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南方工报推出——
《“40职业40人”系列报道》
给大家讲述40年来的那些人那些事，
今天推出这期就厉害了！
他摁下了“改革开放第一爆”的电钮！
“4分钱惊动中南海”的故事起源于他！
1979年，深圳特区建设元年，蛇口炮声隆隆，声震海外。昔日的荒滩野岭，转瞬间热火朝天、红旗飘扬，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航局”）工人有幸成为特区建设的急先锋，并成为“四分钱惊动中南海”“改革开放第一爆”等“历史大片”中永不褪色的主角。
离港高潮中
涌起改革开放大潮
1978年，时任交通部香港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的袁庚在李先念（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划拨的宝安县蛇口半岛（现深圳市南山区辖内）2.14平方公里土地上创建蛇口工业区。1979年7月20日，蛇口工业区正式运作。当年，沈长林34岁，正当年富力强。
建蛇口工业区，要先建蛇口港码头。1979年6月15日——沈长林清晰地记得这个日子，四航局第二工程处第一施工队（以下简称“二处一队”）施工筹备组一共12人来到蛇口。沈长林是筹备组组长兼二处一队副教导员。他还将是四航局蛇口工区党支部书记。
▲袁庚视察蛇口。
沈长林回忆，当时的蛇口处处荒滩野岭，人烟稀少，菜价奇贵。比如空心菜，在广州只要2分钱一斤，在当地却高达三毛三一斤。施工队发扬南泥湾精神，用毛竹搭建工棚、养猪、网鱼，并发动职工种菜，当年就产菜3万斤，足食之余，还可外卖。
四航局第二工程处首批到蛇口的有三个施工队：第一施工队、第四施工队和机械队，总人数400多人。此后到达蛇口参加建设的四航人达1000多人。
在物质匮乏年代，广东乃至内地居民频掀“逃港潮”，从深港边界偷渡到香港。蛇口港一带可能是偷渡的主要“通道”之一。蛇口港与香港隔海相望，两地直线距离仅五六公里。沈长林回忆，工地附近的一个村庄只剩下老年人，青壮年都逃港了。
沈长林说，进入蛇口的四航局施工队伍，首先要保证没有一个人逃港，并且要积极帮助当地派出所防偷渡。作为教导员，沈长林是第一责任人。
他们还真的碰到了逃港者。“好几次，我们的炊事员正在煮早饭，伙房里涌进来一帮人，看起来像‘烂仔’，低低地说：‘对不起，请你们帮我们解决吃的。’”
他们看到的偷渡失败者更多。“每天都有尸体从海上漂浮过来，浮到码头施工区域内，周围几百米都是臭的。”于是，沈长林带头，乘小交通艇，用竹竿把尸体拖到岸上，挖坑深埋。“不知埋了多少。发现尸体最多的一天，听说有四五十具”，沈长林说。
工人们还常在海边捡到单车，那是逃港者丢下的。驻蛇口当地部队还捞起许多小船，堆积如山，显然是逃港者上岸后抛弃的。
耐人寻味的是，1978年上半年，正是广东逃港高潮期。而同期，中国的改革开放大潮也正在蛇口涌动。
“四分钱奖励”
惊动中南海
在完成了基础设施建设后，1979年7月，四航局二处一队开始建设蛇口工地的第一座码头——五湾首期600米长的顺岸码头。这座码头要炸山填海，大量的土石方需要转运，这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属于超大工程量。尤其在码头后方堆场施工中，要清理大量淤泥，换填石渣和开山土。清理淤泥是又脏又累的活，当时由于缺乏相应的激励制度，工人们按步就班地开着运泥车，清淤回填进展缓慢，合同工期很难保证。
面对工期的巨大压力，四航局二处处长兼蛇口工区主任李洪（已故）召集大家讨论该如何“抓”进度。
一队党支部书记沈长林无意中看到1979年8月2日《光明日报》上刊登的一篇文章，那篇文章介绍了北京内燃机厂、河北廊坊棉纺厂等单位实行奖金奖励的做法。当看到“奖金”两个字的时候，他的眼睛放出光来。他仔细读完那篇报道，琢磨着：“别的单位可以搞奖励，还上了报纸，说明国家支持这种做法，那么我们也可以搞。”他在报纸上贴了张“请一队支部委员认真学习”的字条。
在讨论会上，二处党委书记王振之和李洪一致认为，内地尚且搞奖金，在深圳，尤其在蛇口更应该搞。大部分同志都表示支持，当然也有人担心犯“政治错误”。
“当时我们采取的还是惯用的平均主义奖励办法，即每月在工人中评定一、二、三等奖，按等级分别发给7元、6元、5元奖金。”这种奖励还是调动不起工人们的积极性。沈长林建议：可以设超产奖。“我核算了一下，一辆车跑28趟够本，我们就以40车为基数，从第41车开始，每车发4分钱超产奖金。”
建议得到大部分人的支持，沈长林很受鼓舞，迅速拟了一份蛇口工段“全优工号奖”书面方案，提交到蛇口工区。
▲沈长林讲述当年故事。
当时，招商局也为工程进展缓慢而焦虑，当他们接到工区关于奖金分配新方案的报告后，马上就同意了。
奖励方案10月份开始施行，工人们的干劲一下子就上来了。一个工人一天能多运70多车。天很热，他们肩上搭条毛巾，背个大水壶，关上车门就不出来，连上厕所都没空。一天下来，掰着指头一算，都很开心：“今天又挣了一块多！”为了一天能多跑几趟，工人们早晚都主动检查车辆，不用维修工动手。
制度实行第一个月，一队的平均奖金就达到14元。第二个月，升至18元。而且拉开了差距，个人最高奖金有达到30元的。项目工程进度也突飞猛进，生产效率的大提升让各方都为之一震。一队开了个好头，其他两个施工队也跟上来，分别制定了适合自己的奖金方案。
但是，他们的奖金制度，尤其是“4分钱奖金制度”，已经大大突破了当时国家对于奖金总额的限制，即“每人每年不得超过一个半月到两个月的工资额”。
于是上级派的工作组来到蛇口工区，沈长林还被找去谈话。他感到了巨大的压力。好在工区领导承揽了全部责任。1980年4月，上级有关部门以“纠正滥发奖金的偏向”为由，勒令四航局停止实行已经执行的奖金制度。
工人们的积极性一下子就像水银柱一样直线下降。当月开始，车队工人每人日均运泥数量又下降到二十来车。他们磨洋工，一上厕所就一个小时。热火朝天的施工场面不见了，施工的进度也急剧慢下来。
袁庚着急，到了现场。
1980年5月，蛇口工业区建设指挥部向交通部、国务院进出口管委会、广东省委特区管理委员会递交报告，题为《关于蛇口工业区特区基本建设按经济规律办事实行定额付酬办法的请示报告》，文中提出，
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的倾向不能调动广大建设者的积极性，已成为工业区建设的障碍。工业区应根据实际情况，采取灵活措施，实行特殊政策，坚持和推广前段时间实行的按经济规律办事，搞定额制，超额增加付酬等行之有效的做法，加快蛇口工业区建设。1980年7月30日，《关于深圳市蛇口工业区码头工程停止实行超产奖，造成延误工期，影响外商投资建厂》的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送到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案头。胡耀邦非常重视，提笔批示——
“请谷牧（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同志过问一下此事。我记得中央讨论奖金时，中央并没有哪位同志同意奖金额不得超过一个半月到两个月工资额的规定……看来我们有些部门并不搞真正的改革，而仍然靠做规定发号施令过日子。这怎么搞四个现代化呢？请你顺便在财经领导小组例会上提一提。”
几分钟后，批件被送到谷牧办公室，谷牧马上作出反应并批示。
仅仅隔了一天，8月1日，四航局二处蛇口工区定额超产奖四分钱奖励制度就宣布重新实行。期间，四航局还细化了四分钱制度，将其完善为“定额超产奖励制度”。
这个制度按照完成任务、质量、安全、节约、劳动态度和出勤六个项目逐项评分，综合总分评定班组和个人奖励等级；机械队实行计件奖，工人每人每个工作日劳动定额为运泥55车，完成这一定额者每车奖2分钱，超过定额者每车奖4分钱。
制度重新实施的当天，人均运泥车数一下子跃升到100车以上，干劲最大的一位工人曾创下一天运泥131车的记录，单日奖金达4.14元。因为“多劳”，一个月下来，每个工人能“多得”100多元。而在“四分钱奖励”之前，月奖金最高的一等奖是7元。
“后来我们又把这个四分钱奖励制度加以推广和延伸，工人的积极性更加高涨，使工程比原计划提前一个月完成。这看似是‘四分钱’创造的奇迹，实际上是四航人在改革开放中观念改变所创造的奇迹，是按经济规律办事的结果。”沈长林总结道。
四航人
按下“ 改革开放第一爆”电钮
1979年10月4日，四航局第二工程处第四施工队按下了后来被称为“改革开放第一爆”的电钮。
1979年7月，以倪鹤安为队长的第二工程处第四施工队进入蛇口。按照当初规划，蛇口工业区要兴建两座水深-3米的码头、一家钢铁厂和一个拆船滩以及一批工业厂房。工区安排四队和机械队负责整个蛇口工业区的“五通一平”（通路、通电、通水、通邮、通话，平整场地）工程。
为尽早实现“五通”，须搬掉五湾和六湾之间一座占地数平方公里、土石方量超过500万立方米的拦路山头。工程量之大，以常规速度爆破、开挖，需要一年甚至更长时间，而整个蛇口工业区的建设合同工期才一年多。为不误工期，四航局蛇口工区指挥部召集了工程技术人员商讨对策，提出了采用集群爆破施工法。以工程规模和作业难度而论，该项爆破在国内同行业建设史上前所未有，省内外几支爆破作业专业队到现场勘探后，都望而却步。
四航局遂决定自己组织发动职工技术攻关和实施爆破作业，工区组成了以二处技术骨干为成员的爆破作业小组，经两三个月的技术攻关，最后决定采用松动爆破作业方案：竖井挖洞、装炸药填土、用雷管电线控制炸药的爆破。他们挖出30多个10多米深的竖井，每个井间距离3-5米，并在每个竖井井底刨出2个宽2米、深1米的洞室用于装炸药。所有井洞共放了近30吨炸药。
1979年10月4日上午9时许，倪鹤安按下电钮，只听震天动地一声响，炸出了6万立方米的土石方。此爆被形象地称为“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第一爆”。爆破声惊动了毗邻的香港，也震撼了中国大陆。
年 鉴
1978年底，时任交通部香港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袁庚在李先念划拨的宝安县蛇口半岛（现深圳市南山区辖内）2.14平方公里土地上，创建蛇口工业区，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实际运作第一人。
1979年1月31日，招商局正式进驻蛇口，独立开发和经营蛇口工业区。6月，中交四航局率先进入蛇口施工，建蛇口码头。
1979年10月4日，中交四航局蛇口工区采用集群式爆破，被称为“改革开放第一爆”。10月30日，蛇口工区改革分配制度，实行“定额超产奖”。
1980年7月30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关于深圳市蛇口工业区码头工程停止实行超产奖，造成延误工期，影响外商投资建厂》的新华社国内动态内参清样上作出批示。8月1日，中交四航局蛇口工区恢复“定额超产奖”。此谓“四分钱惊动中南海”事件。
1980年3月，蛇口工业区建设指挥部改组，袁庚任总指挥。
1982年，为了激励工人，袁庚在蛇口码头打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
1984年1月24日至2月10日，邓小平视察深圳、珠海、厦门三个经济特区，期间于1月26日上午参观深圳蛇口码头时，表示袁庚提出的口号“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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