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己诏”，古代皇帝们在遇到棘手难题的时候检讨自己言行的诏书，如天灾人祸，家国安危，君臣错位等。
尽管文献中关于“罪己”的记载很早，也不少。试举几例:
“禹、汤罪己，其兴也悖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左传*庄公十一年》。
《尚书*秦誓》记载秦穆公在战争失败后的“罪己”:以不能保我子孙黎民，亦曰殆哉。邦之杌陧，曰由一人；邦之荣怀，亦尚一人之庆。
《论语·尧》记载了周武王的名言：“百姓有过，在予一人”。
文献还记载上古领袖大禹看见犯罪的人都会伤心大哭，众人问其因，他说:尧舜之时，民皆用尧舜之心为心，而予为君，百姓各以其心为心，是以痛之。
但是严格意义上的“罪己诏”最起码要从秦朝开始，因为秦始皇才规定皇帝的命为制，皇帝的令为诏，诏是一种皇帝专有的昭告天下的文书。所以，此前虽有罪己，但不可能有“罪己诏”。历史上真正有明确文献记载的“罪己诏”是西汉文帝下的，是关于立太子的事。
“罪己”或“罪己诏”在汉武帝后有了理论依据，西汉儒生董仲舒提出“天人合一”“君权神授”“天人感应”的思想，认为:皇帝是天之子，上天派遣来治理天下百姓，所以皇帝的言行要对天负责，如果上天不满皇帝的行为，就会降临灾难祸乱来警示，如果上天对皇帝比较满意，就会降祥瑞以示鼓励。董仲舒新儒学经过汉武帝批准通行全国，此后儒学逐步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正统思想。
这样一来，此后皇帝的“罪己诏”变得不再是一种主动行为，有时候大臣会因为地震或蝗灾请旨下“罪己诏”，皇帝明明知道这事与自己没有多大关系，但也不得不检讨自己。如:汉宣帝本始四年，郡国有地震，诏曰：“盖灾异者，天地之戒也……”
“罪己诏”是笼络民意，服化人心的行为。通过“自我伤害”引起人民的同情和谅解，困难可能就会有效解决，但有时候也是无功而返。
据黄仁宇先生统计，在“二十五史”中约二百六十份帝王的“罪己诏”，共有88位皇帝检讨过自己。本文所列举的“罪己”top5，不限于二十五史，上自尧舜，下达民国，盘点5例最有特色的“罪己诏”。
最有名的罪己诏:汉武帝
汉武帝一生文治武功，以举国之力对付匈奴，又因“巫蛊案”误杀太子刘据，贰师将军李广利也受牵连，对匈奴战事失利，国内民众生活困难，国库空虚，种种打击之下，晚年汉武帝痛定思痛。
公元前89年，桑弘羊等人上书汉武帝，建议在轮台（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轮台县）戍兵以备匈奴，然而汉武帝并未同意，驳回了桑等人的建议。并下诏反思自己，称“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政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史称“轮台罪己诏”。
最感人的罪己诏:唐德宗
783年，数个节度使叛乱，都城长安失守，德宗仓皇出逃，被叛军追杀。第二年，颁布了著名的《罪己大赦诏》，因其言辞恳切，文词优美，至今读起来让人感怀不已，所以不忍心删减，大段摘录，以飨读者。
立政兴化，必在推诚；忘己济人，不吝改过。朕嗣服丕构，君临万邦，失守宗祧，越在草莽。不念率德，诚莫追于既往；永言思咎，期有复于将来。明征其义，以示天下。小子惧德不嗣，罔敢怠荒。然以长于深宫之中，暗于经国之务，积习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穑之艰难，不恤征戍之劳苦。致泽靡下究，情不上通，事既壅隔，人怀疑阻。犹昧省己，遂用兴戎，征师四方，转饷千里。赋车籍马，远近骚然；行赍居送，众庶劳止。力役不息，田莱多荒。暴令峻于诛求，疲民空于杼轴，转死沟壑，离去乡里，邑里丘墟，人烟断绝。天谴于上而朕不寤，人怨于下而朕不知。驯致乱阶，变起都邑，贼臣乘衅，肆逆滔天，曾莫愧畏，敢行凌逼。万品失序，九庙震惊，上累于祖宗，下负于蒸庶。痛心靦面，罪实在予，永言愧悼，若坠泉谷。赖天地降祐，人祇协谋，将相竭诚，爪牙宣力，群盗斯屏，皇维载张。将弘远图，必布新令。朕晨兴夕惕，惟省前非……
据记载，唐德宗“罪己诏”颁布后，“四方人心大悦”，“士卒皆感泣”。此后叛变很快被平定。
最狼狈的罪己诏:唐玄宗
唐天宝十五年，安史之乱如火如荼，唐玄宗携夫人杨玉环出逃，途中有大臣认为这都是皇帝若得祸，要杀杨国忠和杨玉环。玄宗无奈之下“面诏”:“此朕之不明，悔无所及！朕甚愧之。”
这例“罪己诏”是最狼狈的，在众目睽睽之下公开口头承认错误，希望得到大家的谅解，以便团结抗反。呜呼，皇帝的尊严何在！然后，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爱妃被杀，却又无可奈何。
最悲情的罪己诏:明思宗
1644年6月，明朝风雨飘摇，内有李自成攻入北京，外有满洲踏破山海关，在最后关头，明思宗朱由检选择自杀殉国，留下一纸诏书:
“朕自登基十七年，逆贼直逼京师，虽朕谅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去朕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死伤百姓一人。”
似乎皇帝们都有战时逃跑的习惯，明思宗的自杀殉国无疑是一股清流，在我看来，作为帝王，不论生前的功过得失，他最后这个选择，是值得致以敬意的。
最尴尬的罪己诏:袁世凯
1916年，袁世凯恢复帝制，没想到激发各阶层的愤怒，各省起兵讨逆，全国的唾沫如子弹一样飞向北京，连他最信任的北洋集团的人也开始与他划清界限。在这样的情况下，袁世凯被迫宣布取消帝制，恢复共和，并下了一纸“忏悔书”，结束了83天的皇帝生涯，一个月后因尿毒症辞世。可谓是最荒唐的行动，最尴尬的忏悔。
“盖在主张帝制者，本图巩固国基，然爱国非其道，转足以害国；其反对帝制者，亦为发抒政见，然断不至矫枉过正，危及国家，务各激发天良，捐除意见，同心协力，共济时艰，使我神州华裔，免同室操戈之祸，化乖戾为祥和。总之，万方有罪，在予一人！”—《撤销帝制总统令》
或许，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这篇总统令其实言辞也极为恳切，语言也发自肺腑，读后不免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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