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近來，全球史研究逐漸受到史學界的重視，無論從研討會、工作坊、演講或期刊專號，隱約都可看出這波史學的“全球轉向(global turn)”。①此外，由近十年來所出版的討論全球史研究動向的文章數量的增多，也可看出此趨勢。②例如《世界史、全球史和全球化的歷史》一書就提出了“全球化史學”的概念，他們認為冷戰結束後，史學界的顯著變化之一是全球史的研究較以往受到關注。1980年代之後，世界史書寫朝向兩個不同路徑。一個發展較早，約從1970年代到1980年代，以弗蘭克(Andre Gunder Frank)、沃爾夫(Eric Wolf)及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等社會科學家為主，他們特別關心西方資本主義對世界上其他地區產生的影響。③麥克尼爾(William H. McNeill)代表了第二種取向，他較傾向將更早的歷史發展納入討論。④直到1990年代以後，“全球史”(global history)這個詞彙才變得較為通用。
全球史研究的趨勢有以下幾個特點：首先，它挑戰了過去民族國家史的書寫限制，將視野擴展到地方、區域、國家及半球之間的彼此聯繫。其次，全球史研究跳脫以往宏大體系與理論的框框，許多兼具宏觀及微觀的論著開始受到重視。第三，全球史啟發研究者以一種全球視野的角度來看問題，促進史學的各次級學科改採新的研究取向，舉凡社會史、性別史、經濟史、環境史、外交史、物質文化史都紛紛強調全球視野。第四，研究者不限於史家，多為跨學科的學者，主要涉及社會學、經濟學、政治學、國際關係及地理學。第五，出現了全球史的專業學術期刊，例如《全球史期刊》。最後，全球史專門研究機構的陸續成立也助長了這波研究風潮。
有關全球史的研究，兩岸史學界又較西方晚了十幾年。雙方發展步調不一，中國臺灣的全球史研究才剛起步，大陸則已有高校的專門研究機構在積極推廣。大陸的全球史研究有以下特色：(一)以世界史與史學理論研究社群為主，較少中國史相關著作；(二)課題集中在全球史與世界史的異同、全球史觀、全球史與全球化的關聯、全球史的影響、全球視野下的世界通史編纂、國際歷史科學大會中的全球史、美國全球史學評介與歷史教學、全球史與環境史家、全球史與民族主義史學、全球史家的介紹；(三)研究社群主要以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及首都師範大學為首。
此外，近來的新作法是論文集形式的期刊書及讀本的編纂。《全球史評論》為首都師範大學全球史中心所主辦，於2008年發行第1輯。⑤另一本值得介紹的是《全球史讀本》，由首都師範大學教授夏繼果與美國《世界史雜誌》主編本特利(Jerry H. Bentley)主持編選。書中所收錄的文章，多為西方學者的作品。全書分為全球史的概念、全球史的分期、全球史的主題、全球史上的中國四部分。⑥這本書所關注的課題更能體現歐美史學“全球轉向”的精華。近年來大陸史學界的全球史研究值得臺灣地區借鑑。然而，美中不足的是，這些文章所探討的論著較少涉及當前歐美的最新研究動態。例如這些文章常提到的學者多半為過往所熟知的研究者，像談白銀資本的弗蘭克、研究“瘟疫與人”的麥克尼爾(William H. McNeill)、持續探究世界史的本特利或以《槍炮、病菌與鋼鐵》聞名的戴蒙德(Jared Diamond)。
上述書籍的出版或許可以反映當前西方史學的全球轉向，而這種特色之一，即在於史學作品的“空間轉向(spatial turn)”——或者說是史學跨越民族國家的領土疆界，朝著區域、大陸及半球等空間發展。19世紀以來，專業史家傾向將世界歷史劃分為不同國家來考察。他們認為民族國家是歷史分析的基本單位，常以國別史的面貌出現。然而，歷史經驗不僅是個體社會發展的結果，也是跨越民族、地域與文化界限的產物。近年來史家為了要追尋世界歷史內涵，會進而探究各地區之間和不同社會之間的交流互動所帶來的影響，而改採以跨區域、大陸、半球、大洋和全球為單位的歷史研究法。⑦
有三種因素促進了民族國家史轉向全球史。第一，全球戰爭和經濟的變動讓史家意識到民族國家和個體社會都不可能孤立自處，所有國家的命運都不可避免地被納入了全球體系。第二，史家積累了歐洲以外地區的更多知識。第三，以往學術的專門化帶來知識結構的破碎化，促使學者、政府和大眾開始要求歷史知識的整合。
二、
何謂全球史？史學界似乎沒有一致的看法。學界並非那麼清楚“全球史”和“世界史”這兩個概念究竟有何不同，往往這兩個名稱相互混用。全球史比較傾向於研究15世紀地理大發現以後的歷史，特別是20世紀最後30年以來的全球化進程。⑧事實上，全球史這個名詞很早就已經出現。例如早在1962年，斯塔夫裡阿諾斯(Leften S. Stavrianos)就已經編撰了地理學著作《人類的全球史》(A Global History of Man)；雖然標題有“全球的”字樣，但正文用的還是“世界”(world)這個詞彙。
《新全球史》的序言曾提到：“‘全球史’也稱為‘新世界史’(new world history)，上世紀下半葉興起於美國，起初只是在歷史教育改革中出現的一門從新角度講述世界史的課程，以後演變為一種編撰世界通史的方法論，近年來已發展成為一個新的史學流派，其影響也跨出美國，走向世界。”⑨對有些學者而言，全球史和世界史有所區隔，但等同於“新世界史”，這個名稱不僅是一種研究取向，更代表某種歷史學派。本特利於2002年寫過一篇文章《新世界史》(“The New World History”)，文中所謂的新世界史就是全球史，他還明確指出全球史的理論有四種，其研究課題涵蓋：跨文化貿易、物種傳播與交流、文化碰撞與交流、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移民與離散社群。⑩
已有愈來愈多的學者在題名中直接使用“全球史”名稱或標榜“全球史的視野”。奧布萊恩(Patrick O'Brien)認為全球史符合我們當代的需求，全球史迴歸影響的歷史敘事使得學界具有普世性的世界觀。(11)但也有學者提醒，我們不能因為“全球史”一詞在世界各地廣泛使用就誤以為人們對於這個名稱的用法已有共識。塞森麥爾(Dominic Sachsenmaier)告訴我們，有學者認為“全球史”就是運用全球的視角審視人類的過去；有學者則堅持“全球史”主要是指“全球化的歷史”。(12)
目前歷史學的數個次級學科如環境史、經濟史、社會史、性別史、物質文化史及全球微觀史，或多或少都受到這波“全球轉向”風潮的影響。
全球史的興起最早與環境史有密切關聯。自1970年代環境史興起以來，有關美國及世界各國的環境史論著大量出版。隨著全球環境變化加速，學界漸漸發展出全球環境史概念，史家開始研究具有全球重要性的議題。例如，早在1970年代，克羅斯比(Alfred Crosby)的《哥倫布大交換：1492年以後的生物影響和文化衝擊》(The Columbian Exchange: Biological and Cultural Consequences of 1492)一書就已頗有全球史研究的架勢。這是一本結合醫療史、生態學與歷史學的著作，探討1492年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以來，歐洲人引進的動植物及疾病對美洲新大陸的影響。之後，他又寫了《生態帝國主義》(Ecological Imperialism: The Biological Expansion of Europe, 900-1900)，進一步擴展了研究範圍。
環境史學界對帶有全球視野的環境史研究的稱法不一，有的稱之為“世界環境史”；(13)有的則傾向與過往世界史相區別，另立新名為“全球環境史”。(14)儘管用法不一，實則研究視野與課題並無明顯差別。(15)若從研究特色來看，可分為四種研究類型。一是以專題為主，從世界的範圍進行研究，如格羅夫(Richard Grove)、拉德考(Joachim Radkau)、彭慕蘭(Pomeranz)等人的著作。二是世界環境史，例如約翰·R. 麥克尼爾(John R. McNeill)與休斯(Donald Hughes)的著作。三是將環境史與世界史相結合，例如《文明之網：無國界的人類進化史》(The Human Web: A Bird's Eye View of World History, 2007)，(16)英國環境史教授阿梅斯托(Armesto)的《文明的力量：人與自然的創意關係》(Civilizations, 2000)、(17)《世界：一部歷史》(The World: A History, 2007)，克羅斯比的《寫給地球人的能源史》(Children of the Sun: a History of Humanity's Unappeasable Appetite for Energy, 2006)。第四種是強調“大歷史”，把人類史放在大爆炸以來的地球環境演化中來研究，例如克里斯蒂安(David Christian)的《時間地圖：大歷史導論》(Maps of Time: An Introduction to Big History, 2004)、斯皮爾(Fred Spier)的《大歷史與人類的未來》(Big History and the Future of Humanity, 2011)。
近來有關全球環境史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是《環境與世界史》(The Environment and World History)。(18)此書的涵蓋時間為近五百年，特別關注近代與現代的連續性。他們特別受到兩本全球環境史的代表作——理查德(John Richards)的《近代世界的環境史》和約翰·麥克尼爾的《太陽底下的新鮮事》的啟發。(19)《環境與世界史》的主旨有三個：國家形成與環境史的關係；有必要將現代世界的發展置於人與環境互動的歷史脈絡中；區域政治經濟與文化實踐依然會影響全球轉變。該書論及的大部分故事都與中國、非洲、拉丁美洲、俄國、中東及北非、南亞及印度等區域有關，這些區域中的國家相對比較貧窮。值得一提的是，該書彙集了一些原本只是區域研究的專家，經過主編的精心組織，這些人的研究主題開始具有全球史意味。他們普遍認為政治及文化定義下的區域並非唯一的分析單位。本書所探討的區域既有國家，也有超越國家邊界的區域。
經濟史很早就進行了全球轉向的努力。經濟史的全球轉向與美國加州學派彭慕蘭的研究密不可分。彭慕蘭的“大分流”可說是近來中國經濟史與近代世界形成關係研究中最常被引用的概念。彭慕蘭的大分流觀點挑戰了以往現代世界體系論者的歐洲中心論。他認為19世紀中期之後歐洲經濟發展及其在世界上的統治地位的確立並不是歐洲的獨特性所產生的結果，而是偶然性的結果。在19世紀之前，歐洲在政治、軍事、社會或文化方面並沒有獲得超過中國、印度或奧斯曼土耳其的優勢，而是19世紀的工業化大大提升了歐洲的實力。彭慕蘭的理論並非憑空而來，在他之前，就已有王國斌與弗蘭克的著作以這種觀點在書寫。王國斌認為工業化是一場不可預見的技術革新浪潮所帶來的結果；而弗蘭克強調工業化是嘗試用機械設施來彌補勞動力不足所造成的。(20)彭慕蘭在兩人的研究基礎上，進一步指出歐洲工業化與世界統治地位都並非為不可避免的發展所造成，而是偶然機運所帶來的意外結果。
在社會史方面，斯特恩認為社會史與世界史是過去幾十年來有關重塑過往歷史的研究取向方面所取得的最令人矚目的兩大領域。此處的世界史指的是新世界史，是種帶有全球史觀念的世界史，與古典的世界史相區別。《社會史與世界史：合作的展望》一文認為過去的社會史與世界史之間的緊張關係目前已有改善及緩和的趨勢，兩者間的區別已經逐漸降低。儘管社會史的研究範圍已經擴展到非洲及拉丁美洲，但其主題仍是專注西歐及美國的研究。兩者最大的分歧在於社會史家偏好較小的地理基礎，所挑選的都是小的區域或國家的架構。他們所熱衷的課題已經混合了大受歡迎的微觀史，並且受到較為關注地理空間的文化與語言轉向的左右。而世界史家的眼光則集中在特權精英，(21)他們主要處理文明模式的歷史，大多關注政治機構的背景、宏大觀念及藝術表達，而對一般人的歷史不感興趣。當然，凡是關注貿易關係的世界史家和社會史家是比較接近的。儘管有這些緊張關係——因為狹隘的地理觀，強調國內的架構，有些世界史家批評社會史家阻礙了一種全球的見解的獲得，但社會史和世界史已經有了某些連結。已有一些社會史的個人作品跳脫了一般的空間限制。在社會史研究中，常關注殖民地奴隸歷史的議題放在跨區域或全球的比較視野的脈絡中探討；而在世界史研究中，則開始強調殖民主義與世界經濟對區域社會民眾生活的影響這一層面。此外，世界史史學家對社會史有直接的貢獻，其作品包括疾病的傳播、食物的交流、移民以及環境變遷。
社會史的全球轉向可以體現在日常生活史、社會組織與團體的歷史、社會運動史及勞工史等方面。相較於斯特恩的社會史與世界史合作的主張，彭慕蘭又提出更具體的建議，他在《社會史與世界史：從日常生活到變化模式》一文中主張世界史應當克服過度關注物質文化的取向，而將文化、政治、經濟與環境結合在一起看待，其中一條便捷的路徑就是與社會史相結合。(22)
近來在性別史方面，有關性別研究的新詮釋主要集中在家庭史、婦女史及性別史這三個研究領域與世界史的關係上。傳統意義上那種集中於特定區域，社群、地區及國家範圍的歐洲史寫作，已為全球史取向的寫作所取代。為了建立起一種世界史的普遍性敘事(ecumenical narrative)，傳統的婦女史/性別史應該與非西方的批判史學進行跨文化的合作。(23)以美國婦女史為例，有三種研究路徑對於這個領域的學者愈來愈重要，分別是國際的、比較的及全球的視角。邁阿密大學教授弗雷德裡克森(Mary E. Frederickson)認為這幾種視角正在改變我們看待過往、現在及未來美國婦女史的經驗的方式。(24)由於過去一百年來，包括美國婦女史在內的歷史研究，都是採取那種將國家的存在合理化的敘事手法，因此，當前的美國婦女史就是轉而投入新的全球史研究取向的撰述，強調國際的、比較的及全球的歷史取向。
在物質文化史研究方面，可舉卜正民的《維梅爾的帽子》為例。在今日全球化的趨勢下，本書有三個意義，第一是從中國來看17世紀的世界史；其次是從17世紀開始，歐洲與中國之間的巨大隔閡首度開始消弭；第三是全球化並非當代才有的現象，我們有必要將視野往前推到17世紀全球化的初期，歐洲與中國的差別僅在於規模而已。卜正民在書末的跋文中提到該書不是一本專為中國史專家而寫的著作。《維梅爾的帽子》更像一本全球史著述，而中國成了引領我們進入17世紀世界史的一扇絕佳窗口。17世紀的歐洲人前仆後繼地找尋通往中國之路，這股熱情影響了17世紀的歷史進程。這也就是為什麼該書的每幅圖像中的物品，即使乍看與中國無關，但都內含中國因素的緣故，簡而言之，就是富裕中國的魅力吸引了17世紀的世界。卜正民其實是透過中國去追尋17世紀的全球變遷足跡。(25)
全球史不僅只有宏觀，其實仍可兼顧微觀。有學者提出“全球微觀史”之說，主張世界史的研究者要注意個人生命史的取向。安瑞德在《一位中國農夫、兩位非洲少年及一位梟雄：全球微觀史的研究取向》一文中提出瞭如何從全球視野來寫個人歷史的問題。(26)安瑞德認為我們不太容易在《世界史期刊》及《全球史期刊》中見到這種類型的文章，那些關注個人的全球史研究反而都不是投身於世界史運動的研究者的創造。他舉了三本著作為例，分別是史景遷的《婦人王氏之死》、柯蕾的《伊麗莎白·馬什的磨難》及新文化史大家戴維斯的《騙子游歷記》。(27)這些著作為了探討跨文化的聯繫及全球的轉變，其焦點都集中於一位在不同文化間穿行及探險的人物身上。這種研究取向使得這些著述的可讀性也得到了提升。
儘管全球史有以上研究特色，但史家也提醒我們，全球史取向對於史學的衝擊或許被過於誇大了。無論我們如何思考民族國家已往的道德，或者其未來的可行性，但民族國家仍然代表了社會及政治組織的的重要歷史形式。總之，在推崇全球史研究特色的同時，我們不該把民族國家史的敘事丟棄。(28)雖然民族國家已不再是史家分析歷史的最常見單位，但仍是相當重要的研究課題。全球取向可以給那些民族國家史研究者提供有效的修正方向，而不再視民族國家為一種特定歷史。究竟全球史會將史學帶往何處？史家亨特的最近看法可供參考：“全球史或全球轉向不應該只是給學者提供了一種更寬廣和更宏大的歷史研究視野，還必須提供一種更恰切的研究視野。”這一看法或許是全球史研究未來要面對的重要問題。(29)
註釋：
①有關當代全球史的研究概況，參見蔣竹山：《當代史學研究的趨勢、方法與實踐：從新文化史到全球史》，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12年。另見蔣竹山：《超越民族國家的歷史書寫：試論晚近西方史學研究中的“全球轉向”》，《新史學》第23卷第3期，2012年，第199—228頁。
②這十年來，歐美史學界有關全球史的理論、方法與實踐的主要著作有：索格納(Solvi Sogner)編寫的《理解全球史》(Making Sense of Global History, 2001)；霍普金斯(A. G. Hopkins)編撰的《世界史中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 in World History, 2002)；本德(Thomas Bender)編撰的《全球時代中的美國史的再思考》(Rethinking American History in a Global Age, 2002)；曼寧(Patrick Manning)的《航向世界史：史家建立的全球過往》(Navigating World History: Historians Create a Global Past, 2003)；馬茲利什(Bruce Mazlish)和入江昭(Akira Iriye)合編的《全球史讀本》(The Global History Reader, 2005)；霍普金斯編寫的《全球史：世界與地方間的交流》(Global History: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Universal and the Local, 2006)；吉爾斯(Barry K. Gills)和湯普森(William R. Thompson)合編的《全球化與全球史》(Globalization and Global History, 2006)；馬茲利什的《新全球史》(The New Global History, 2006)；斯特恩(Peter N. Stearns)的《世界史中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 in World History, 2010)；最新一本著作是塞森麥爾(Dominic Sachsenmaier)的《全球視野下的全球史》(Global Perspectives on Global History: Theories and Approaches in a Connected World, 2011)。由於篇幅所限，此處略去有關出版信息。特此說明。
③Georg G. Iggers, Q. Edward Wang and Supriya Mukherjee, A Global History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 Harlow: Pearson Longman, 2008. 中譯本見格奧爾格·伊格爾斯、王晴佳著，蘇普里婭·穆赫吉參著：《全球史學史：從18世紀至當代》，楊豫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410—417頁。這部分的文章最早出現在王晴佳與伊格爾斯合著的《歷史與史學的全球化：特徵與挑戰》，《史學史研究》2008年第1期，第1—11頁。
④格奧爾格·伊格爾斯、王晴佳著，蘇普里婭·穆赫吉參著：《全球史學史：從18世紀至當代》，第412頁。
⑤目前出版至第4輯，第4輯的主題為“全球史視野中的環境問題”。
⑥夏繼果、傑裡·H. 本特利合編：《全球史讀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
⑦Jerry H. Bentley, "The New World History," in Lloyd Kramer and Sarah Maza, eds., A Companion to Western Historical Thought, pp. 393-416.
⑧格奧爾格·伊格爾斯、王晴佳著，蘇普里婭·穆赫吉參著：《全球史學史：從18世紀至當代》，第413頁。
⑨傑裡·本特利、赫伯特·齊格勒：《新全球史——文明的傳承與交流》，魏鳳蓮等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V頁。
⑩Jerry H. Bentley, "The New World History," pp. 393-416. 中譯本參見夏繼果、傑裡·H. 本特利合編：《全球史讀本》，第44—65頁。
(11)Patrick O'Brien, "Historiographical Traditions and Modern Imperatives for the Restoration of Global History," 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 vol. 1, no. 1, 2006, pp. 3-39.
(12)Dominic Sachsenmaier, "Global History and Critiques of Western Perspectives," Comparative Education, vol. 42, no. 3, 2006, pp. 451-470. 中譯本參見多米尼克·塞森麥爾：《全球史與西方史學視角批判》，劉新成主編：《全球史評論》第2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第33—55頁。早在1991年，已經有學者多希特(Nathan Douthit)撰文探討全球史與全球意識的關聯性。參見Nathan Douthit, "The Dialectical Commons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and Global/World History," The History Teacher, vol. 24, no. 3, 1991, pp. 294-305. 但直到1998年，史學界對於什麼是全球史，才有初步的討論。當時對於全球化重要性的瞭解有限，原因之一在於來自於世界史學界本身認同上的混淆。他們所面對的是更為傳統的國家取向，而全球史被視為是全球化的研究。因此，世界史家要不是傾向於忽略全球史，就是宣稱這種研究已經涵蓋在他們的成果中。參見Bruce Mazlish, "Comparing Global History to World History,"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vol. 28, no. 3(Winter 1998) pp. 385-395. 美國著名社會史家斯特恩也曾說過，對於史學而言，“全球化”這個詞是相當新的概念，該詞非歷史學家所創，而是社會科學家與經濟學家創造的。參見：Peter N. Stearns, Globalization in World Histor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pp. 1-3.
(13)Robert B. Marks, "World Environmental History: Nature, Modernity, and Power," Radical History Review, vol. 107, 2010, pp. 209-224; Edmund Burke III and Kenneth Pomeranz, eds., The Environment and World Hist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9.
(14)Donald Worster, "Environmentalism Goes Global," Diplomatic History, vol. 32, no. 4, 2008, pp. 639-641; J. Donald Hughes, What Is Environmental Histor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6, pp. 77-93; Joachim Radkau, Nature and Power: A Global History of the Environ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I. G. Simmons, Global Environmental History,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Ltd., 2008.
(15)類似的環境史書籍可見Felipe Fernndez-Armesto, Civilizations: Culture, Ambit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Nature, London: Pan Books, 2001.
(16)中譯本參見約翰·R. 麥克尼爾、威廉·H. 麥克尼爾：《人類之網：鳥瞰世界歷史》。
(17)Felipe Fernndez-Armesto, Civilizations: Culture, Ambit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Nature.
(18)Edmund Burke III and Kenneth Pomeranz, eds., The Environment and World History.
(19)J. R. McNeill近來延續過往的環境史研究的疾病課題，將焦點集中於帝國與環境的互動。J. R. McNeill, Mosquito Empires: Ecology and War in the Greater Caribbean, 1620-191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20)R. Bin Wong, China Transformed: Historical Change and the Limits of European Experienc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Andre Gunder Frank, Reorient: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21)Peter N. Stearns, "Social History and World History: Prospects for Collaboration,"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vol. 18, no. 1(2007), pp. 43-52; Peter N. Stearns, "Social History and World History: Toward Greater Interaction," World History Connected, vol. 2, no. 2(2005).
(22)Kenneth Pomeranz, "Social History and World History: From Daily Life to Patterns of Change,"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vol. 18, no. 1, 2007, pp. 69-98.
(23)Giulia Calvi, "Global Trends: Gender Studies in Europe and the U. S." European History Quarterly, vol. 40, no. 4, 2010, pp. 641-655.
(24)Mary E. Frederickson, "Going Global: New Trajectories in U. S. Women's History," The History Teacher, vol. 43, no. 2, 2010, pp. 169-189.
(25)Timothy Brook, Vermeer's Hat: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and the Dawn of the Global World, New York: Bloomsbury Press, 2008.
(26)Tonio Andrade, "A Chinese Farmer, Two African Boys, and a Warlord: Toward a Global Microhistory,"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vol. 21, no. 4, 2010, pp. 573-591.
(27)Jonathan Spence, The Question of Hu,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89; Linda Colley, The Ordeal of Elizabeth Marsh: A Woman in World History, New York: Happer Collins, 2007; Natalie Zemon Davis, Trickster Travels: A Sixteenth-Century Muslim between Worlds, New York: Hill and Wang, 2006.
(28)Rosemarie Zagarri,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Global Turn' for the Early American Republic," Journal of the Early Republic, vol. 32, no. 1(Spring 2011), p. 7.
(29)Lynn Hunt, "The French Revolution in Global Context," in David Armitage and Sanjay Subrahmanyam, eds., The Age of Revolutions in Global Context, c. 1760-1840,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p. 34.
本文轉自中國社會科學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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