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子”是中国社会典型的关系形态。上世纪初，费孝通先生就指出，这是一种与西洋( 西方) 社会“团体”格局截然不同的社会形态。
中国社会结构就“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个领域，因为某种缘起( 原因) ，生存于性质不同、都有自己的圈子。例如，以亲缘、血缘、地缘、血缘、兴趣爱好而结成的各种圈子。借助互联网技术，现实生活圈子几乎是原封不动地平移到了网络之中。在微信中，以传播者为中心的圈子无处不在:以血亲关系为基础的亲友圈、以学业或工作关系为基础的同事校友圈、以兴趣爱好为基础的兴趣圈等等。各种“圈子”影响到微信的信息传播、进而影响到微信舆情扩散形态，形成了朋友圈。鱼君进行了总结下， “圈子”对微信舆情产生的影响分两个层面:
第一，圈内传播: 微信舆情从多元到稳定。圈子的形成源于圈子成员对一些话题产生共性性，例如，对事物的看法，行业的交流，生活方面的探讨等等，发生交集形成了朋友圈。一般而言，圈中成员对与“圈缘”相关话题，较容易达成认知取向和价值判断上的趋同。随着交往的深入，圈中成员的话题远非只限于此，更多的公共话题会自然引入进来。例如微信圈中最活跃、数量最多的校友群，校友之间讨论最多的当然是涉学校的相关话题，但社会热点事件、公共话题也是圈中热议的话题。对这类非“圈缘”性的话题，成员的共性趋向开始消失，个性和立场开始彰显，各抒己见、争鸣辩论甚至对立驳斥的情形时有发生。换言之，公共话题进入微信圈子后，圈内将有多样信息的传递、有多元观点的碰撞、激烈情感的表达，此时圈内舆情是多元对立、有时甚至激烈且非理性的。显然，任由多元对立的圈内舆情发展是不利于维系圈子的稳定存续的。因此，以意见调和为目的的信息传播在此时显得尤为重要。在这种情况下，圈子中的核心节点( 群主、意见领袖、活跃因子) 通常会在维护圈子稳定与和谐的前提之下，在圈内进行必要的信息把关、情绪疏导、情感凝聚、观念引导等，有时甚至采取更严厉的群体规制，对圈内各方成员施加影响、进行平衡，使圈内舆情稳定。另一方面，群内成员在圈内的平台上进行自我表达和充分讨论之后，意见得到中和、情绪得以纾解，舆情对立得到缓冲，群体极化的风险消减。一般而言，微信圈内舆情的从多元对立到趋同稳定的演变进程，可以被视为是社会舆情压力和风险的局部缓释和自我消解，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社会整体舆情的和谐稳定。
第二，圈子间传播: 节点传播的舆情量级递减。一般而言，不同“圈缘”的圈子有着相对独立的话语空间和特定主题，圈内信息生产和流动相对封闭。圈与圈之间的信息共享则是通过某一中间节点的桥结。
微信圈子中存在若干中间节点( 桥结点) ，这些节点通常是各圈子中社会资本较多、跨界活跃的传播者，通过这些中间节点的导入性传播，某一类信息得以广泛传播、成为公共话题，相关舆情得以扩散蔓延。然而，他们的传播并非无选择和全开放式“桥结”，相反是一种选择性很强、过滤式的传播连接。节点传播者的个体判断在其中起到了“信息阀门”的作用，个体的判断控制着外部信息进入圈子的“入场券”，符合个体取向的信息经由“转发”继续传播。反之，节点传播者同样可以作为“把关人”，暂缓或者删减自己不认同的信息或观点。传播节点不仅对信息有取舍过滤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着传播的速度、节奏和规模。传播节点越多、控制因素越多，信息流动的速度越慢、扩散的规模越小、传播的同步性越低，越难实现大规模的扁平化传播。从现实经验可知，舆情危机爆发的充分前提正是敏感信息在短时间内，大规模、同步、快速的传播，引发全社会的关注和讨论，舆情即像炸药般被瞬间点燃，其后果之烈可想而知。反之，一旦出现在节点传播中的逐级的信息过滤、传播时间的延迟和空间的割裂、传播步调不一等，舆情热度被逐级缓释，发生重大舆情危机的可能也较小。微信舆情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微博舆情的热度和危机指数总是高于微信的原因。
综上所述，微信具有“圈子”的结构特征，圈内舆情通过“调和”趋于稳定，圈子之间舆情经由节点的多层级传播，舆情风险逐级消减。因此，相对全开放式、媒体属性的微博舆情，半封闭式的、圈子属性的微信舆情较为稳定，引发连片的、大范围的舆情风险的可能性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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