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底层的loser，靠卖印度神油勉强度日。头发乱蓬蓬、身材发福，动不动还对老婆家暴，不得已老婆跟他离了婚。 被催租、被前妻骂、被小舅子揍……这是《我不是药神》开始时，主人公程勇的可悲中年人生。因缘际会，因为一个很偶然的机会，一个叫老吕的白血病患者闯入了他的生活，老吕让程勇去印度给白血病病人带一点救命的药——格列宁（现实中这种药叫格列卫）。
程勇上有老下有小，为了赚点钱，他决定铤而走险。然后这个小人物，居然在走私药品中，发现了生活的意义。他不仅赚了钱，他也被一票病人称为“药神”。他带着他的创业团队，开始向病友们卖低价药…… 观众们发现，程勇身上油腻、不负责任、暴力的底层气息在渐渐变得单薄，取而代之的，是对弱者的同情与正义感，是面对生活的巨大热情。其他的，就不剧透了。怕说太多，被大家骂。 程勇的故事，其实并不是无端捏造，他背后有个真实的原型，叫做陆勇。 陆勇是大学生，经营着一家小企业。小日子本来过得不错，34岁那年，却被确诊慢性粒细胞白血病。他吃了两年的瑞士抗癌药格列卫，花掉了56.4万元。不堪重负的陆勇，开始改用印度仿制药，这种药的价格只要瑞士药的二十分之一。 陆勇后来将印度仿制药又推荐给了其他病友，还帮忙代购。然而根据我国《药品管理法》规定，进口药需要经过临床监测，还需拿到药品进口注册证。因此，陆勇代购的这些印度仿制药，即使在印度是合法生产，疗效也得到患者的认可，但是在国内它仍属于假药之列。 那些年，为了方便大家买药，陆勇从网上买了三张信用卡，就因为信用卡，他的代购行为被发现，结果因“涉嫌妨碍信用卡管理罪贺销售假药罪”被捕。 陆勇的遭遇得到了病友们的广泛同情，甚至有1002名癌症患者在联名信上为他签字声援，要求宽大出处理陆勇。一年后，检方决定对陆勇不予以起诉。 据说，陆勇对改编后的形象不是很满意，他可能觉得自己没有那么失败、屌丝。可电影里程勇的形象，无疑更加饱满。我们往往无法接受一个有缺点的英雄，其实小人物也可以迸发出神性的光芒。
为何印度能买到高端仿制药？
印度向来有世界药房之称。不仅像陆勇这样的中国买家在印度买药，世界其他国家吃不起专利药的人，也想方设法在印度买仿制药。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什么是仿制药？所谓仿制药，是指与原创药无论在剂量、安全性，还是效力、作用以及适应症上相同的一种仿制品。所不同的是，由于不受专利权保护，仿制药更便宜而已。 中国其实也是仿制药大国，中国仿制药占药品批文已达95％以上。也就是说，咱们身边能叫得上名来的西药，绝大部分是仿制药。只不过我们的仿制药成本低、难度小，有的已经过了专利期上百年，全世界所有的国家都在仿制，所以也就没有什么竞争优势。
药品专利保护有无必要？
当然，你不能说西方那些大的制药公司就是良心被狗吃了，定了这么高的价格。事实上，因为研发新药物，成本是天文数字，如果没有专利保护，仿制药就会扼杀了大药厂的创新动机，不利于新药的研发，最终结果是大家都没有新药可用。没有专利药的创新，哪来仿制药的拯救生死？ 过去研发一个新药，平均花费10亿美元左右。最近的数据表明，开发一个新药的费用远不止这些。比如世界著名药企阿斯利康在1997至2011年研发花费大概在580亿美元，期间只批准了5个新药，平均每个新药花费高达118亿美元。那些医药公司自然不干了。 但与此同时，又有大量的穷人，因为吃不起昂贵的药，而忍受病痛的折磨，或者早早离开人世。《我不是药神》里，已经到白血病晚期的老吕因为缺药，在病床上痛不欲生的样子，也是最触动程勇内心的情节。 最终，已经金盆洗手的程勇甘冒被抓的风险，再次重操旧业。这一回，他决定不再从卖药中牟利，完全是在赔本卖药。不好意思，又剧透了一点点。这是只有神才会有的博爱举动，这个小人物也是在真真切切向人们阐释了人身上的神性。 事实上，解决穷人看病贵的问题，平衡大医药公司与穷人之间看病冲突的重任，都不该落在像程勇这样的普通人肩头。他即使再有爱心，再具神性，以个人的努力，也无法普惠众生。他只能救他身边力所能及、势力范围之内的人。 解决这个问题，很大程度上还是要靠政府出面。比方说，政府可以出面与医药公司谈判，给予大公司一定的补偿。目前，巴西、南非、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莫桑比克等发展中国家，都有类似为了重大疾病病人的健康权而动用WTO规则对专利垄断药企进行讨价还价的案例。
政府也可以将有一些对公共卫生必须的、且十分昂贵的进口药纳入医保。像治疗剧中患者的救命药格列卫已经被多地纳入了医保报销范畴，HIV携带者也可以享受“四免一关怀”政策，接受免费治疗。而这背后，离不开像程勇这样的普通人的个体努力。
《达拉斯买家俱乐部》
看过《我不是药神》的观众，可能会发现，这部影片有点像美国电影《达拉斯买家俱乐部》。后者是根据罗恩・伍德鲁夫的真人真事改编。 1985年，放浪形骸的电工罗恩・伍德鲁夫，被医生通知感染了HIV病毒，只有30天活头。这个不肯向命运屈服的牛仔，开始了自己的抗争之路。 他尝试求医，可30天内，他根本等不到医疗系统分配的安慰剂。于是，他转而去贿赂了医院的清洁工。后来，听说墨西哥的瓦斯医生有治疗HIV的药物，他又开车去了墨西哥。 在墨西哥，他听从瓦斯医生的建议，使用了几种合成药，结果效果显著，这其实有点类似于后来的鸡尾酒疗法。 意识到巨大商机的罗恩，将这些药以自己使用的借口运回美国，向HIV感染者们贩售。为了躲避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的审查，他成立了达拉斯买家俱乐部，以收取400元会费的形式向贫穷、等不到新药的病人售卖。 当然，他触动了药企与政府的红线，药品一次次被从病人手中收缴。
So what?
即使与食品药品管理局对簿公堂又如何？他也在一次次与药企、警察、政府部门的缠抖中，对自己的人生有了目标，找到了为何活下去的意义与勇气。 与程勇一样，刚刚出场的罗恩，生活也是一团糟。他没有结婚，赌博、吸毒、滥交，对同性恋充满了偏见。他的人生，在检查出HIV病毒的那天开始，宣告了死亡倒计时，却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重生。 他从一个病人，变成一个商人，再到一个对边缘人充满同情的朋友，最终成了反抗当局冰冷规则、为弱者争取权益的英雄。 这种人，让人充满敬意。《达拉斯马买家俱乐部》这部电影，也是对他人生的致敬。最终，他的生命终止在1992年，比医生的预计整整晚了7年。 当个人生命与国家法律、冰冷的规则产生冲突的时候，该怎么办？陆勇与罗恩，恰恰给我们展现了一个平凡小人物，在面对这些压力、命运不公时，最该有的样子。 “药侠”陆勇，可以说凭借一己之力，让公众看到了隐蔽在暗处的无钱看病的白血病群体。是他和他的努力、抗争，甚至牢狱之灾，让这一群体的命运被摆在了大众面前。 罗恩也是如此。他的出现，让人们看到了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保守的里根政府以及美国社会对艾滋病人的偏见。罗恩的“达拉斯买家俱乐部”背后，是当时艾滋药物的研发并不积极这一现实。 权益不会平白无故砸到头顶，那些先驱者可能也由此代替很多人受到了诸多不公正的待遇，无论是美国黑人能与白人一起同乘公共汽车，还是妇女能参与选举，亦或是一些昂贵的药品纳入医保，无不如此。 权利的到来可能无法一步到位，法律也有可能在摸索中完善，这其中，可能要经历漫长的时间，转折点就出现在一些或几个小人物的头上。对这些被命运砸中的小人物而言，挑起这幅重担，展现出一个人对抗强大体制的勇气与尊严，无论在什么国家、什么时代，都值得被赞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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