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古达观
第一，杜特尔特的禁毒政策，虽然遭到美国等西方国家说三道四，而在菲律宾国内，是得到菲律宾民众欢迎的。杜特尔特上台两年多来，支持率一直高企就是很好的说明。这次两名市长被杀，应该是禁毒反对者、贩毒分子干的，但在绝大多数菲律宾民众支持禁毒的大环境中，这种反对是无效的，实施暗杀行为者必定付出惨重代价。
第二，刺杀两名市长的人，都是不明身份的人，都不敢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这恰恰说明了做贼心虚、邪不压正的道理。如果实施暗杀行为的人，认为自己行得端做得正，认为自己能够获得菲律宾民众的支持，那又何必偷偷摸摸、鬼鬼祟祟地搞暗杀行动呢？
第三，两名市长被杀，将更加激发杜特尔特政府禁毒扫毒的信心和决心，更加激发菲律宾民众对杜特尔特政府的支持。两名市长是因为禁毒扫毒被杀，菲律宾民众不会忘记他们，只会对贩毒分子更加仇恨，坚定地与杜特尔特政府一道，对毒品、毒贩实施“零容忍”。
毛开云
菲律宾在两天之内有两位禁毒市长被杀，给杜特尔特敲响了警钟，事实上，自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开始禁毒战争之后，已经有12名地方官员被杀害。搞得不好菲律宾就会成为第二个墨西哥：国家动荡、毒贩横行。禁毒没有错，但让老百姓过上好生活才是治本之策。
禁毒战争以来有12名地方官员被杀，说明菲律宾的局势不稳
杜特尔特曾担任菲南部最大城市达沃市市长22年，任期内以铁腕打击毒品犯罪，将这座原来高犯罪率的南部城市变成菲律宾最安全的地区之一，在其就任总统前达沃市获得了“世界第九大安全城市”称号。 他在竞选时曾承诺打击毒品犯罪，并放言：干掉十万人，尸体丢进马尼拉湾喂鱼。2016年6月30日，他就任菲律宾总统以后，立即开展了一场疾风暴雨式的禁毒战争：上任仅5天，杜特尔特在空军庆典中突然宣布逮捕5名高级警官，3人被当场宣布革职。一个月内有207名涉嫌贩毒和吸毒人员在警方行动中被打死，十几万人自首（其中包括阿尔布埃拉市的市长埃斯皮诺萨在内的多名政府官员），街头经常有被击毙的毒贩身上挂着牌子写着：我是毒贩，别效仿我，不然这将是你们的下场。此次被杀的塔纳武安市市长哈里里，在2016年就组建了一个70人的“黑衣团”在街头巡视，将抓到毒贩游街。然而这种“以暴制暴”的扫毒方式程序不规范，借着禁毒侵犯人权和腐败的事件时有发生，时间一长并没有给菲律宾带来安全，反而加剧了社会的动荡。
民众开始对反毒行动产生质疑和抗议，如菲律宾人民律师联盟秘书长艾德瑞表示：虽然我们都痛恨毒品，也希望毒品消失，但不该对街头吸毒者及贩毒者展开轻率且牵强的处决，这种大开杀戒的情况必须停止。多名国会议员提出议案，呼吁调查“法外杀人”事件。杜特尔特不仅要打破一个旧世界，还要学会如何建设一个新世界
毒品犯罪猖獗的背后深层次原因是菲律宾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性缺陷：从政治上来看，中央政府权威不够、地方分裂势力林立。在菲律宾南部地区活跃着多股叛军，最大的“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已经超过1万人，毒品交易是其重要的收入来源。2017年菲律宾军警在棉兰老岛马拉维市与“毛特组织”及阿布沙耶夫武装发生交火，造成军警和平民伤亡。腐败横行，前总统阿罗约、前首席大法官科罗纳和前监察长古铁雷斯等人锒铛入狱，前国防部长雷耶斯因贪腐丑闻饮弹自尽，各级官员都贪腐成风。从经济上来看，该国一直没有能够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工业化程度较低，财政赤字和债务高企，这些问题和腐败、毒品、分裂主义交织在一起制约了经济的发展，反过来又影响了社会的稳定。杜特尔特的失误在于：在铁腕打击毒品交易的同时无视法律和程序正义，同时又没有能够解决政府部门的腐败问题和老百姓的民生问题，在最初对运动式的禁毒战争给予支持后，民众并没有得到什么，时间一长自然对政府多次抗议。
杜特尔特必须吸取墨西哥的教训：墨西哥政府曾多次发动对大毒枭的“禁毒战争”，结果是付出巨大代价剿灭一个毒枭后，又有新的贩毒势力崛起，社会持续动荡，经济发展也就无从谈起，在今年墨西哥大选的前夕，曾一天有100多人横尸街头，民众看不到希望。
杜特尔特的“禁毒战争”是一个系统工程，不仅要剿灭毒枭，更要铲除毒品交易在菲律宾的土壤，那就是腐败、分裂主义和贫穷，否则菲律宾就将沦为第二个墨西哥。
大笨蛋6703
法制建设是国家的基础，程序正义是法制的灵魂，省略了程序正义的法制，约等于亲手破坏了法制的神圣与高贵，如果执政者为了让自己的政令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绕过法律用原始的“以暴制暴”来直接消灭犯罪者，无疑将执法者降到了与犯罪者同等的高度，法制失效的同时，互相之间的杀伐就开始了，，，！
平民与执政者的区别在哪里？
民众对犯罪者的痛恨是基于朴素情怀的自然心态，政府惩治犯罪是代替人民创造安全与自由的生存环境，从这个意义上讲，“惩恶扬善”是民众与政府的共同责任与心愿，但民众是没有权利（也没有能力）亲自去完成这项任务，只有政府才有这个权利与能力，政府行为的依据是什么？当然是法制！
政府行为必须在法制的框架之内运行，才能彰显其正义与权威，因此，至高无上的并不是政令，而是法制！
当杜特尔特喊出:“我要将所有的毒贩都扔进马尼拉湾去喂鱼”的那一刻起，实际上已经有了将政府权力凌驾于法制之上的潜在意识，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上任以后，他就用“一声令下”的方式展开了对毒贩全国范围内的剿杀，一时间，菲律宾的大街小巷乡村巷陌，很多不明身份的“毒贩”暴尸街头，唯一能证明他们死因的依据就是死者身上的一块牌子:“我是毒贩！”
最初的口号加上实际的行动，无疑迎合了民众对犯罪者最原始的憎恨，但同时也磨灭了民众对法制的敬畏，更为可怕的是，杜特尔特直接将杀伐的权利交到了民众的手里，也就是说，政府不但省略了法制的审判程序，甚至直接忽略了法制的存在，试想:政府在程序正义的约束之下尚且会出现冤假错案，让法治思维仍处于蒙昧状态的民众，自己去分辨善与恶的界限，罪与罚的程度，这无疑是文明的倒退，法制的悲哀！
没有了法制的土壤，任何人都没有安全可言！
“法制政府”的含义是:政府依法治理公民与社会！与之相对应的则是:公民与社会依法治理政府！
如果政府绕开法律，用自认为合理的方式来治理公民与社会，上行下效，公民同样可以绕开法律来治理社会甚至治理政府，
现在的菲律宾就是这样，对于大街上那些用胶带缠起来的尸体，茫然的民众只能认为他们是“毒贩”，因为没有人能证明他们是小偷，抢劫犯或者是其他的什么人，对其“毒贩”身份最直接的确认，除了死者身上的那块牌子，大都来自于民间的众说纷纭和政府的一言以蔽之，天大的漏洞恰恰给新的犯罪提供了更加便利的条件，我们做一个假设:如果我有一个欲除之而后快的仇人，我伺机杀了他，在他身上塞一些毒品，然后在他的尸体旁扔一块牌子:“我是毒贩”！我是不是就可以心安理得的回家睡觉了？因为在民众的认知中，这个人就是毒贩，这样的处决方式是政府允许的，警察也是这样做的，没什么好奇怪的，，，！
人满为患的监狱有多少真正的罪犯？4000多名死者中有多少罪有应得的毒贩？不仅我们不知道，也许连菲律宾人民甚至政府都不知道，
加上此次被杀的两名市长，菲律宾已经有14名官员被杀，一时之间，“市长”似乎已经成了菲律宾的高危职业，试想:连市长都有随时死于非命的可能，普通平民的安全谁来保证？正如一名官员在事后感慨:“现在的菲律宾，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
此次被杀的两名市长，其中有一名被怀疑是因为权力斗争的结果，而另一名则是因为之前曾涉嫌贩毒，被其团伙内的竞争对手所杀，那这里面就出现了一个悖论:既然警察总部怀疑其贩毒，如果严格践行杜特尔特的“杀毒令”，那这位涉嫌贩毒的市长应该是死有余辜呀！因为杜特尔特亲口说过:“只要是毒贩，谁都可以处决他！”
14名官员的被杀说明了什么？既然执法者都可以无视法律来管理民众，那民众也可以用同样的理念来自我管理甚至管理政府，菲律宾急功近利的“除恶”方式，已经陷入了矫枉过正的自相矛盾之中！
只有法制文明才是长治久安的唯一保证！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贪腐最严重的时期，但也是反腐力度最严厉的朝代，朱元璋采取的方式与杜特尔特有着异曲同工的相似:杀！用夺取生命的杀伐来制造恐慌式的威慑，从地方政府到三省六部，逢贪必杀，但最后的结果却是越反越贪，现在的菲律宾也一样，毒品犯罪如果不从根源开始治理，毒贩就会像韭菜一样，割了一茬又会长出一茬，，，！
15世纪的英国，治安混乱盗贼四起，君主亨利八世采取乱世用重典的方式，对小偷进行了统一的处罚:轻者砍手砍脚，重者直接杀头，本以为小偷会因为恐惧而改邪归正，但出乎意料的是，第二年开始，整个英国贼患猖獗，以前的小偷小摸变成了直接的杀人越货，作为一个犯罪者来说:盗窃，抢劫和杀人，我为什么要选择最不划算的那一个呢？
美国的毒品犯罪同样严重，但特朗普宁肯用“修墙”这样原始而笨拙的办法来阻隔犯罪，都丝毫不敢超越法律来惩治犯罪，因为，如果跨越了法制的边界，“依法治国”的理论就会被污染，没有法制的国家是毫无希望的！
打击犯罪是一项保证社会稳定的长期工作，法治进程建设是根据社会文明程度而循序渐进的漫长过程，如果靠一场一场的运动来完成的话，结果可能适得其反，杜特尔特“反毒”的初衷没有问题，但这种快刀斩乱麻的杀伐决断对一个国家来说恰恰是削足适履，犯罪的根源是什么？是贫穷，如果不能改变贫穷落后的社会环境，犯罪的滋生与蔓延就是必然，而犯罪者之所以敢于面对死亡的威胁铤而走险，是因为在生存与恐惧之间，人们通常会以“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人性规律来选择前者，并不会因为外部的压力而掐断他们以身试法的决心，况且，杜特尔特这种“正义的残暴”，本身就是对民众无视法律的潜在引导，因此，杜特尔特的“杀毒令”，让菲律宾沦为“法外飞地”的可能是完全存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