的美譽。1928年至1929年期間曾擔任北平市長。1927—1946年期間任中國大學董事會主任，後因在“驅逐祁大鵬”學潮中表現出色，經國學系吳承仕等教授提議，由前校長王正廷致函校董會，請何代理新一任中國大學校長。
1937年北平淪陷後，中國大學受國民政府令留在北平繼續辦學。由於政府撥款中斷，學校只能靠學費來維持。但中國大學始終堅持獨立辦學，不斷完善校中，擴充學科建制，學校達到空前規模。
1937年8月後，留居平津各大專院校的一批堅持民族氣節、不與日偽合作的教師，紛紛被何其鞏延聘至中國大學任教。燕京大學的齊思和、張東蓀、嚴孟群、袁賢能、李汝祺，協和醫學院的裴文中、馮蘭州、臧玉淦等名教授均到中國大學執教。其他如清華大學的褚聖麟、劉明越，北大的俞平伯、蔡鎦生、嚴東生，北平師範大學的陸宗達、王桐齡，天津南開大學的溫公頤、翁獨健、王之相、唐紀翔、孟昭威、孫人和、邸維周、王靜如等，他們寧肯以微薄工薪應聘到中國大學任教，拒絕到有豐厚待遇的日偽主辦的學校任職。
為使國難當頭的學生增強民族意識，學校還鼓舞學生熱愛中華文化，奮起救國，對學生進行了大量弘揚民族氣節方面的教育 ，何其鞏校長在中國大學圖書館的正廳牆壁上，親自書寫“讀古今中外之書志其大者，以國家民族之任勉我學人”的楹聯。
同時在火熱的抗戰歲月裡，淪陷區的中國大學為表明全校師生堅決抗日救國，光大中華文化，振興中國大學的堅定決心，中國大學融匯師生的集體智慧，創作了一首雄壯昂揚的新校歌，同時選定了校花——丁香。
抗戰勝利後，何其鞏在校務報告中明確提到了中國大學在抗戰期間的重大使命與特殊任務，他強調之所以在北平淪陷期間還堅持要在敵佔區辦學，就是肩負了在敵佔區培養青年人才的重任，就是要堅持做到：“董事會及學校一切機構無變動；不受奴化支配，拒絕日偽分子，優待忠貞人士；學生自由講習，並運送到抗日後方；學校證件，從未加蓋過偽印；對參加抗日地下工作者，分別掩護。”
黯然退出歷史舞臺
1949年3月，中國大學因經費匱乏停辦，部分院系合併到北平師範大學、山西大學、華北大學、華北人民革命大學，各系學生和教職工多數轉入“三校一團”（即華北大學、華北軍政大學、華北人民革命大學和南下工作團，是原中共在解放區進入北平的四個機構）學習和工作，校舍成為教育部辦公場所。至此，由孫中山創辦的中國大學完成歷史使命，其與中國革命風雨相隨、艱苦奮鬥的36年校史，也歷史性的畫上了圓滿的句號。
這所以“中國”命名的大學 ，歷經二次革命、護國運動、護法運動、革命軍北伐、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等諸多重大歷史事件，始終與時代、民族、國家命運相牽連，那並不悠久但卻足夠厚重的36年校史，註定已成為國家記憶的重要組成部分。
參考文獻
本文部分內容參考：
《中國大學研究（1921——1949）》陳瑜 北京大學 2013碩士論文
《中國大學創辦始末》北京晚報2016.12.28第35版
《北京志稿·文教志上》467頁 中國學院徵集來稿
《馬鄰翼與中國大學》汪念先 泰興日報 2017.3.17日第3版
《何其鞏與中國大學》龍春雨 中國西部2012年33期
由於戰亂，資料保存有很大困難，現在仍然存在很多疑點，希望大家積極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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