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I顧問委員、中國進出口銀行原董事長、行長李若谷指出，要防範重大金融風險，就要重視、但不誇大經營中的各種風險，要解決好中小微企業融資難、監管過嚴的問題。監管要適度，保持動態的平衡，注重對新興金融業的監管，讓風險適度暴露，降低稅費，加快金融體制改革，適應市場化發展的需要。
金融風險是一個永恆的主題，只要有金融就會有風險，不可能把風險完全規避掉。
去年中央金融工作會議和“十九大”，以及今年4月的政治局會議，都把金融風險作為三項主要任務之首來進行規劃的。最近我看到一些數據，發現我們銀行業的不良資產也在上升，這也許是幾年來的第一次上升，其中中小銀行的不良資產上升得更快一些。這個問題已經引起了大家的關注。實際上，近些年來，特別是銀行業或者金融業的風險反映的不只是金融的風險問題，它只是個表象，至少某種程度上反映的是經濟風險問題。換言之，就是由於經濟增長的乏力，投資效益、勞動生產力增速，以及經濟增長質量都在下降，這些問題最終都會反映為銀行不良資產的上升。如果我們只把眼睛盯在金融風險和銀行風險上，而忽視經濟增長中的問題，銀行可能會進一步緊縮貸款，企業可能會面臨更多的困難，並導致銀行不良資產的進一步增加，進而造成惡性循環的局面。所以，我們不僅要關注金融風險，更要關注經濟增長過程中的一些困難和問題。
2017年以來，銀行資產負債表是下降的，這是2010年以來的首次下降。M2的增速也掉至一位數，銀行貸款的增長速度在下降，槓桿率也在下降，相應的風險也在下降。因此，如何在防範系統性風險或者重大風險的同時繼續服務好實體經濟的發展，是一個重要的課題，需要我們認真思考和研究。
接下來，我就從以下幾方面來談談重大金融風險防範與服務實體經濟發展的幾個問題。
第一， 既要重視經營中的各種風險，又不要將其說得非常嚴重，要實事求是。
首先，雖然現在確有很多風險，但也應該看到中國的金融部門、政府部門的債務率（包括隱性債務）並不很高，大概在50%左右。比較高的是非金融部門，也就是企業。而在企業中，民營企業的資產負債率也不算太高，也在50%左右，高的是國有企業。為什麼國有企業債務率比較高呢？是因為國有企業自從成立以來很少得到注資，其資本金是不足的，且很難在尚不健全的股票市場通過增資、擴股來增加自有資金。所以，它只能靠負債經營，究其原因，是因為由國家為其做了隱性擔保，銀行願意把錢借給它。因此，我覺得中國整個債務率是不高的。那麼，為什麼中國的M2會高於其他國家呢？因為中國的經濟是以間接融資為主，是以銀行為支柱的一個經濟體，主要靠的是銀行融資，因此M2的比例肯定會高。如果我們去計算一個全社會的總融資量，中國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社會的總融資量、總債務率是最低的。美國政府債務率已經超過100%，日本超過200%，歐洲都是100%以上。因此從這個情況來看，中國的債務問題並非像有些人描述的那麼危險。
其次，中國債務貨幣錯配率比較低。中國現有外債一萬多億美元，是中國外匯儲備3萬億美元的1/3左右，遠低於國際的風險線。中國的債務95%以上是內債，不存在貨幣錯配的現象，因此也就沒有外匯風險、外債風險的存在。
最後，中國政府的協調動員能力在全世界是最強的。因此，中國的債務問題一旦發生，中國政府能迅速協調並處置。此外，美國次貸危機產生了60多萬億的債務，美國通過三次量化寬鬆，基本解決了它的債務問題。為什麼？因為美元是國際貨幣，可以靠擴表來解決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的債務問題也可以借鑑美國處理債務危機所採用的量化寬鬆的辦法來化解。當然不是說只要有中央銀行的擴表作用就可以盲目採用，這是兩個問題。總之，既要重視經營中的各種風險，又不要把那種風險說得非常嚴重，要實事求是。我贊成黃奇帆市長的觀點，處理去槓桿的時候要雙方都照顧到，既照顧經濟發展的需要也照顧經濟的平穩，照顧風險的控制。這是一個雙管齊下的問題。
第二，中國金融改革中需要解決的幾個問題。
應該說，改革開放40年，銀行的貨幣創造是中國完成原始積累以及今天能夠有這樣成就的主要原因之一。如果沒有銀行的貨幣創造功能，中國不可能有今天的發展成就。我以前計算過，從1978年到2017年，中國固定資產投資總額近500萬億元人民幣，基本上是銀行提供的支持。首先，在經濟進行新一輪調整過程中，還沒有解決好中小微企業融資難的問題。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提了不下20年。我在搞調研時看到，許多企業都要靠“過橋貸款”或者其他辦法如還了再借融資的，這裡面存在很大的風險。
中國經濟的發展對金融改革的需求是非常大的，因為我們的經濟比較分散，經濟在基層層面市場化程度是比較高的，但是金融卻比較集中，基本上由政府控制，主要的幾大國有控股商業銀行佔據了半壁以上的江山。這種相對集中的金融和分散化的經濟是不匹配的。
去年我在一個省調研，全省存款19萬億，貸款11萬億，這是一個相當發達的省份，有8萬億的存差全都上交總行了。去年我去了7省市，包括重慶市，全部都是存差，沒有一個省市是貸差，資金基本上都被交到總行手裡了。這種形勢顯然與比較分散的經濟發展模式不相適應，支持力度也不夠。
第二，監管過嚴。大家知道美國是全面放鬆金融監管的，我們是什麼情況？2017年中國人均GDP8500美元左右，不到9000美元。這個水平是什麼水平？是發達國家70年代中期的水平。70年代中期時，西方國家發達國家的銀行監管絕不是現在這種狀況，《巴塞爾協議》是90年代的產品，庫克委員會是1988年成立的。中美兩國發展環境不一樣，如果我們現在全部照搬西方的監管原則、監管實踐，對中國經濟的發展是促進還是阻礙？這需要研究。
小微企業、中小企業的營商環境不順利，雖然國家發改委批准了很多項目，但過去國家發改委批准的項目是帶土地指標的，現在要開工一些項目，還得向國土資源部申請土地指標。所以，國家並未按照負面清單、市場原則去實施審批制度。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第三，對“防範重大金融風險、服務實體經濟”的幾點建議
監管不是越嚴越好，監管要適度。什麼叫“適度”？是適合金融機構、企業及其經濟發展不同階段的需要。判斷的標準就是對金融機構的監管和銀行的服務是促進還是阻礙了生產力特別是先進生產力的發展，是有利於還是不利於國民整體實力的提高，是有利於還是不利於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
一是動態的平衡，不是某一個東西堅持到底就是好的，要在動態中求平衡，控制風險，推進持續發展。二是注重對新興金融業的監管。我們現在對傳統金融業的監管比較嚴格，而對新興的金融業監管卻是缺位的，原因之一就是我們還看不到它的風險在哪兒，對它還不瞭解。但這是個極其重要的問題，如不重視很可能會造成重大或者系統性的風險。
三是讓風險適度暴露。發展特別是創新是不可能完全預知的，風險也不可能完全受到監控，所以要想全覆蓋地控制好風險是做不到的。美國一直說自己監管得很好，結果爆發了80年來最大的金融風暴。所以有些風險的暴露是好事，不是要永遠壓制住風險，適當地暴露風險應該得到允許，金融機構可以用自己的撥備不斷地去核銷。
監管機構要特別重視金融機構或者金融從業人員的風險控制能力和機制建設，要看其是否合理、到位，而不是在一個風險個案上花很大力氣。
前面幾位嘉賓到講了很多問題，比如投資和產能過剩，基本原因是沒有把投資決策權交給企業和市場。如果把投資的決策權交給企業和市場，那麼企業和市場基本上可以控制自己的行為，不是說百分之百可以，市場不是萬能的，但基本可以控制。但如果政府參與很多、干涉很多，就有可能形成產能過剩。許多產能過剩現象都與政府介入如政府指導、支持市場主體大量投資有關。改革開放初期我們的電視機、家用電器，後來的汽車廠都有過慘痛的教訓。所以一定要把審批權、決策權還給市場、還給企業。
四是降低稅費。中國的稅費較多，OECD曾計算過我國企業綜合稅負負擔是68%，雖然不一定很準確，但稅負確實很重。
五是加快金融體制改革，適應市場化發展的需要。現在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難以解決是因為為他們提供服務的機構數量不足，成立三五個中小銀行根本滿足不了經濟發展的需要，能不能考慮把大型商業銀行地縣的分支機構就地法人化？由原來的大銀行控股，可以有其他的新股東加入，風險都是原來大銀行負責等等。這是一個可以在短時間內形成服務中小企業實體經濟的金融體系，不用增加人、不用增加房屋。我覺得這應該是一個可行的辦法。但是這個辦法觸犯了不同主體的利益，要做大量的利益重組。另外，立法也是必要的。人大可為此項改革推出“金融特別法”等多部法律，以加快發展直接金融及各種基金、保險。
多年來，我們的改革引入了很多市場機制，剛才黃市長引用了很多美國的實踐和法律，但中國企業、銀行的環境和美國完全不同，怎麼辦？它的那些東西在我們這兒能不能適用？這是一個嚴峻的問題，需要認真研究。我覺得中國的金融風險、金融機構的改革是我們今後不得不面對的重大問題。我只是從曾經的工作經驗中提煉一些問題，供大家思考。
閱讀更多 明德商道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