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洪堡体系
1、普鲁士高等教育的奇迹
和纽曼一样，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 1767—1835 )的第一职业也不是教育，他是普鲁士德国的外交家，却建立了完善的、服务于工业社会的普鲁士教育体系。德国的柏林洪堡大学便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德国和奧地利都设立有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政府奖学金，中国不少大学的校长和教育部的官员，都曾靠着这一奖学金在德国和奧地利留学进修。
洪堡生活的年代正是德意志地区四分五裂的时代，原本在法统上统治这一地区的神圣罗马帝国在拿破仑战争后也解体了。普鲁士当时一方面财力枯竭，并且一度成为拿破仑帝国的一个附庸国，但是另一方面法国大革命为全欧洲释放出自由，使得精英阶层能够积极地参与到国家政策的制定中来。在这样的背景下，洪堡被授予了管理普鲁士"文化和公共教育"的任务。
在二战之前，德国只有一个柏林大学，即柏林洪堡大学，历史上出过非常多杰出人才的那所柏林大学即指这一所。但是二战后，柏林大学归属于东德。1948年，在西柏林成立了"自由的柏林大学"，于是有了两个柏林大学。今天，东西德国统一后，原隶属东德的大学采用了柏林洪堡大学的名称，而隶属于西德的则采用了"自由柏林大学"的名称。不过，两所柏林大学有合并的迹象，它们的部分院系专业已经开始合并。
在洪堡之前，欧洲的大学还是在沿袭工业革命之前的修道院教育的传统，以培养教师、神职人员或者训练上流社会人士为主，不仅不重视研究，而且教授和研究的课题与当时业已开始的工业革命相脱节。洪堡提出了"研究教学合一"的办学精神，并且在由他所创立的柏林洪堡大学（最初叫做腓特烈·威廉大学)30实践这一办学思想。在这所大学里，教学和研究同步进行。虽然洪堡也强调"知识的总和"(Universitas litterarum )，并且在柏林洪堡大学同时设立了法学、医学、神学和哲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总称）四个专业，但是在最后学生实际上会集中到一个专业，因为在洪堡的体制中，学生毕业时必须对一个专业有比较精深的了解，这和纽曼的理念完全不同。为了让学生们做到这一点，很多专业的学生需要五年（而不是英美通常的四年）才能毕业，而最后的两年则是完全学习非常精深的专业知识。在2000年以前上过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读者可能已经发现，这和当时中国这几所学校的风格非常像。其实这并不奇怪，因为这些学校间接地采用了洪堡的体制。洪堡在世时努力把柏林洪堡大学办成一个样板，然后向整个普鲁士推广。事实上，不仅普鲁士，整个欧洲甚至在欧洲以外的一些地区，很快都开始学习洪堡的做法。在洪堡的教育体制下，普鲁士培养出了各行各业的精英，从昔日的弱国一跃成为欧洲最强国，并且统一了德意志地区。
说起柏林洪堡大学，大家首先想到的是它在科学和工程上的成就，比如历史上它曾经出了29个诺贝尔奖获得者，不过它最早培养和成就的杰出人士，大多是哲学家和人文学科领域的精英，比如马克思、恩格斯和诗人海涅等。这要感谢洪堡在办学时坚持学术自由、坚持学者保持和政府的距离、做纯粹的学问等理念。到了19世纪中期，普鲁士开始崛起，这时威廉·洪堡已经去世，他的弟弟亚历山大*洪堡接手了这所大学。在当时的背景下，为了适应普鲁士工业化的要求，亚历山大·洪堡在大学里大力扩展自然科学和各类工程学科，大批的科技和工程精英是在这之后培养出来的。
洪堡兄弟创立的普鲁士高等教育体系中，职业教育、技能教育成为大学的中心任务。这样，大学生在学校学到的就是马上能够用于国家工业化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知识，一走出校园就能为社会服务。在强权的普鲁士，很容易自上而下地推广一种体制。得益于洪堡的高等教育体系，普鲁士很快由欧洲一个农业国迈向并实现了工业化，并且一跃成为19世纪欧洲最强国。而欧洲各国看到普鲁士和后来德国的崛起，都纷纷效仿德国的高等教育体制，并且一直沿用至今。
2、洪堡体制对高等教育的深远影响
当欧洲的大学在洪堡教育体制的指导下快速发展时，同时期美国的大学里却还在以教授拉丁文为主。1863年，到欧洲学习教育管理的美国教育家艾略特看到的是这样一番景象：在欧洲各国（尤其是德国和法国）的大学里，大学教师给年轻学生教授的是自然科学及其实际应用，学校在为工业界培养有品位的设计师、有管理艺术的负责人和有专业技能的工程师和技师。这些情形对艾略特触动很深。在19世纪下半叶，美国工业革命的推进，催生了对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大量需求，这迫使美国的教育界开始重新定位美国的髙等教育，并且适当地引入了洪堡的教育思想，美国的理工科教育便源于那个时期。如今的麻省理工学院，尤其是加州理工学院，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深受洪堡教育理念的影响，我们在介绍这两所大学时还会详细介绍。
原苏联在十月革命之后，为了快速实现工业化，不仅采用了洪堡100年前制定的体制，而且片面强调专才培养，使得每个大学毕业生都只专注于自己的专业。新中国成立后，受苏联片面理解洪堡体制的影响，马上搞了将理工专业分离的院校调整，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原来的综合性大学拆成文理型大学、工科大学、政法学院和医学院等。遗憾的是，当时既没有学到洪堡倡导的学术自由的精髓，也没有像德国那样在大学里建立研究生院，以至于大学生知识面窄，而研究生教育长期落后。
更糟糕的是，这种僵化的教育体制使得全社会对高等教育产生了误解，以为一个入学了什么专业就一定懂什么专业，没有学什么专业就肯定不懂那个专业。而在美国名牌大学里，一个人拿了一个专业的学位，有可能擅长很多领域，因为他接受的是通才教育，只不过为了达到拿学位的要求，在特定时间内在某个领域稍微多做了一点事情而已。著名科学家朱棣文，本科学的是数学，因为喜欢做实验，后来改读物理，他获得诺贝尔奖的工作，其实是他四十岁以前就完成了的，而后来他的兴趣完全转移到了分子生物学上。按照很多国人的逻辑，不是生物学的博士，怎么可能是生物方面的专家呢。事实上，朱棣文就在斯坦福大学领导并直接从事非常基础的生物学研究。像朱棣文这样横跨多学科的科学家在我身边有很多。因为在基因测序上的贡献获得2013年富兰克林（生物）奖431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计算机系教授萨尔兹伯格（Steven Salzberg )是另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本科时学的是英语文学专业（耶鲁毕业），并擅长写作。我和他成为朋友并非是因为计算机科学，而是因为都为《福布斯》杂志撰稿。他后来在读博士时改学计算机科学，并成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计算机科学系的教授，然后他又到一个医学院研究所工作了很长时间，在那里他发明了基因测序的算法，几年前才又回到计算机系当教授。我身边另一位通才教育的成功典范是曾经在Google 负责语音识别项目的科恩博士（ Michael Cohen )。他本科学习音乐，博士时改学电机工程，在SRI做了多年研究员后，又跟同事一起创办了著名的语音识别公司Nuance,将公司卖掉后才来到Google。从Google退休后，又到乐队去演奏了（他平时的演奏一直没有中断）。这类例子在美国非常多，但在中国并不多见。
今天，我们很难评价纽曼的通才教育和洪堡的专才教育哪个更好。从找工作难易、见效快慢来讲，无疑是后者更优。不过洪堡教育体制的问题是虽然能培养很好的执行层面的人才（无论是科学家、工程师，还是律师和医生），但是很难培养出有广阔视野的领袖以及实业家。另外，这一类学科划分很细的大学在名气和影响力上，常常比不上那些强调通才教育的大学，这有时会影响到它们的生源。
当然，很多读者可能会问，能否将这两种教育理念合二为一，建一所既有很好的通才教育，又能让不同学生学到一技之长的大学呢？如果仅仅对于本科教育来讲，这件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首先，不是每一个学生都需要（或者说都能够做到）同时兼顾全面发展和培养自己的专业特长。一般大学本科教育一共只有四年时间，让一个18岁的年轻人在四年里既要在身心上得到全面的发展，又能学到各种知识，还要精通一两种专业技能，这个要求显然不切实际。我们在Google面试过一个哈佛大学本科毕业生，稍微复杂一点的工程问题就解决不了；同样我们也和很多麻省理工学院的本科毕业生交流过，他们中的很多人讲东西实在是枯燥无味。并非这些人不优秀，他们身上都有着很好的品质和闪光点，但是，要在四年的时间里同时完成通才教育和专才教育几乎不可能。对其他学生，这个难度就更大了。在德国、法国和原苏联，即使要完成对大学生的专才教育，常常都需要五年时间，这也是过去中国那些采用洪堡体制的大学（比如清华、浙大和中科大）一律是五年学制的原因。
第二个难度是办学的成本问题。一所大学既要学科齐全，并且每个学科都保持很强的科研水平，同时还要兼顾本科生教学，办学成本是非常高的。一所大学要是拥有无限的资源，它当然可以在每一个专业上都聘用最好的教师，给足研究经费，同时提供最好的教学条件，那么或许能够完全兼顾到通才教育和专长教育。但我们知道任何大学的资源都是有限的，在这个前提下，任何大学和研究机构就必须做出一个选择，是集中人力物力办出一到几个高水平的学科，还是要拥有一大批规模小但是覆盖面全的学科，甚至牺牲掉成本很高的科研，专心搞好教学。不同的办学理念，不同的选择，在一段时间后，会形成不同特点的大学。比如一些大学有非常强的特色专业并且通过在资源上的倾斜以维持其领先，但是这样一来其他专业就比较弱了。比如宾夕法尼亚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杜克大学的生物医学工程专业都很强，但是它们的工学院规模都有限，无法把所有的专业都办成那样的规模和水平。另外一些大学则相反，专业齐全，每一个专业的水平都不太差，但是缺乏非常突出的专业。前者适合专才教育，博士生的水平会比较高，后者适合通才教育，本科生的选择余地会比较大。而科研经费不足的大学，干脆放弃了专才教育所必需的专业研究水平，将办学的重心集中在教学上，或许可能把通才教育办好。目前，世界上仅有两所大学基本做到了各学科完全平衡发展，专长教育和通才教育兼顾得近乎完美，同时在科研上全面开花，它们就是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一这两所大学是靠巨额的慈善捐款和巨大的学术声誉来维持的。事实上，即使是德国的大学，由于资金问题（它们获得的捐赠很少），已经不再有19世纪末大师辈出的景象了。每当德国人为柏林洪堡大学出了29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而自豪时，其实他们常常都在掩盖一个事实，那就是这些大师都是20世纪上半叶培养的。如今，德国的大学都比较偏科，力图把几个专业办好，因为它们的财力只能做到如此32。
而过去一向以通才教育见长的牛津和剑桥，也因为经费的原因，远不能像哈佛、斯坦福或者伯克利那样开设大量课程供学生选择，因此不少学生也开始出现偏科现象。可见，一所大学把近期发展的目标定在兼顾各个方面，显然是不切实际的。
兼顾两种教育理念的第三个难点在于社会上很多人不觉得有这个必要性。事实上，美国大学里主动退学和鼓励退学的做法在本质上就是对试图结合通才和专才教育的否定。我们这里谈论的退学学生，不包括那些一开始就不想上大学，或者因为经济原因退学的，而是像盖茨、乔布斯或者扎克伯格那样在大学阶段就找到自己挣钱方式的人。首先这些人是专才，这一点毫无疑问，他们都是各自领域的专家。其次，他们都认为继续在学校里接受教育不如做事情，因为在社会这所大学里他们学到的大行之道要远比在大学里学到得多。
2007年，盖茨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介绍了他的大学生活（虽然只有两年），在那里他完全是一个任由自己兴趣发展的专科生，对那种所谓的素质教育毫无兴趣。可以想象，如果他上的是达特茅斯学院或者威廉学院，需要等到毕业后再选择自己的专业，那么大学生活对他来讲就完全是浪费时间和煎熬。
另外一些人虽然读完了大学，却用行动对这种全面教育做了否定，其中非常有代表性的就是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博士。他在剑桥读书时，完全是一个问题青年，差点被开除，可以讲，他的表现是对纽曼教育理念的蔑视，或者说是对英国那种培养社会人的方式的不认可。最后，他跑到了洪堡的故乡德国拿到了物理学博士学位。但是最终，他成为了一个改变世界的人。更有意思的是，在他的下属们看来，他不仅是一个优秀的物理学家，而且是一个好的领导，是一个全才。因此，在大学教育中未必需要兼顾两种理念，也很难两全其美，不如干脆坚持一种。
最后，通才教育（素质教育）和专才教育在很多时候是矛盾的。按照纽曼的理念，学生上课、考试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学习时不给自己设限，这就要求学校给予学生大量自由时间，并且允许学生在课程没有完全学懂的情况下给予他们好成绩（否则他们只好把时间都花在学习上）。今天，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的本科教育基本就是如此，在耶鲁甚至有很多本科生讲只有一小半时间花在了读书做功课上，剩下的时间都在搞课外活动，与同学们"玩"。如果像国内一些名牌大学，学生们不得不过着三点一线的生活，通才教育和素质教育就无从谈起。而反过来，如果要让学生学得精深，就得要求他们必须在某些学业上花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我一直强调《异类》的作者格拉德威尔提出的一万小时原则，即什么事情做到世界一流，都需要花上一万小时的时间。如果把它摊到四年的大学生涯中，每年要花2500小时，每天要花多达七八个小时，这样一来，本科生们其实就没有什么时间做其他事情了。在麻省理工学院，每一门课都非常重。教授们要求非常严格，也很认真地教每一堂课，和助教一起非常仔细地设计每一个实验和项目。留给学生的作业常常需要花很多时间讨论或者向教授、助教们反复请教才能做得完美。在这样的环境下，虽然大学给了学生充分的选择自由，但是教育的结果就是专才教育，因为学生只能集中精力学好自己感兴趣的课，把相应的研究做好。事实上，今天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以及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因为课程和考试都比较难，虽然给予了本科生大量自由时间，很多本科生也只好用来做功课和复习考试了，真正用来发展自己兴趣的时间远比哈佛和耶鲁的少。
直到今天，要想兼顾通才教育和专才教育，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延长教育时间，把教育分成本科的通才和素质教育，以及研究生院的专才教育，别无他法。而提出和实践这样的教育理念的，是美国著名的教育家吉尔曼和艾略特等人。他们借鉴了洪堡洪堡体系的长处，将美国的很多大学从近代的私塾转变成高等职业教育和研究的机构。
（选自吴军《大学之路》我认为这本书能够作为了解美国和西方大学的科普书籍，里面的很多关于美国英国大学的内容，可能只有深入的去经历才会知道，作者以其经历和学识把西方的大学从一个方面介绍给我们，不得不说，对于我们了解西方大学的历史和现状具有重要的帮助）
閱讀更多 追尋教育之路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