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人的「珍貴」去哪了?

年輕人的“珍貴”去哪了?

文 / 從易​

過去幾個月的中國高校並不平靜,輿情風波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雖然話語空間時常逼仄,但對相關事件中“珍貴的年輕人”的讚賞仍舊不脛而走。“世上唯有兩樣東西能震撼人心,一是頭頂浩瀚的星空,二是我們心中的崇高的道德準則”,那些珍貴的年輕人重新擦亮了我們內心中蒙塵許久的崇高的道德準則,令人感佩的同時,也叫人心存希望,畢竟星火尚存。

珍貴的年輕人自然是值得讚頌的,不過這恰恰也折射了,在當下,這樣的人還是太過稀少。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些年輕人的所作所為,不過是一個合理社會里的正常舉動,本該是常態;然而回到當下的語境,這樣的正常舉動卻成了“反常態”。每個人本該是清醒的,但在一個人人裝睡的背景下,那些敢於清醒的便由此顯得珍貴了。因此,在讚頌珍貴的年輕人的同時,還須檢討,其他年輕人在做些什麼?他們的珍貴哪裡去了?

▌“珍貴的年輕人”與“精緻的利己主義者”

北大數次成為風波的中心。百年以來,北大一直被視為是中國最高等的學府。不僅在於它有著最好的教授、最聰明的學生,更在於它有著最好的傳統——它的“兼容幷包”塑造了中國大學的典範,它曾經的“五四精神”鑄就了青年之魂。

“兼容幷包”,寬容一切思想,傾聽一切聲音,只有自由的思想市場成為可能,真理才能成為可能。“五四精神”,即青年不只是關注小我,他們願意也敢於為家國、為社會、為他人,挺身而出,為民請命;他們不畏風險,始終心向光明和未來。就像“人民日報評論”公眾號(如今它幾乎壟斷了敏感話題的發聲渠道)對此事發聲時謹慎提到的,“眼底未名水,胸中黃河月。與民族共命運、與時代共進步,一直是北大最值得驕傲、最讓人尊重的傳統和精神。”​

年輕人的“珍貴”去哪了?

​​▲ 國立北京大學的學生在五四時期的遊行隊伍。

風波中,那些年輕人之所以是珍貴的,就在於在他們身上,我們看到了“兼容幷包”,看到了“眼底未名水,胸中黃河月”的“五四精神”。雖然歷史的語境發生了變化,但這些年輕人人格獨立,敢於發聲,他們有著強大的社會責任感和公共參與意識,即便面對龐然大物也並不畏懼。

他們之所以珍貴,另一方面也在於,像他們這樣的青年太過稀少。在北大教授錢理群看來,這裡盛產了一批“精緻的利己主義者”。他這樣說道:“我覺得我們現在的教育,特別是我剛才說的,實用主義、實利主義、虛無主義的教育,正在培養出一批我所概括的‘絕對的、精緻利己主義者’,所謂‘絕對’,是指一己利益成為他們言行的唯一的絕對的直接驅動力,為他人做事,全部是一種投資。所謂‘精緻’指什麼呢?他們有很高的智商,很高的教養,所做的一切都合理合法無可挑剔,他們驚人地世故、老到、老成,故意做出忠誠姿態,很懂得配合、表演,很懂得利用體制的力量來達成自己的目的。”

精緻利己主義者的問題並不在於利己——事實上利己並不可恥,而在於利己時價值觀和道德觀的崩塌,主動擇錯。為了利己,可以圓滑、投機鑽營、偽裝、利用關係和潛規則、工於心計、出賣隊友等等。而“尖子生”的精緻利己就更可怕了,因為他們更聰明,更擅長於鑽空子、算計、偽裝和自我保護,手法更加狡猾、反偵察能力更強,錯誤更顯得隱蔽,危害也更大。因此,前清華大學校長陳吉寧曾在應屆研究生畢業典禮上叮囑學生不要成為“高知壞人”:“當他們(聰明孩子)基於貪婪而不是基於道德準則行事的時候,他們可以比任何人都危險。”

珍貴的年輕人背面,站著一群精緻的利己主義者。一個為公,一個利己甚至因利己而損人,他們背道而馳。

▌功利主義的教育價值觀

年輕人本該珍貴,他們是如何蛻變成精緻的利己主義者的?

錢理群等諸多學者紛紛將矛頭指向我們教育價值觀的偏差。什麼是教育價值觀?著名教育家、前武漢大學校長劉道玉先生曾如此解釋道:“所謂教育價值觀,一方面表現為教育的價值取向、教育價值的追求,以及凝聚教育價值的目標;另一方面表現為教育價值的尺度和準則,是人們評判教育價值有無、高低和大小的標準。”換言之,

教育價值觀決定著教育教的內容、目的、評價和選材機制等等,它也從根本上決定著教出什麼樣的學生。

中國教育的根本特徵是,升學教育與應試教育。小升初、中考、高考……學校、家長、教師、學生幾乎將全部的精力都放置在這幾次“升”上面,教師為升學而教,學生為升學而學。

學者資中筠嚴厲批評道,“中國現在的教育,從幼兒園開始,傳授的就是完全扼殺人的創造性和想象力的極端功利主義。教育沒有別的目的,就只是奔著升學去。”我們在對分數的瘋狂追求中教會學生急功近利;我們在對學生的專制中扼殺個性;我們通過堆積如山的作業的將學生工具化;我們的教育中缺乏人文理念的涵養,缺少“對錯”“好壞”與“美醜”的分辨,並在過多不恰當的規訓中壓制乃至扼殺掉學生可貴的獨立思考、質疑和批判精神。

可以說,我們的教育價值觀是功利主義價值觀。為什麼教?為了升學率。為什麼學?為了考上好大學。而所謂的個性、人文內涵、獨立思考、批判精神,只要與成績和升學無關,它們就是不重要的;甚至,它們完全是讓位於成績和升學,為了後者,它們是可以被拋棄的。

年輕人的“珍貴”去哪了?

​​▲ 2014年6月8日,長沙市一中考點外,層層圍住校門的家長爭相用手機記錄孩子走出考場的一刻。 © 周掏 / 東方IC

那麼考上好大學之後呢?——為的是賺更多的錢,擁有更多的權。電視劇《小別離》中,母親在女兒一次考試失利後如此訓斥她,“你今天進不了前100,你就進不了重點高中,你進不了重點高中,你就進不了重點大學,進不了重點大學,你等於這輩子就完啦。”上學是為了考好大學,上好大學是為了找好工作,找好工作是為了賺大錢。

學習是為了找個好工作、賺更多的錢——這沒有任何過錯,可如果我們把找好工作、賺更多的錢當做教育的唯一目的,並以此來規訓孩子對於人生成敗的判定時,我們就誤入歧途了,我們既窄化了教育的意義,也窄化了人生的意義。只可惜,“教育=好工作+賺大錢”這不僅是絕大部分中國家長的邏輯,也是許多學生的邏輯。受此觀念影響的學生,腦子裡便根深蒂固著一種“變現思維”:我做這個是否有什麼用?能幫我找工作?能幫我賺錢?會不會影響我的前途?如果不能,我做它有什麼用?我幹嘛去冒險?

當我們的教育只為應試而教,教的目的是幫學生考上好大學、找好工作、賺大錢,我們培養的只是一群很會考試、目的明確、熟稔功利主義理念的學生。這種目的導向、利益導向教育,催生出一批為了利益、自覺擇錯的精緻利己主義者,並不是什麼咄咄怪事。

也因此,風波之中珍貴的年輕人總是少數。管理者放任學生私人領域的精緻利己,並利用權力對他們在公共領域的參與嚴格管制,大部分年輕人只能臣服於權威,他們被一種“變現思維”主宰,在內心精準地計算著得失與代價——他們怎敢拿自己的成績和前途去冒險。

▌啟蒙主義的絕境

沉默,並不代表著年輕人不明是非。事實上,功利主義教育價值觀並不總是有效的,隨著不少學生知識的豐富、見識的增長,他們觀念的水位不斷提升,也能夠明白這樣的教育的缺陷和弊端。甚至是那些精緻的利己主義者,也清晰地知道他們的行為是錯的。

那為何明白是非,卻依舊沉默?知道不足,卻從不質疑?清楚自己做錯了,卻不思悔改?就比如在很多事件裡,大部分人也只是在朋友圈轉發相關文章默默地支持那些珍貴的年輕人,如果置換語境,很多聲援者也只是沉默的大多數(最多私下抱怨下),他們終究怯於行動。為何會這樣?

關鍵在於,啟蒙主義話語已經陷入了絕境。什麼是啟蒙主義話語?它就是我們經常在種種評論文章中聽到的那些呼籲和倡導,比如擁有健全的人格、懂得奉獻、涵養人文理念、追求自由、積極參與公共事務、有社會責任感與擔當意識、敢於挑戰權威、勇於追求真理……簡言之,啟蒙主義話語以人文和理性為核心,以真善美為鵠的,它是一個時代健康發展的重要力量。但

這一話語是否能夠產生效力,根本在於,它背後存在的那個“共同體想象”是否具有凝聚力和動員力。

“五四”時期,啟蒙主義話語對於革命的推進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因為其背後附著的關於“新中國”的許諾,關於民主、獨立、富強的國家想象和更為獨立、更為自由的個體想象,對於彼時的青年有著強烈的吸引力。

年輕人的“珍貴”去哪了?

​​▲ 電影《建黨偉業》中,劉燁飾演的毛澤東在五四運動時期於街頭上演講。

那麼今時今日,我們的啟蒙主義話語能夠為堅守它的珍貴年輕人允諾一些什麼?

我們允諾他們的,不是真正的行動,不是更規範的權力運轉,不是更好的社會;恰恰相反,我們給予他們的是,是刪帖,是對家屬威逼利誘,是以權力脅迫他們妥協……好人的成本如此高昂,壞人作惡成本如此低,收益卻如此豐厚,這時面對柏拉圖之問“如果不正義的人過得比正義的人更幸福,那我們為什麼還要成為一個正義的人?”,你是否還會理直氣壯地問答,你選擇正義?

啟蒙主義話語正面臨失效的危機。齊澤克精準地形容道:“人們很清楚那個虛假性,知道意識形態普遍性下面掩藏著特定的利益,但他拒不與之斷絕關係。”也就是說,大家都知道這是錯的,可他們卻情願將錯就錯,因為人們已經沒有“另類選擇”。

依舊是一則關於北大的新聞。北京大學心理健康教育與諮詢中心副主任、精神科醫師徐凱文曾在一則演講中提到,“北大四成新生認為活著沒意義”。徐凱文提到幾位學生的故事,他們都是高考千軍萬馬中殺出重圍、學習優秀的學生。然而他們卻感覺到,“從來沒有為自己活過,也從來沒有真正的活過。他們的人生似乎只有學習好,工作好。但卻不知道為什麼要活著”。

他們就像是《黑客帝國》中擺脫“母體”覺醒的人,他們不願意往精緻的利己主義這條路走到底,他們認為這樣活著沒有意義,可當他們選擇放棄這條路時,他們卻感覺自己反倒陷入了“無物之陣”,我們的學校、我們的社會並沒有為這些年輕人提供另一條寬闊的出路。他們無所適從,甚至萌生了自殺念頭。既然醒著很可能更痛苦,很可能無路可走,那為何不做一個裝睡的人?

絕大多數人都這麼做了,或者也包括你我。

我不想過於責怪那些沉默的年輕人,畢竟在一個不自由並且公權力可以肆意侵入私人領域的語境下,他們擁有保持沉默的消極自由。雖然消極自由是權利,但我們也要強調它的嚴重缺陷,誠如以賽亞·柏林說的:“如果自由的程度隨需求的滿足而變,我就可以通過消除需求來增加自由,消除需求和滿足需求將一樣的有效;我可以使人們(包括我自己)獲得自由,方法就是使他們失去原本具有而我決定不去滿足的那些需求。”人人消極自由,不斷主動降低對自由的需求,最終是我們失去了自由。

也正是這樣,我們更要稱讚那些選擇積極自由的珍貴年輕人,他們以勇氣、睿智、責任和犧牲精神,“能做事的做事,能發聲的發聲。有一分熱,發一分光。就令螢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裡發一點光”。他們在不斷擴寬道路,重新激起道義人心,並終將等來火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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