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己詔”，古代皇帝們在遇到棘手難題的時候檢討自己言行的詔書，如天災人禍，家國安危，君臣錯位等。
儘管文獻中關於“罪己”的記載很早，也不少。試舉幾例:
“禹、湯罪己，其興也悖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左傳*莊公十一年》。
《尚書*秦誓》記載秦穆公在戰爭失敗後的“罪己”: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邦之杌隉，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
《論語·堯》記載了周武王的名言：“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文獻還記載上古領袖大禹看見犯罪的人都會傷心大哭，眾人問其因，他說:堯舜之時，民皆用堯舜之心為心，而予為君，百姓各以其心為心，是以痛之。
但是嚴格意義上的“罪己詔”最起碼要從秦朝開始，因為秦始皇才規定皇帝的命為制，皇帝的令為詔，詔是一種皇帝專有的昭告天下的文書。所以，此前雖有罪己，但不可能有“罪己詔”。歷史上真正有明確文獻記載的“罪己詔”是西漢文帝下的，是關於立太子的事。
“罪己”或“罪己詔”在漢武帝后有了理論依據，西漢儒生董仲舒提出“天人合一”“君權神授”“天人感應”的思想，認為:皇帝是天之子，上天派遣來治理天下百姓，所以皇帝的言行要對天負責，如果上天不滿皇帝的行為，就會降臨災難禍亂來警示，如果上天對皇帝比較滿意，就會降祥瑞以示鼓勵。董仲舒新儒學經過漢武帝批准通行全國，此後儒學逐步成為中國古代社會的正統思想。
這樣一來，此後皇帝的“罪己詔”變得不再是一種主動行為，有時候大臣會因為地震或蝗災請旨下“罪己詔”，皇帝明明知道這事與自己沒有多大關係，但也不得不檢討自己。如:漢宣帝本始四年，郡國有地震，詔曰：“蓋災異者，天地之戒也……”
“罪己詔”是籠絡民意，服化人心的行為。通過“自我傷害”引起人民的同情和諒解，困難可能就會有效解決，但有時候也是無功而返。
據黃仁宇先生統計，在“二十五史”中約二百六十份帝王的“罪己詔”，共有88位皇帝檢討過自己。本文所列舉的“罪己”top5，不限於二十五史，上自堯舜，下達民國，盤點5例最有特色的“罪己詔”。
最有名的罪己詔:漢武帝
漢武帝一生文治武功，以舉國之力對付匈奴，又因“巫蠱案”誤殺太子劉據，貳師將軍李廣利也受牽連，對匈奴戰事失利，國內民眾生活困難，國庫空虛，種種打擊之下，晚年漢武帝痛定思痛。
公元前89年，桑弘羊等人上書漢武帝，建議在輪臺（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輪臺縣）戍兵以備匈奴，然而漢武帝並未同意，駁回了桑等人的建議。並下詔反思自己，稱“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政復令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史稱“輪臺罪己詔”。
最感人的罪己詔:唐德宗
783年，數個節度使叛亂，都城長安失守，德宗倉皇出逃，被叛軍追殺。第二年，頒佈了著名的《罪己大赦詔》，因其言辭懇切，文詞優美，至今讀起來讓人感懷不已，所以不忍心刪減，大段摘錄，以饗讀者。
立政興化，必在推誠；忘己濟人，不吝改過。朕嗣服丕構，君臨萬邦，失守宗祧，越在草莽。不念率德，誠莫追於既往；永言思咎，期有復於將來。明徵其義，以示天下。小子懼德不嗣，罔敢怠荒。然以長於深宮之中，暗於經國之務，積習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穡之艱難，不恤征戍之勞苦。致澤靡下究，情不上通，事既壅隔，人懷疑阻。猶昧省己，遂用興戎，徵師四方，轉餉千里。賦車籍馬，遠近騷然；行齎居送，眾庶勞止。力役不息，田萊多荒。暴令峻於誅求，疲民空於杼軸，轉死溝壑，離去鄉里，邑里丘墟，人煙斷絕。天譴於上而朕不寤，人怨於下而朕不知。馴致亂階，變起都邑，賊臣乘釁，肆逆滔天，曾莫愧畏，敢行凌逼。萬品失序，九廟震驚，上累於祖宗，下負於蒸庶。痛心靦面，罪實在予，永言愧悼，若墜泉谷。賴天地降祐，人祇協謀，將相竭誠，爪牙宣力，群盜斯屏，皇維載張。將弘遠圖，必布新令。朕晨興夕惕，惟省前非……
據記載，唐德宗“罪己詔”頒佈後，“四方人心大悅”，“士卒皆感泣”。此後叛變很快被平定。
最狼狽的罪己詔:唐玄宗
唐天寶十五年，安史之亂如火如荼，唐玄宗攜夫人楊玉環出逃，途中有大臣認為這都是皇帝若得禍，要殺楊國忠和楊玉環。玄宗無奈之下“面詔”:“此朕之不明，悔無所及！朕甚愧之。”
這例“罪己詔”是最狼狽的，在眾目睽睽之下公開口頭承認錯誤，希望得到大家的諒解，以便團結抗反。嗚呼，皇帝的尊嚴何在！然後，眼睜睜看著自己的愛妃被殺，卻又無可奈何。
最悲情的罪己詔:明思宗
1644年6月，明朝風雨飄搖，內有李自成攻入北京，外有滿洲踏破山海關，在最後關頭，明思宗朱由檢選擇自殺殉國，留下一紙詔書:
“朕自登基十七年，逆賊直逼京師，雖朕諒德藐躬，上幹天咎；然皆諸臣誤朕。朕死無面目見祖宗於地下，去朕冠冕，以發覆面，任賊分裂朕屍，勿死傷百姓一人。”
似乎皇帝們都有戰時逃跑的習慣，明思宗的自殺殉國無疑是一股清流，在我看來，作為帝王，不論生前的功過得失，他最後這個選擇，是值得致以敬意的。
最尷尬的罪己詔:袁世凱
1916年，袁世凱恢復帝制，沒想到激發各階層的憤怒，各省起兵討逆，全國的唾沫如子彈一樣飛向北京，連他最信任的北洋集團的人也開始與他劃清界限。在這樣的情況下，袁世凱被迫宣佈取消帝制，恢復共和，並下了一紙“懺悔書”，結束了83天的皇帝生涯，一個月後因尿毒症辭世。可謂是最荒唐的行動，最尷尬的懺悔。
“蓋在主張帝制者，本圖鞏固國基，然愛國非其道，轉足以害國；其反對帝制者，亦為發抒政見，然斷不至矯枉過正，危及國家，務各激發天良，捐除意見，同心協力，共濟時艱，使我神州華裔，免同室操戈之禍，化乖戾為祥和。總之，萬方有罪，在予一人！”—《撤銷帝制總統令》
或許，人之將死，其言也善。這篇總統令其實言辭也極為懇切，語言也發自肺腑，讀後不免唏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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