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美国宣布撤回对中国参加“环太平洋-2018”军事演习的邀请，这不仅是毁诺，还关闭了海上安全交流的重要渠道。这也是近期中美两军关系重陷低潮的缩影，不仅高层级对话缺乏建设性进展，原有军事合作交流也趋于倒退，而且在南海、台海等热点问题上，双方呈现出正面对峙风险增大、心理安全系数降低、摩擦频率增快的趋势。
军事关系是衡量国家间关系亲疏程度的重要标尺。冷战后期，因中国在美国战略天平上的分量下降，美国对中美军事关系的考量重新滑向意识形态划线窠臼。1992年，美国终止以“和平典范”为代表的中美防务合作计划，并向台湾出售先进战机，1999年悍然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大使馆。2001年的“南海撞机”事件对两军彼此认知产生不可忽视的深远影响。
现如今，中美要维持友善的军事关系，恐怕比以往更难，原因是多方面、深层次甚至结构性的。首先，两国政治共识基础仍较薄弱。特别是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本质差异影响了两国相互战略思维。美国将中国在政治、军事、制度等多个维度带来的“竞争”放大为零和博弈的挑战，中国则反感美国对外政策中的“帝国”做派和霸权行径。这种矛盾阻碍了两军关系向更高层级、更深层次发展，并带来相互猜疑、戒备、防范甚至对立。其次，地缘战略利益的持续碰撞阻滞了互信的构建。当前中国的大战略对内要寻求国家安全和统一、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对外要确保“一带一路”倡议的安全实施，抵御外部强敌的军事威胁，突破“岛链困境”“马六甲困境”等。美国经营的亚太军事同盟、“岛链”封锁线以及正在筹划的“印太战略”，是要确保能够遏制地区强国的崛起，防止其竞争对手获得在欧亚大陆板块东翼的战略优势。美国视中国为国际秩序中的“修正主义国家”，中国将美国看作诸多矛盾的最大幕后操盘者。再者，两军战略运筹存在明显的对抗性。美国将海空兵力重心向西太平洋转移，酝酿“新型作战样式”以保持对华军事优势。中国提出军队建设要实现“弯道超车”，既是正视中西军事差距，也是明确“赶超”的决心，打造“杀手锏”武器体系更是对准美军的要害。最后，两国心态的落差加剧了战略猜疑。中国的民族复兴大业体现了强烈的政治意志、国家意愿和民族情绪，但自豪感与过度自信的民族主义有时仅“一纸之隔”，容易影响对战略形势的客观判定。而美国全球影响力的下滑，特别是原有霸权体系结构的动摇，导致其加重对中国的敌视情绪。
中国希望在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关系方面探索出以和平共处、互利共赢为基本特点的新模式，这种探索的一个关键要素就是要能维持战略风险的整体可控和军事关系的基本平稳。长期的军事斗争带给我们两条启示。其一，稳定很难通过弱势一方的单方面恳求获得。尤其是在特朗普政府内的强硬派势力构建对华军事围堵态势、不断刺探中国可忍耐的底线的情况下，中国倘若过度退让，只会让美国的“高压促变”政策更加常态化。其二，柔软的“天鹅绒手套”里必须包裹有坚硬的拳头。中国一直努力寻求扩大中美在重大问题上的利益交汇点，希望与美国建立起非对抗性的军事关系。不过，中国唯有真正建成世界一流军队，才能赢得美国对自己根本利益的尊重。换言之，如果真诚无法换取信任，那就只能用实力来赢得敬畏。
未来一段时间内，期望中美两军关系迅速回温甚至变得亲近是不现实的。不过，双方也不至于走向尖锐对立和持续冲突。值得关注的是，中美两军间对话协调机制的功能在持续弱化，这意味着双方在海空领域擦枪走火的概率重新增大。考虑到当前大的政治环境，双方都要提防局部事件诱发决策失控，导致对立态势恶化。目前亟需解决的是恢复建立两军间有效的危机管控机制或渠道，尤其要把关注点放在一线军事力量上，探索形成具有可操作性的安全行为规范，避免高度紧张的军事关系因相互误判而引发非理性的行动。维护良好的中美军事关系，是和则两利、斗则俱伤的大事，需要双方共同努力。美国应当表现出更为理性化的战略克制，尤其在中国不会让步的涉及国家主权和统一的重大敏感问题上。然而，美国对自身军力的过度自信显然阻碍着它意识到这一点。
（作者为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战略与安全研究所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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