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劉怡
美國乒乓球隊離開北京之後不久，1971年4月22日，周恩來通過巴基斯坦渠道向尼克松發去口信，表態“願意公開接待美國總統的特使或美國國務卿、甚至美國總統本人來北京，進行直接晤談”，並建議由葉海亞·汗總統負責安排會談的方式和程序。一週後，尼克松收到了這一信息，並決定派基辛格作為特使前往北京進行秘密訪問。在美方設定好來訪日程之前，5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就對美會談的主要原則和注意事項達成一致，並在6月初中央工作會議上向200多位高級領導幹部做了傳達，統一了黨內意見。
1971年7月1日清晨，基辛格帶著一群隨員登上飛機，開始了他自稱為“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旅行”的亞洲之旅。在白宮內部，這次秘密使華之旅被稱為“波羅一號”，以紀念13世紀前往中國的意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在第一個星期裡，一行人按照原定計劃造訪了南越、泰國和印度，隨後在7月8日下午，當飛機降落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蘭堡之後，基辛格以“身體欠佳”為名從公眾面前消失了。7月9日凌晨，他和隨員秘密登上葉海亞·汗總統準備好的一架波音707專機，在4位提前抵達巴基斯坦接應的中國外交官陪同下，飛越喜馬拉雅山進入中國。當天中午，飛機降落在北京南苑機場，受到中共中央副主席葉劍英的歡迎。9日下午4時，周恩來抵達基辛格下榻的釣魚臺國賓館5號樓，開始了雙方為期兩天的正式會談。
在“尼克松旋風”的推動下，1971年10月25日，第26屆聯合國大會通過了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權的決議。與此幾乎同時，基辛格第二次抵達北京，與周恩來進行了為期6天、歷時近24小時的會談，商討尼克松訪華問題的細節以及雙方政府擬通過的聯合公報初稿。為了給雙方領導人的直接會談創造有好的大氣氛，同時又不放棄中國的根本利益，周恩來提議公報採取“各說各的”原則，“明確寫出雙方的分歧，同時也寫出雙方的共同點，以便共同遵循”。基辛格對這種充滿東方智慧的變通方法表示了欽佩。在會談中，周恩來還表示：“掌舵者應善於迎潮水而上，不然有可能被潮水淹沒。只有掌握時代精神，才能改進世界情況。”
基辛格的第二次北京之旅結束後，中美兩國按照此前的商議，在巴黎建立了美國駐法大使館武官弗農·沃爾特斯與中國大使黃鎮之間的直接聯絡渠道，並通過這條“巴黎渠道”進行了45次預備會談。隨後又通過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黃華建立了“紐約渠道”。在前期會談中，曾發生了一個插曲：美方希望通過電視信號向本國民眾報道尼克松的北京之行，並提出會提供所需的通信衛星，中方只需協助建立地面接收站。周恩來當即批評了負責這項工作的同志：“這不是花多少錢的問題，而是涉及我國主權的問題，不能有絲毫含糊。”他要求轉告美國談判代表：中國政府將出資租用美方所需的通信衛星一週時間；在租用期間，衛星的所有權屬於中國政府，美方須向中國政府申請使用權，中國將予以同意，並向使用者收取使用費；租用費和使用費都要合理。這三點意見體現了周恩來融原則性和靈活性於一體的高超外交藝術，受到美國代表的稱讚。
經過歷時三年多不懈的努力，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一行正式踏上了訪華之旅。這是有史以來第一位在任美國總統對中國的訪問，也是有史以來第一次美國總統對一個還沒有建立正式外交關係的國家進行訪問。上午11時30分，“空軍一號”專機降落在北京首都國際機場，受到周恩來的親自迎接。尼克松在日記中記錄了這個時刻：“當我們的手相握時，一個時代結束了，另一個時代開始了。”當兩人乘坐的汽車駛往釣魚臺國賓館時，周恩來意味深長地評論道：“你的手伸過世界最遼闊的海洋來和我握手——25年沒有交往了啊！”
歷時一週的訪問期間，周恩來不僅陪同尼克松進行了廣泛的參觀和遊覽，還親自主持了5次首腦會談，為《上海公報》的起草乃至雙邊關係的全面正常化確定了基調。日後尼克松在回憶錄中曾寫道：“在1972年訪問中國期間，周恩來無與倫比的品格是我獲得的最深刻印象之一。他待人很謙虛，但沉著堅定。他優雅的舉止，直率而從容的姿態，都顯示出巨大的魅力和泰然自若的風度。”但更重要的則是翩翩風度背後堅持以國家利益、民族利益為準繩的行事原則。如同國際關係史學家、《中美外交史》作者陶文釗所言：“這需要高瞻遠矚，需要從紛繁複雜的現象之中抓住本質。而在確認了國家利益後，要據此做出決斷、採取行動，又需要大智大勇，需要把握時機、精心設計。”周恩來無疑以他的整個外交生涯做到了這一點，也為今天的中國留下了極其寶貴的精神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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