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3年前的南昌人对利玛窦“神岢记忆”本领的钦佩，简直到了目瞪口呆和无体投地的程度。这里，有利玛窦的书信为证。
请先看一看利玛窦于1595年8月29口致信于澳门孟三德神父的部分内容：
有一天，有几位高级的文官为我设宴，有一件事使我倍增声誉，就是我能很快背诵中国字。我与他们打赌，表示我认识很多中国字，这事为服侍上主与光荣天主是很重要的，我告诉他们，任意写多少中国字于一张纸上，彼此不必按一定的程序，只要念一次，我就可以背出他们来，一如所写的程序一样。他们就如此照办了，不按程序写了许多字，我念完了一次，就如同他们所写的同样又背了出来，他们于是都惊奇不止，像是一件大事，而我为使他们更惊奇，我又将他们倒着背涌出来；感觉毫无困难,从最后一个字回到第一个字，一字不漏。这样更使众人大惊失色。后来，他们就要我教他们这种神奇记忆的方法，如何能有这么好的记忆力。为此，在文人中，我的声誉四扬各处，使我无法承受，秀才们每天来，还有别的重要人物来求我,教他们这种学问，要拜我为师,行拜师礼，并付师札金。 我回答他们说，我不接受金钱，而现在，还没有定居下来，又没有同伴，又没有合适的房子，另外，又因太忙，所以，不能接受学生，要先定下来，慢慢地找房子，如此地先安慰他们。(利玛窦,1986,p.163)。
请再读一读利玛窦于1595年11月4日致罗马总会长阿桂瓦神父书的部分内容:
神父，我还告诉您，从此以后，差不多三、四月以来，每天皆有很多人来我，尤其听说巡抚大人认识我、对我倍加赞美、对我十分客气之后，因我不能拒绝不见，因此，多次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多次连日课也只好等到夜间念了。这种情形恐怕还会等好久才会转变呢。
造成拥挤人群看我的原因有很多：
首先，我是位外国人，是从很远的欧洲来的，要航行3年方能到达，正如远近皆知我是从9万里(原文作6千海里)之遥的地方而来中国的。使中国人感到惊讶的是，我能说中国话，但思想推理确仍是西欧式；在风俗习惯上、在衣冠上有些彼此相似、有些不相似；我的外貌与中国人太不一样，尤其胡须，中国人很少、几乎没有；或有，也只是8-9条而已；还有，我的鼻子与眼睛，在我们意大利人中不算大，但为中国人却是特大号的。
第二个原因是，有一天，我到一朋友家赴宴，这家为书香门第。他们写了许多字，我看了一次，把它们背诵出来，又能从后向前背诵。我这一招引起了他们很大的惊奇，皆异口同声地认为，我有“过目不忘”的本领，用不着看第二遍。因为我告诉他们，我通记忆术，能够教他们如何使用，因此，很多的人来到我这里，带着礼物、许诺以极谦逊诚恳的态度，要求我传授给他们记忆术。
中国青年学子参加考试，我在前面已提及过，全以“四书”为范图；此外，尚考伦理，这伦理来自六经。 每位学子可选择一经，在这一经上下功夫，将来也只有在这一经上出题而回答。我们曾从他们的经中，找到不少和我们的教义相吻合的地方。
过去这数年，我由良好的教师为我讲解六经、四书，获知如一位天主、灵魂不在不灭，天堂不朽等思想全都有。当我和儒者交谈时，时常询问他们有关他们信仰的问题，同时藉这些机会，把我们的信仰介绍给他们听。
用这个原则不但对我们的信仰有一好的开始，而且还对他们的看法有了证实，即他们以为，我看一书而能把它牢记在心。他们说：“我们学习一经已感吃力，一个人如无这种记忆术，如何能学习全部六经呢?”
第三个原因是，瞿太素到处宣称，我对数学特别有研究，可谓天下第一。说实话，假如世界上只有中国，我确可称是位大数学家，还可称是自然哲学家，因为中国人只注重伦理道德，言谈高雅，或更好说只重写作的能力。他们所讲的多为可笑的事，所知值得惊奇的真不多。
例如，他们相信天是空虚的，星宿在其中运行。对空气一无所知，知五行；不知空气，而把金、木放在五行之中；他们相信地是方的，任何不同的思想或概念都不容接受。而对月蚀的成因，则以为当月之直径正对准太阳时，好像由于害怕而惊慌失措、失色，光也失去而成阴暗之状。
对夜之形成，则认为是太阳落在地球旁边的山后之故；他们又说，太阳只不过比酒桶底大一点而已等等，这类无稽之谈不胜枚举。他们对我推理的精细赞佩不已，对我们的数学、哲学与信仰等，无不表示景仰，以为我是一位万能博士，是欧洲绝顶聪慧之人，这不免让我好笑，他们也太抬举我了。我做了两架日晷，一架送巡抚，另一架送建安王，还有两、三架地球仪，因此，中国人都以我是一位了不起的数学家。
第四个原因是，来看我带来的一些东西。主要的是三棱镜，因为它能能呈出许多颜色，所以，他们称它为“宝石”，许多人每天到那些土绅家中去观赏这类三棱镜。我又带来一张美雨的圣母抱耶穌的油画。
此外，我们精装的书籍也引起他们的羡慕，认为我们的确来自文明的国家。在我们会院所看见的，为他们产生了难以明白的问题，他们好像有些矛盾，为什么我们不是从中国书籍中得到这些学问？他们不问别的，只问是谁装订了这些书？因看见外表这样漂亮，也不得不承认在其中一定有些好东西。
我还带来其他科学仪器，如地球仪、浑天仪、世界地图等...不胜枚举，这一切都是他们以往不曾看见过的，是中国所没有的。用玄武石制成的日晷已印刷了很多份，以便中国去仿造。文字与线条为白色，其余为黑色。根据我的经验，上有小时与黄道，上有24官，他们对它的准确毫不怀疑，并印刷很多份。
第五个原因是，全中国有许多人对“点金术”很入迷，他们花尽家产、命也不要，绞尽脑汁地设法研究点金术。并没有人教他们，也不知如何去做，只风闻、途说而已；或叩拜什么什么偶像，或用什么特种草药，相信可以炼出金银。不知谁是始作俑者，言我是一位伟大的通点金术之人：因为他们不知我的生活费从何而来，因此，便认为我通此术，好像金银滚滚而来似的。这些中国所谓“点金术痴迷者”都是很严肃的人，面色苍白饥瘦，住在山洞中或窑洞中，都来找我，要我务必教授他们此术；我愈说我不通此术，他们愈不相信。
最后的原因是，来听教会道理的，和我交换意见。说实话，这种人真不太多，我只希望天主多多祝福，使听道的人越多越好；还有为其它目的来的，我都设法让他们获得一些善言、好的思想再回家，今天讲这一段，明天讲那一段，这样把天主伟大的种子，逐渐撒播在他们心田里 。(利玛窦，1986, pp.208——211)。
实际上，南昌人之所以蜂拥而去看利玛窦，九成以上都是出于“第二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很难站住脚。他到南昌之前,在中国活动已长达14年之久，为何无中国人蜂拥而去看他呢?难道他去南昌之前胡须更少、鼻子更小、眼睛更细吗？
第三和第四个原因，都无非是为了“包装”第二个原因。他们真正的用意还是冲着“神奇记法”而来的。利玛窦似乎不懂中国人“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处世哲学。中国的科举考试与他的数学、哲学和信仰都无关，南昌人真会关心它们吗?
为了第五个原因而去找利玛窦的人，也不会太多。对“点金术”入迷的人，在当时的南昌不能说没有，但不应该太多。否则，南昌就不可能出现利玛窦眼中的那种喜人景象：“南昌是江西省的首府,较广州更漂亮、更高尚，出了不少文人，人人有礼，性格也好，房舍美观，街道宽敞又笔直，各处有官府造的牌坊，这里的牌坊比广东建筑得既多且好”(利玛窦, 1986,p. 160)。为了第六个原因而去找利玛窦的人，他自己已经承认“真不太多”，我们不必再费笔墨了。
总之，南昌人之所以蜂拥而去看利玛窦，不是为了别的，主要是为了向他学习“神奇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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