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张报纸的重要，不在于它的启蒙程度。它的启蒙内容，都是拾康梁之牙慧，远不如上海诸启蒙报来得前卫、激烈。《京话日报》能够在社会发达程度比上海落后五十到一百年（孙宝瑄语）的北方取得成功，主要在于它与“下等社会”良好的互动，用创始人彭翼仲的话说，《京话日报》提供了“天下人说话的地方”。
上海《新闻晚报》将于2014年休刊。消息传出，纸媒界一片兔死狐悲之声。也有人说，早该来了，这是世界大势。
一张生于1999年的报纸休刊，是旧时代的殉葬品，还是新媒体的受害者？就事论事，我并不清楚其中的博弈与决断，然而“报纸已死”的论调听闻已久，不妨就此谈谈。
很多新闻史家骄傲地宣称中国是第一张报纸的诞生地，他们指的是公元前二世纪西汉王朝出现的“邸报”。不过，正如大学和足球一样，宣示中国的发明权对讨论问题没什么帮助。
现代报纸完全是舶来之物。从《察世俗每月统计传》到《万国公报》，从《申报》到《新闻报》，中国老百姓把它们统称为“洋报”，它们不是出自传教士之手，兼顾传播教义与商情新知，就是来自英美的风投，向保守的上海工商界推销它们的“信息”——帮助《申报》、《新闻报》打开销路的，不是时事要闻与深度报道，而是每日戏园的演出节目表。
《申报》
等到中国人开始办自己的报纸，他们就像接受西方的一切新事物一样，迅速将其精英化，同时单面化。梁启超称“报纸、学堂、演讲”是“启蒙三利器”，是的，从《中外纪闻》到《时务报》、《强学报》、《中国白话报》、《安徽俗话报》、《警钟日报》，自主品牌的报纸发生史，就是一长串的启蒙报纸名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文报纸基本上是两大系统，外资报纸经营传教与商业，中资报纸主打启蒙，所谓启蒙，基本上是居高临下的宣传与教诲。即使启蒙者为了降低读者门槛，不情不愿地使用“白话”，他们的叙述中仍然充满着“高等常识”。把《中国白话报》任何一期放在今天的网上，都不见得多少人能完全看懂，何况是在一百多年前识字率不超过5%的老中国？《中国白话报》的主编林白水曾经拟想报纸可以下沉到“种田的、做手艺的、做买卖的、当兵的”，而结果有能力读懂这张报纸，仍然只有学生和商人组成的“中等社会”。所以那时的报纸，是不折不扣的小众读物，是上层精英办给中产人群看的宣传品。
林白水
或许唯一的例外是《京话日报》。这张报纸的重要，不在于它的启蒙程度。它的启蒙内容，都是拾康梁之牙慧，远不如上海诸启蒙报来得前卫、激烈。《京话日报》能够在社会发达程度比上海落后五十到一百年（孙宝瑄语）的北方取得成功，主要在于它与“下等社会”良好的互动，用创始人彭翼仲的话说，《京话日报》提供了“天下人说话的地方”。
能够形成这样的局面，有内因，也有外因。内因是《京话日报》创始人彭翼仲、梁济等人身上的草根色彩，他们的身份不是“小吏”，就是商人，虽然籍贯各异，但都是在北京土生土长。在周边的小贩、贫民眼中，他们自然也是大人老爷，但不是够不上的那种。
外因呢，跟北京庚子事变后一年多的“殖民地经验”有关。是的，书上一般不这么说，但这一年多，中国的首都是被八国瓜分殖民的，它对北京社会等级秩序的颠覆，比上海、天津的租界或许还要彻底，因为居民无处可避。对《京话日报》支持最力的，是旗民群体，这跟他们在庚子年感受到的最惨痛的亡国灭族危机息息相关。他们需要说出内心的恐惧与哀痛，而被列强交还给朝廷的北京，在那几年言论氛围又是异常的宽松（当然是与庚子前相比）。
《京话日报》
因此，造就《京话日报》奇迹的成因，与网络时代媒体的“去精英化”竟有几分相似：读者提供新闻，读者提供观点，主事者有所引导，但也是因势利导。试想，一张报纸最重要的头版“社论”，都长期由读者来稿充任，在后来的一百多年中，有没有报纸可以做到？（关于《京话日报》的详情，可以参考今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北京报界先声》）
不过例外终究是例外，1906年《京话日报》因政治事件被迫休刊，1912年清廷退位，南方精英大批入京，同一年秋天着报史象征意义的《申报》由买办席子佩转让给了有张謇等实业家支持的史量才，中国的媒体格局有了巨大的改变。
但这种转变跟世界性趋势并不同步。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世界新闻业出现了从欧洲式“高级报纸”（政论型报纸）向美国式“大众报纸”（社会型报纸）的转型。如英国在1896年创办第一份大众报纸《每日邮报》（Daily Mail），从内容编排和发行渠道都刻意区别于《泰晤士报》等“高级报纸”。1900年，《每日邮报》的发行量超过100万份。
所谓“高级报纸”与“大众报纸”之别，简单地说，就是“宣传”与“互动”在报纸运营中的比重发生升降变化，从“我写什么你看什么”转为“你要什么我写什么”。这种变化后面的动因，有印刷、运送能力的提高，有报纸商业化之后报价的降低，有整个社会接受信息习惯的变化（比如以前是听听流言，传传小道消息，现在相信报纸甚至将之当作最主要的信息源），但总的来说，可以概括成一句话：信息从稀缺资源变成了过剩资源。
我承认《邸报》也是一种信息载体，但它跟三十多年前的《参考消息》一样，需要一定级别才能订阅，几乎是一种垄断性资源。清末民初的媒体，仍是简单的“受众购买信息”模式。《京话日报》是晚清唯一可以进入下层社会的正式媒体，在这张报纸上，从头到尾都看不到一则广告！办报是一种无利可图的事业，彭翼仲办《京话日报》，赔累得房子都抵押了，借不到钱几乎自杀。南方那些革命党办的报纸，《苏报》那样因政治迫害而封停的只是少数，大部分是因为经济亏损而停办。即使是《申报》这样的商业大报，盈利状况也不太乐观，否则也不会在辛亥前后数易其手。
1916年，李大钊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中国的报纸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他说，民元、民二时，外国人到中国旅行，无不诧异于北京报馆之多，为世界之冠（民元时达100多家），而全国报馆有430多家。这说明当时处于一个舆论爆炸性释放的时期，与整个清末时期的压抑有关。然而，这是超越市场需要的局面，结果只能是李大钊说的报界不得不“为经济所困而呻吟于势力者之前，仰人鼻息，以供其驱策之用”。每个政党，每个派别，甚至每个军阀都热衷于支持一家或数家报纸，以为宣传之用。而舆论界期盼的“报人职业的独立”却迟迟不曾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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