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近百万内地居民出于种种原因从广东偷渡到香港，先后有5次高潮。广东惠州的范世平与范碧忠亲历了1987年的这次逃港高潮。他们当年逃港失败，而如今，却仍对香港耿耿于怀。
一句因谣言导致40万人逃港
1987年6月20日下午，惠州市鹿颈村村民范世平与妻子范送英到地里种番薯，两人有说有笑。此时，邻居一位阿婆跑到范世平家中，告诉其母亲杨锦云一个“惊天大消息”———英国女王过生日，香港大赦三天，边防在这三天里不设防，过境之后，立马可以重办身份证，成为香港合法居民。“只要在香港那边有亲戚、熟人接应就好，大家都准备过去呢。”
杨锦云有个妹妹早年就去了香港定居，所以听到这一消息，她立马差遣周末放假在家的大孙女范运梅赶到地里喊范世平回家。范送英回忆，当时家境确实不好，上有60多岁的家公家婆需要赡养，下有三个孩子要读书，丈夫范世平听说香港遍地黄金，也想过去闯一闯，希望多赚钱养家。就在一家人犹疑之际，一向强势的杨锦云替儿子抓了主意：“不管消息是真是假，大家都这么传，你就去看看吧。”听完，范世平推着28寸自行车准备出发。13岁的大女儿范运梅见父亲要去香，兴奋地吵着要一起去。就这样，范世平在当天下午四点左右骑着自行车，载着女儿出发。
和范世平父女一起出发的，还有3个人：范世平的外甥、村里一位辈分较高的族人，以及范世平的邻居范碧忠。他们在范世平家门前的池塘边集合，一共4辆自行车，结伴从鹿颈村出发，经过镇隆，上惠深公路，往深圳方向前行。
当年范碧忠19岁，在家中排行老幺。他的父亲在惠州船厂上班，一个哥哥和两个姐姐也都在惠州市内打工，家中仅有他和母亲耕田，放牛，“一年到头，粮食刚好够吃，不用去外面买”。
范碧忠回忆说，他们一行人上了惠深公路，天已经黑了，眼前突然出现成千上万人的队伍，手扶拖拉机、中巴车、的士、三轮车、自行车，大大小小的车子行进在往深圳的路上，艰难挪动。“自行车骑不了，只能推着走。”此时，人潮一涌动，来自鹿颈村的5人小组分散了，彼此断了联系。范世平孤独地推着自行车，和女儿范运梅跋涉在人潮中。范碧忠紧赶慢赶，生怕被人群撞散，始终跟在那位辈分较高的族人身后。
深圳经济特区检查站首任站长林杰元生前曾回忆，因群众轻信谣言，从5月初开始有不明真相的群众拥向深圳特区管理线外围，到6月20日达到高峰，整个特区管理线外约有四十万人，仅沙湾一带就有5万多人，企图翻越铁丝网，进入特区，外流香港。这个事件在当时被称作是‘6·20事件’。”
数十万人被挡在深圳“二线关”
在广东，人们习惯把内地边境城市与港澳地区的边境线称为“一线”，因此，深圳与香港接界处约8公里的边境线成为了深圳的一线关。1986年正式启用的深圳特区管理线东起深圳盐田区梅沙背仔角，西至宝安区南头安乐，全长90 .2公里，以铁丝网、墙壁、关卡等不同的形式正好围起整个深圳经济特区的辖区。这道关卡被称为“二线关”，外地人进入深圳经济特区需要先到当地武装部门办理“边境通行证”。1987年“6·20”逃港潮中的数十万人几乎都没有边境通行证，他们全部被拦截在了深圳二线外。
“6·20”事件发生时，林杰元在聚集人数最多的沙湾边防检查站现场指挥群众疏散。“哎呀，整个沙湾边检站的外围，那个山上、路上、村庄……铺天盖地的，到处都是人。整个现场水泄不通的，到处都是人，大人、小孩，年轻的也有、年纪大的也有，都有。”林杰元生前回忆说。官方认定，逃港潮的出现背后有人为的组织，并在当时严厉表示要对造谣者依法严惩。据悉，当时有些地方整个村、整个乡，由村长、乡长、大队有组织地到深圳冲关。
范碧忠称，他当时还未到达深圳沙湾检查站，就已经听到有警察摇着大喇叭不停向前行的人群喊话，大意是请大家原路返回，不要轻信谣言。“我不相信，还往前冲，到了检查站才知道整条路被堵死了，公安民警排成一排一排的人墙，阻止人群向前。”
失望之下，范碧忠打算打道回府。这才发现一路上滴水未进，又干又渴，本想在小店买瓶水解渴，却看到小店门前人山人海，根本挤不进去，只好掉头骑车回家。
《深圳市志(法制政务卷)》记载，边防分局联合其他公安、边防部队进行堵截，出动警力6860次，车辆96台次，公安边防艇42航次，拦截偷渡人员10125人，其中收容遣送3159人，教育劝退6966人，平息了“6·20”风波。6月21日，在省公安厅负责人发表辟谣谈话的同时，香港政府发言人也通过传媒辟谣。有消息称，港方公布，三天内捕获非法入境者270人。
曾经的逃港者对香港耿耿于怀
第二天天快亮的时候，一路骑行返乡的范碧忠，终于在淡水镇一家小店买到了一瓶水。早上8点左右，范碧忠顺利回到鹿颈村家中，饥肠辘辘，喝到了母亲做好的白粥。这是范碧忠第一次出门远行，全程历时16个小时。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他又继续放牛耕田。
但是，一同出发逃港的范世平及其家人的命运却从此被改写。“6·20”事件的两起伤亡事故因为《深圳特区报》的报道而被记录下来。其中，在20日深夜，范世平载着女儿骑行在返回惠州的路上，被迎面开来的大货车撞倒。父被撞倒在地后，年仅13岁的范运梅吓坏了，大声哭泣。有同村的人听到范运梅的哭声，挤进人群问道：“这是怎么了？”范运梅指着倒在地上的范世平说：“这是我爸爸。”范世平随后被送到了龙岗人民医院救治。但医生说内地没有医疗条件可以救他，除非送往香港的医院进行开颅手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深圳边防没有松口。18天后，范世平医治无效在龙岗人民医院去世，年仅36岁。此次交通事故，范家仅得到3000元赔偿金。
随后，范家的生活轨迹更因为这场突如其来的车祸而彻底改变。全家的重担落在了妻子范送英肩上，生活甚为艰苦。原本学习成绩很好的范运梅在临近中考的时候，她被告知无法继续供她读书而选择了弃学。再后来，范运梅患上精神分裂症，根源是目睹父亲出车祸受到过度惊吓。多年以后，范其喜的妹夫说要带妹妹到澳门做外劳，遭到了范其喜的极力反对。“父亲出事后，凡是说去境外干嘛干嘛，一家人都很反感。”
而看似“毫发无损”的范碧忠，对香港依旧耿耿于怀。走过许多大城市的他，迄今仍没有去香港走一走的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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