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書領讀 | 文學 | 《我在伊朗長大》【伊朗】瑪贊·莎塔碧
前幾天，在眾多世界盃戰報中，有個不起眼的新聞卻振奮人心，引得各大媒體爭相報道：38年禁令終解除，伊朗女性球迷獲准進場看世界盃！
伊朗女性的社會地位到底有多低，也許我們可以跟著瑪贊從1979年說起。
面紗
1979年，爆發了一場革命。這場革命後來被稱作“伊斯蘭革命”。接著，1980年到來了，這一年在學校戴面紗成了必須要做的事。男孩兒和女孩兒一起學習的雙語學校被統統關閉，女孩子們被迫戴著面紗和朋友們分開。
瑪贊成長在一個富裕、開明的家庭，這無疑是非常幸運的。即使在戰爭年代，她的家庭依然能為她提供安全的成長環境、優秀的教育保障。
開明的父母有著進步的思想，瑪讚的爸爸媽媽從不因為她還只是個12歲的孩子而在家避談政治。
每當瑪贊心存疑惑，他們還會毫無保留地向瑪贊解釋局勢。
瑪讚的爸爸媽媽參加反對國王的抗議活動，但他們拒絕瑪贊一起參加示威遊行，即使他們年幼的女兒展現了超越年齡的成熟：“一場革命要取得成功，全體人民必須都支持它。”
但父母的反對並沒有另小瑪贊退卻，她鼓勵家裡的女僕一起上街遊行，抗議不平等的階級固化。但結果是被民主先鋒的媽媽賞一巴掌，因為她們選擇示威的那一天竟是臭名昭著的“黑色星期五”，附近某個地方有許多人被殺。
國王的統治被推翻後，伊朗迎來了短暫的“自由”，政治犯紛紛出獄成了英雄，罪惡政權的爪牙被鞭撻唾棄，包括他們的家人。孩子們因家裡有人蹲過監獄而自豪。但好景不長，瑪贊家的“英雄”接連遭到暗殺或秘密逮捕，直到，兩伊戰爭爆發！
安息日
事態一天比一天惡化，原教旨主義的盛行使得伊朗的開放進步又倒退了十年。兩伊戰爭的全面爆發，使得住在德黑蘭的人們不得不頻繁地往返在防空洞和正常工作生活之間，超市裡空空如也，女孩子們在學校每天兩次列隊哀悼烈士，重拍自己的心臟。
隨著戰爭的膠著，越來越多的貧苦地區的男孩子（12-14歲）收到鍍金的塑料鑰匙，這意味著他們如果戰死沙場，就可以去天堂，有數不清的食物、珠寶、女人，就是這個拙劣的謊言，讓窮人的孩子掛著這種鑰匙，在地雷陣上被炸上了天。
1982年，和兩伊戰爭相比，內戰對伊朗的威脅更大。瑪贊是個進步、現代，思維新潮的姑娘，這對她來說，當時的伊朗已十分不安全。幸運的是，瑪讚的爸爸媽媽並不認為這是瑪讚的錯，他們鼓勵自己的女兒按照自己的意願成長。於是在瑪贊14歲的時候，爸爸媽媽送她去了奧地利繼續完成中學學業，當她從玻璃窗看向送行的爸爸媽媽最後一眼時，發現媽媽因不捨暈倒了。她明白，她要獨立生活在一個語言不通的陌生環境，一切都要靠自己。
流落奧地利
在奧地利的求學時光不算美好，但卻是瑪贊人生的重要轉折點。作為第三世界國家的人，她逃避伊朗的戰爭新聞，為了融入朋友一起吸大麻煙。體驗愛情、遭遇背叛、被栽贓偷盜、流落街頭……所有的這一切都不是那個14歲正義凜然的少女所能想象。
瑪贊不顧醫生的勸告，在回故鄉前的5天不停地吸菸，一段內心剖白在煙霧繚繞中扣人心扉：
我想，我寧可把自己置於嚴重的危險中，也不願面對我的恥辱。我為自己的不長進而恥辱，為沒有讓父母在為我做了那麼多犧牲之後能夠為我自豪而恥辱。我為自己變成了一個平庸的虛無主義者而恥辱。
瑪贊重新戴上面紗，向自己的個人自由和社會自由揮手告別。
回家
回家後的日子也並不好過，伊朗雖然結束了戰火，但“姐妹”們的社會地位並未提高多少。女性外出依然有嚴格的面紗規範、不能化妝、不能與年輕男子同行，除非可以拿出結婚證書。
一點點發型的反叛也只能兜在頭巾內自我欣賞。大多數女子婚後沒有工作的權利，需要在家養育子女，沒有離婚的權利，除非結婚時丈夫認可妻子可以離開，有的受過良好教育的女子在家甚至沒有與客人說話的權利。
這樣令人窒息的社會環境，在瑪贊決定離婚後，決定再次出國。這次離別是她自己選擇的，瑪贊媽媽的一席話把故事的結尾推向高潮：
“這次，你就一去不回了。你是個自由的女人，如今的伊朗不適合你。我不許你再回來了！”
“好的，媽媽……”
少女瑪讚的故事結束在1994年，24年間的伊朗女性的社會地位到底有多少變化，對我們這些圍觀群眾來說還是神秘的。
從“伊朗女球迷，世界盃觀眾席上一道亮麗的風景線”、“瘋狂的伊朗女球迷，為看球甘願坐牢”等等“外行人”報道中，好像也沒能改善多少。
只能說，任重而道遠，希望越來越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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