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庙子往事
马赛客专栏
红庙子是成都一条不到200米的小街。1992-1993年，这里曾因股票自发交易引得万人空巷。外地大户携巨资潜入，本地“串串”和散户手里捏着现金和股票招摇过市。人们怀着本能的欲望，摩肩接踵地在这里追逐暴富梦想。
二十多年过去，这条街上除了一家孤零零的证券营业部，已经难觅当年疯狂的踪迹。
交易门历时一年，广泛采访1992-1993年红庙子自发市场多个维度的参与者，梳理红庙子市场形成的宏观背景和微观细节，鲜活描画时不我待的改革开放大潮中，证券市场早期缔造者的身影。
红庙子是中国股份制改造背景下四川证券文化的集体启蒙，是1990年代初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一个缩影。在资本市场日益规范的今天，这段历史像一面镜子，映照我们来时的路。
1992年，骆玲经常骑个二手自行车在成都大街小巷穿梭。朋友下海创办人人公关事务所，骆玲兼职帮着跑媒体，跑企业，做策划，做活动。事务所的组建者毕业自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兰州大学等。骆玲经常经过红庙子街，发现老是有人在那里喝茶聊天，但明显不像一般的茶客。他远远地刹住自行车，看不出什么名堂来。
骆玲怀疑那些人是炒邮票、国库券的，最后发现都不是，越发好奇。借道往返几趟后，他挑了个戴眼镜的人搭话。他觉得眼镜看起来比较友善，文质彬彬的，跟自己是同类。
1989年从广州中山大学社会学研究生毕业后，骆玲到西南交大任职。当时研究生可以直接做讲师，但骆玲没有机会任课，前三年都在做辅导员，做行政工作。
“你们在这里是做啥子（什么）？”骆玲试探性地问眼镜。
“你是哪个单位的哦？你要做啥子？”眼镜很警惕，反过来问骆玲。
骆玲老实交代，眼镜让座叫茶。两人一聊，眼镜看骆玲经常跑媒体、跑企业，直觉骆玲就有渠道买到各种股票。他承诺，如果骆玲买到他想找的股票，他会给骆玲一股5分钱的提成，而且本钱不用骆玲掏。他给了骆玲一个股票清单。
骆玲当然求之不得。他在学校一个月基本工资只有124元，七七八八加完才200多一点。买到一万股就有500块钱呢。炒股骆玲不懂，但上大学时，股票投资方面的书，他是看过的。
合作达成，骆玲知道眼镜叫李志新，是律师，是公务员，是生意人，是红庙子较早吃螃蟹的人，街上有人叫他李眼镜。
转身跨上自行车，骆玲蹬得飞快。他知道，自己的生活也要提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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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红庙子人气上涨，越来越多的人涌向这条小街。那年夏天严为民从西南财经大学毕业，学财政专业的他在无线电机械专科学校谋得一份教职，教工业企业管理。
严为民当时的女友，现在的太太，恰好住在红庙子附近。他不曾想到，恋爱之路，附赠了一条财富之路。这个姑娘的出现，改变了严为民的生活轨迹，也改变了他的职业轨迹。
跟父母拿了3000块钱，严为民正式进入红庙子股市。因为本金太少，他只能做点快进快出的交易。街上大多数股票一手1000股或500股，严为民就一手一手地买。慢慢地他结识了李志新、张大侠、陶涛等老大哥。他开始帮更有资金实力的人收票，赚点辛苦钱。
那是一个新鲜的市场，市场上一双双贪婪的眼睛，一颗颗忐忑的心，让严为民印象至深。如今炒股的人经常讲市场情绪，都是通过波动和数字来判断，但在红庙子，严为民们看到的就是活生生的面孔。
在同事们仍然为一个月一两百块钱的薪水埋头苦干的时候，严为民已经在红庙子“日进斗金”了。
每个人对“日进斗金”定义都不一样。严为民有天上午跟朋友一起赚了1700元，四个人分。在当时的他看来，已经是极致体验。
“对年轻人来讲很刺激，实实在在地赚到钱。”
实习期间，严为民一个月只有90元。他当时没什么梦想，奢侈消费也非常有限，抽包翻盖红塔山就已经很满足。当时非常洋气的金利来衬衣，也很快就触手可及。他想，如果有条件，自己会早点结婚。
就这样，有课的时候严为民就去学校应卯，没课的时候，他就成天泡在红庙子。
在学校待不住的人何止严为民。在西南财大，袁刚听说大妈都在红庙子赚钱，也按耐不住。他在汶川县做财政工作，到成都进修。袁刚身边一帮同学，大多学金融、财政、企业管理类专业。
“我们觉得那些老嬢、老婆婆，字都认不到就把钱赚了。我们还在学金融，我们咋不该去体验一下呢？这样的心态走入那个市场。”袁刚说。不过他们这帮同学，都没做过股票。1000股一张的股票，公司在哪里，经营什么，一头雾水。“完全是随着洪流、气氛。别个1.5都敢买，我为什么1.3不敢买？”
袁刚注意到，街上“大户”、“中户”、“散户”，身上都有“标记”。“散户”就是一个“裹袋儿”（腰包），或者“三道拐”的皮包，身上的钱和股票都在里面，找张纸壳或者报纸，写上自己想买卖的票和价位。“中户”就是小茶摊，一个椅子一个小台子。“大户”就不一样了，三五个人在一起，提钱都是大箱子，一看就很有资金实力。
国庆节红庙子行情涨得太疯狂，袁刚早上买一张票2500块钱，跑回来上完课，下午就有人递信，那张票已经2700了。对当时的他来说，票买完放几天就会涨，几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票捏在手里那几天，就是让股票涨的时间。大多数人还不知道股为何物，稀里糊涂就赚钱了。
不管是否交易，“盯盘”是必修课。袁刚经常是上午大课，下午选修课或者自习，选修课没老师点名。午饭时间，几个同学慌慌张张地扒几口饭，一人一个“裹袋儿”，跨上自行车就跑。到现场，大家立马装得淡定从容起来。见人手里攥着乐电的票。
“好多？”
“3块2。”
“高了，高了。3块。”
“不——说。”卖家拖长音调，爱理不理的。谈不拢，他们继续若无其事地往前走。转身看人家“大户”，气势大不一样。
“企联，2块5。”小弟重复着持票人的要价，咨询老大的意见。
“有好多？”
“5000（股）。”
“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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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户”满街跑，“中户”、“大户”慢慢成为街上的“坐商”。当时街上最年长的“坐商”数龚大爷。汪勇说不上龚大爷的准确年龄，估计当时已经五六十岁，经常跟老伴在红庙子收票。后来龚大爷的儿子小龚也加入了队伍。
年龄最小的“坐商”当时还在上大学，戴个眼镜。采访中我每次都会打听一下大学生的下落，没人知道小伙子最后的去向。有人说去了海南。那时候通信不方便，没有固定的联系方式，即便有座机、小灵通、大哥大，时间一长，搬家、换号，也都无迹可寻。
这一波经常逗留红庙子的人中，年龄第二小的叫杨宁。
杨宁接触股票算早了。他学过无线电专业，在成都无线电一厂研究所下属的调试车间上班，但年轻，耐不住寂寞。1990年春节后，杨宁跑去深圳深达声做了一年多音响销售。
杨宁经常跟领导出差。他们“一根扁担挑两头”，销售路线覆盖上海到新疆，中间有南京、徐州、合肥、开封、三门峡、郑州、西安、宝鸡、天水、兰州、酒泉、张掖、乌鲁木齐。领导1980年代末期就接触了股票，在深圳参与打中签表，回成都的时候，杨宁还到乡下帮领导收身份证，5块钱一张。深达声1992年4月13日上市，股票代码000007。
从深圳回到成都，杨宁还去朋友父母开的音响店帮忙。音响店开在成都市中心的东御街，现在的天府广场东南侧。几个月时间，音响店的老板，两个合伙人之间出现龃龉，杨宁就退出来了。也就在这个时候，好几年不回单位上班的杨宁被单位贴了大字报，开除了。他的病假单，不管用了。
杨宁在部队大院长大，父母都是军人。因为父亲工作的关系，家里有一些原始股，瑞达、兴业房产等。他们称为“渣渣股”，意思跟现在说的“垃圾股”接近。
突然变成无业游民，杨宁无所事事，到处溜达，逛到了红庙子。他回忆说自己出现的红庙子的时候，街上也就三五十号人，还没什么摊位，大家都在街上转来转去。在这里，杨宁很快认识了李志新、汪勇、老蒲等。
杨宁知道这种自发市场的混乱，他一开始比较警惕，毕竟自己并不懂金融，也不擅长投机。他先做工益券（成都无缝钢管厂工益冶金股份有限公司的可转换债券），场内可交易的标的。慢慢熟悉市场后，他开始做川盐化、乐山电力、企联工贸的股票。
从工益券发行到迅速冲高2.94元，两个多月的时间，红庙子“坐市商”的格局已经初步形成。他们拖把竹椅子，一张木桌子，桌子上摆着成沓的现金和被用心护理的股票，扮演起做市商来。这个不自觉的做市商角色，一是因为大家手上的现金都不多，没能力一直囤货，再就是大家对股票都不甚了了。他们有商人的直觉，但股票捏在手上久了，都会觉得烫手。李志新说，早期红庙子街上谈不上什么大户、散户，绝大部分所谓的有钱人，也就几万、一二十万的资金量。
在证券交易中心门前，李志新占据比较好的位置，右边是汪勇，李春元。汪勇和李春元紧挨着电线杆，至今电线杆的位置还没变。在街对面，红庙子街和鼓楼北二街交叉的街角，袁老幺的理发店有补家兄弟经常出没，补老四、补老五。红庙子交易现钱、现券，他们可能觉得，理发店里面会稍微舒服些。之外有杨兵、老董、老蒲、伍彬、巴黎、石二哥、陶涛、高弟兵、侯刚等等。
而提及红庙子早期市场，有一个人无论如何也绕不开，他的外号叫奶弟。汪勇多次谈到奶弟对红庙子的重要性。他甚至说：“如果没有奶弟，红庙子的历史是不完整的。”
3
红庙子市场买卖股票看品相，要连号，今天看来已经有些荒诞。这个风气正是奶弟他们兴起。这是邮票市场的“习俗”。
红庙子街往东，沿着梓潼街、童子街、康庄街往前，在冻青树街右拐，紧接着暑袜北一街走到头就是邮电局大厦。全程不过1.1公里。那里聚集着一帮邮票的炒家。1990年代初，成都邮票市场曾经掀起短暂的热潮，一度也是过千人的场面。有人靠在这里卖大冰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他把家里的自来水灌进塑封袋，加点糖，加点色素。每天在邮币市场叫卖。
大概在1992年初，奶弟正跟朋友在邮局对面的茶铺喝茶，有人拿着一张纸片问他，市场上有没有人要买。
“你要好多钱？”奶弟问。
“1块2。”
奶弟觉得很蹊跷。块把钱的东西你费这个神干嘛？细问才知道，来人是要卖1块2一股，票面上标着1000股。
奶弟抬头看了一眼询价的人，从椅子上坐了起来。
那是一张川盐化的股票。股票用钠光纸印刷，再用笔写上持股人姓名。票面已经有些模糊。奶弟完全搞不懂股票的事情。但那段时间邮票市场已经非常冷清，基本没有成交量。依然留在邮票市场的一两百号人，成天喝茶、打牌、打老虎机。
奶弟跟邮票市场的朋友说起，大家都摇头。不懂的东西，大家不愿碰，还不如打牌打老虎机。没过几天，上海的邮票炒家到成都收票，奶弟跟他说起股票的事情来。
奶弟本是江湖中人，成都话讲“操哥”，非常敢闯。朋友胡胖娃在邮票市场看了几天不敢下手，打电话给正装修房子的奶弟。奶弟到邮电局大厦一看，黄山风景小型张，一版卖到800多，当即喊黄三娃订机票，飞太原。
1980年代中期，奶弟就曾到太原针织厂进过衣服。那时候太原人穿老布鞋，街上还有人耍扑克诈骗游戏。奶弟在大街上的馆子吃饭，他就着餐馆案板上的样品点菜，老板把案板上炒好不知道多久的菜直接给端过来。奶弟不干，当即闪出两个大汉。强龙不压地头蛇，他只好把钱付了。
要是在成都，恐怕老板晚些时候得过去跪着给奶弟认错。
奶弟的逻辑是，穷的地方肯定没钱炒邮票。1980年代的太原给奶弟的印象，恐怕要落后成都七八年。不过当天下午没订到去太原的机票，奶弟和胡胖娃还有另外一个朋友飞到西安。黄山风景小型张，他们拿到的价钱是310元一版。
回到成都，胡胖娃把奶弟安排到肖大姐的按摩店休息。那是一家“歪按摩”。成都人说“歪”，大概相当于“伪”。就是说肖大姐的按摩店，不只提供按摩服务。
暑袜北街的邮票市场有几位名头响亮的角色。黄三娃是邮局的员工，也住在邮局宿舍。大家都认为他懂行，又有消息，所以黄三娃名声很响。另外有民国老王、运输老王、君子兰老王。民国老王原来收邮封，某次收到一张民国邮票，卖了几百块钱，由此得名。民国老王至今仍活跃在邮币、古玩市场。还一位姓郑的炒家，后来做假明信片，炒到几百元一张，被扭到派出所。
刚进邮票市场时，那里只有黄三娃认识奶弟。他躲到肖大姐的按摩店按摩，胡胖娃和另一个朋友负责出门去找买主。胡胖娃在街上逡巡的时候，肖大姐正给奶弟按摩，密码箱就放在床底下。
很快胡胖娃就找到一位财大气粗的买主，开价600一版，有多少要多少。他把买主带到按摩房，介绍奶弟是“外地人”。
从黄山风景开始，到韩熙载夜宴图，红楼梦、梅兰芳的小型张，奶弟迅速在邮票市场混得风生水起。市场上的人叫他泰国人，或者阿泰。阿泰的玩法不大一样，他常去北京天坛、上海局门路的邮票市场，结识了各路炒家。“上海人喜欢秦始皇陵铜马车，我在成都一捆一捆地买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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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邮票炒家回去没多久，很快给奶弟打来电话，问川盐化的行情，奶弟耍了个心眼，价格虚报了点。对方让奶弟收股票，他负责出货。
奶弟已经不记得他买的第一张川盐化的股票是1.05还是1.15了。上海炒家到成都提货的时候，给奶弟多加几个点子。他甚至没多看，晃一眼，就把钱给了奶弟。
这给了奶弟极强的信号。
邮票市场一蹶不振，奶弟逛到红庙子，那里有个交易中心。他印象中第一次去红庙子，交易中心没营业。三两个人在外面站着，看起来也不像本地人。
奶弟从川盐化开始收。他不愁销路，所以做起来格外轻松。不过从这时候起，奶弟跟人往还，就是非常在意信誉的问题。不管最后赚钱亏钱，承诺的价格和数量，一定兑现。有时候上海人来收票的时候，盐化的股票已经涨上去了。但奶弟电话中说有多少股，就会给对方多少股。
第二只奶弟炒作的票是企联工贸，这也是汪勇买的第一只股票。区别在于，奶弟这回有点内线。企联工贸是倍特公司的子公司，奶弟有熟人在倍特公司任职。他还去过这家公司。企联工贸主推的是垃圾焚烧，改善环境，还有政府支持。
奶弟就把邮票市场的存货全抛了。他手上的票作价4万元卖出去，对方也够贼，要连他装票的密码箱一起算。奶弟急于转换市场，也不计较。那个密码箱当时花了他几千块钱。
一元一股的企联工贸原始股，奶弟一口气吃进五万股。但市面上并没有人了解这家公司，尤其是红庙子的股票市场。
这回奶弟换了个方式。他让朋友去红庙子街上卖票，自己在边上扮演“知道分子”，热情地介绍企联工贸这家公司的主营业务和发展前景。他知道企联工贸的母公司，老板是成都有名的操哥。他知道企联工贸做垃圾处理，是变废为宝的无本买卖。垃圾又不要钱，不是吗？盐化算什么？盐化只是个造盐的厂。
听的人一合计，有道理，就掏钱了。
有时候点对点的精准打击是这样的。看到你2块钱一股卖掉企联工贸，奶弟转身就2.2元把股票买走了。他并不在乎这几分钟时间2块吃进2.2卖掉的人赚了自己多少钱。奶弟知道，见到接手的人几分钟赚几百元，卖票的人过两天会疯狂地把那张票买回来。
这时候，他买的可能就是奶弟手上的票了。
手段纯熟之后，这个中间倒手的买家也变成了奶弟自己的人。大概相当于现在的多账户抬价。当时市场小，大家都懵懵懂懂。这些简单的手段非常有效。奶弟也不费力，在邮票市场他们就这么玩。
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奶弟就把手上的企联工贸全部卖出，均价3元左右。这差不多是10万元的利润。以1992年成都市职工人均年收入只有2700多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一年只有634元。朋友们惊叹于奶弟的神来之笔，称他自编自演，不要导演。
企联工贸红庙子时期到过六七块，但最后这家公司不但没上市，还倒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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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弟成长在一个多子女家庭，家里六姊妹，他排行老幺。父亲是会计，1960-1970年代一个月70块钱。在奶弟的成长记忆中，他从来没什么新衣服穿。
物资匮乏的年代，在多子女家庭，穿的用的都是老大老二老三次第传下来。只有老大有机会穿新衣服新鞋子，因为他的尺码一直在长。后面的孩子就不断捡漏，连老百姓最爱的幺儿也不例外。有时候男孩子还被迫穿姐姐穿过的侧门刀的裤子。
奶弟第一次赚钱，是他十六七岁的时候。他在中共西南局的宿舍楼，从窗户外伸手到别人的鱼缸里抓了条金鱼。拿回去养着，居然产卵了。奶弟最后用洋瓷盆端着鱼苗，从鼓楼北四街一直端到青石桥市场，卖了3块多钱。回来经过人民商场，奶弟买了一双布鞋。刚走到盐市口过来现在银河王朝的位置，就被一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把新鞋给踩脏了。奶弟举起洋瓷盆就扣过去。
论个头，奶弟根本打不过对方，但他当时气不过，不管不顾地冲了上去。那是他一生中第一次穿新鞋。
“太生气了，好心痛哦！”奶弟笑着回忆说。回到家，奶弟抓起家里的洗脸帕，把他被踩脏的新鞋好一阵擦拭。
慢慢地，奶弟就知道挣钱是怎么回事了。奶弟没什么文化，“文革”时候读了七年书，什么也没学到。他见缝插针地做各种生意，服装、手表，自行车、摩托车。重庆嘉陵50型第一代摩托车出来，奶弟就开始骑摩托车了。他从成都人民公园边上的三五〇八厂买军区被服去重庆卖，在重庆买上摩托车和磁带，回来连摩托车和磁带一起卖掉。
嗅到红庙子的机会，奶弟带来七八个邮票市场的朋友。这个市场慢慢热起来。汪勇甚至认为，早期的红庙子市场，就是奶弟带着一帮兄弟炒起来的。奶弟说，自己没有想过要把这个市场炒起来，只是单纯地想把手上的票卖掉。
到国庆节后，红庙子市场初具规模。奶弟身边的“跟班”越来越多，男男女女，三教九流，各有来头。当时的说法是“马仔”，但奶弟说，都是兄弟，只不过自己年龄要大些。
多层次的社会关系是奶弟在红庙子江湖地位的重要保证。到后面不管收股票、卖股票，甚至是揣着数以百万计的现金和现券在城市里穿梭，这些社会关系都成为他的后勤力量。
汪勇印象最深刻的是，奶弟当时骑嘉陵145摩托，带着大哥大。那时候在红庙子炒股，骑大摩托带大哥大的，就奶弟一个。当时一部大哥大22000元，1992年成都大部分人的月薪就一两百元，而且大哥大不是有钱就可以买到。奶弟的大哥大是电信局的朋友帮忙弄的。他说他的大哥大，拿到市面上转手就可以卖到33000元。145的大摩托是什么概念呢，1992年摆在春熙路会有人围观。如今你开个宝马奔驰在一线、二线城市的闹市区转转，恐怕都不会有人侧目。
每天下午六七点钟，奶弟带着他的兄弟散场。有时候他们就近在鼓楼北四街吃个饭，至少两桌人。兴致好一点，吃完饭就是夜总会唱歌喝酒。
奶弟说，他那时候基本上没买过单，有时候吃完饭找不到买单的人。他身边有一帮是兄弟伙，有些是围着他们转，但还没有进入“核心圈子”的。一来二去大概是买单的次数多了，大家才慢慢熟悉起来。
这些不断聚拢的资源，随着1993年初红庙子市场的铺开为奶弟开创了大好局面。短暂，却疯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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