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有些人、有些事在漫长的一生之中只有一次相遇的机会，需要我们付出全部的心力来珍惜，才不会留下虽然相遇但是错过的遗憾。
一期一会，世当珍惜。
而在明朝276年的历史中，也有属于它的那次相遇，十年不长，却也足够让晚明积累下内富国家，外却强兵的能量。换言之，那次属于张居正与明王朝的一期一会，显然做到了世当珍惜的要求。
张居正，字叔大，号太岳，湖广江陵人。其12岁通过童试，15岁成为少年举人，也曾获赞：此子将相才。嘉靖二十六年，名重湖广的张居正考取二甲进士，获授庶吉士，正式开启了仕途。
张居正进入翰林之际，正值嘉靖隐居西苑，怠政修道的时候。彼时内阁混乱，夏言被诛，严嵩开启了他二十年的擅权之路。张居正也曾试过奋力一呼，振兴朝纲，为此他在嘉靖二十八年上陈了《论时政疏》，一一论述了自己改革的主张，然而却不为庙堂所重。明世宗虽然是聪明的君主，但是他更关心的是自己而不是国家的利益。在这场名为权利的游戏中他享受着制衡的乐趣，作为游戏规则的制定者，他不愿意也不需要改革来打破这种制衡。于是终嘉靖一朝，看透了政治环境的张居正再也没上过除例行奏章外的其他奏疏，考察地方，相机而动是他给出的答案。
自古就有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的说法，诸葛孔明结庐隆中，一晃十年，才等到了先主的三顾草庐，卧龙一出而天下三分；东晋谢安，隐居东山，寄情于山水之间，时人谓之：安石不出，如苍生何！直到不惑之年才在山河动荡时出任宰辅，内挫桓温，外胜前秦，淝水之战中知人善任，挽狂澜于既倒。
三顾茅庐
大隐隐于朝堂的张居正想必也在蛰伏的时间里想起过前人的经历。明清还是章回体小说大热的时候，罗贯中的《三国演义》风行市井，虽不尽是史实，却也见解独到。其中有一个章节描绘了曹操刘备煮酒论英雄的故事，曹操名为议论天下豪杰，却抛出了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这一观点，意在试探刘备志向。刘备听到后，大惊失色，甚至连手上的筷子也掉落在地上，一时间似乎坐实了自己韬光养晦，徐图天下的志向。当时曹操势大，刘备力单，就在生死未卜之际，一声惊雷却救了刘备一命。他把筷子掉落，脸色突变的原因归结为平地起惊雷，成功的将那一刻的杀气带到了多年后的赤壁与汉中。
而张居正在上陈了《论时政疏》暴露了自己对弊政的厌恶后，也通过称病告假，不论时政等做法顺利等到了隆庆万历的时代，开始了与弊政的真正决战。
《张文忠公全集》中写道：自秉政以来，其播之命令者，实不外富国强兵二事。那么事实是否如张居正所说，做到了富国与强兵两件大事呢？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下张居正改革的重点。
自嘉靖以来，朱明王朝面临着吏治腐败、土地兼并，北虏南倭，边患严重等诸多困难。而张居正认为所有改革的发起点在于人，因此吏治好坏决定了改革的贯彻力度。于是在万历元年，张初为首辅即推出了考成法，通过逐级考核，责任连带，以部院考察抚按，以六科监察部院，以内阁督查六科，相互监督制衡。同时他要求部院公文内容除抄送六科给事中以外同时抄送内阁。由此明代内阁虽然没有六部的领导权，但通过人事考核，形成了事实上对于部院的监察领导。在考成的过程中，张居正裁撤了冗官冗员，奖励了一批支持改革的能吏，自是，政体为肃，为改革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而吏治的腐败追根溯源则是教育的偏斜，《明史》中记载，张居正认为：“养士之本，在于学校。贞教端范，在于督学。”因此在完成吏治整顿之后，张居正开始着眼于各级官学的整改，由于明朝的生员拥有减免徭役、给予学租养赡等大量优待，同时生员犯法，地方官不得擅自责罚而要交于地方学政处置，因而地位较高，其身份为地方大族所喜，大量没有实学的豪门子弟混迹其中。并且由于当时士子的最终目标是通过层层考试，最终殿试夺魁，其后由翰林进入内阁，成为王佐之才。然而大学士何其之少，读书人何其之多，大量士子即使垂垂老矣，也难以在仕途上迈开第一步，无奈只能寄养于官学之中。这些人既没有真才实干，也没有锐意进取的意向。张居正的改革正是针对这两类人展开，他明确了各级官学的名额，裁减了大量名不符实的生员，辞退了年老昏聩的学官，慎重挑选合适的人才进行了填补。
解决了人治上的问题，张居正终于可以直面财政上面的难点，明中叶以来的财政困难出自五个源头：其一是君主的铺张浪费，光嘉靖一朝修缮建造的宫宇就有仁寿宫、玉德殿、景福宫、安喜宫、慈宁宫、慈庆宫等十几个。其二是政治上的腐败，严嵩当政以来各级官僚上下其手，层层贪污，加之冗官冗员的俸禄支出，以至于户部长期亏空。其三是功臣勋贵、皇亲国戚的坐吃山空，唐宋宗亲，有些走上仕途，有些散处民间，子孙有爵而无禄，而明代功臣皇族，由于靖难后的祖宗法制规定，不农不仕，坐食公帑。其四为军事上的巨大支出，倭寇扰乱东南，俺答屡次寇边，每一项都是数百万银两的支出，而与之对比当时户部岁入仅仅只是两百万有余。其五则为严重的土地兼并，勋臣贵族地方豪族在兼并了大量贫困农户的土地后，隐瞒不报，使得出现小民税存而产去，大户有田而无粮的现象。
纵观这些原因，其一二为政治上的腐败造成，张居正通过天子年幼，总摄国政这一有力身份，对于万历的用度进行了引导和规劝，有效减少了统治者的铺张浪费。而在考成法有效推行之后，冗官冗员大量减少，对于官吏的财务也进行了有效的监察，贪污公款的现象相对减少。其三为制度上的问题，张受限于祖制，无从改变，但也通过考成法责成地方官对这些勋臣贵族进行钱粮的催征。其四为国家军事上的部署，稍后我们再加叙述。其五则是财政困难的根本原因，这也是张居正改革的重中之重。
仇英《南都繁会图卷》描绘下的江南社会生活
对于土地兼并，政府的难点首先在于对于大户所占土地数量的不知情，在封建社会，赋役制度是建立在土地信息完整的基础上。因此其于万历六年开启了土地丈量的工程，前后历时三年，所得结果虽然由于豪强势力的抵制，地方官员的投机，并不十分准确，但确实彻查了一部分被隐瞒的土地，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土地兼并的趋势。
如果说土地丈量只是为了获取信息，那么一条鞭法的推行就是将财政改革的果实最终摘取。所谓一条鞭法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首先，赋役合并，以货物劳力征收的一律以白银替代，徭役的征银也不像过去按户和丁来摊派，而是根据人丁和田亩的多少来分担。
其次，计算赋役数额，以州县为单位，同时各州县原有额度不允许减少。
最后，赋役银由地方官直接征收，由于税收由征收实物改为征收银两，简化了存储运输，因此免去了过去里长粮长参与征收的过程，既减少了中间贪腐的可能，也将责任具体落实到了地方官，由于考成法的存在，提高了赋役征收的实绩。
我们会发现一条鞭法是中国古代赋役制度史上的巨大变革，它统一了赋役，简化了征收的流程和手续，配合全国的土地丈量减轻了贪污漏税造成的负面影响。同时由于役银的征收由丁、户分担转为了丁、田分担，在当时社会放松了对农户的控制，降低了商人的负担，有利于劳动力的流动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所谓晚明资本主义的萌芽也有一部分得益于一条鞭法的执行。然而一条鞭法也有其时代局限性，它规定赋役数额，以州县为单位，同时各州县原有额度不允许减少，即是在法理上将嘉靖以来各种摊派加以明确。而由于白银成为了唯一的征收物品，迫使农户将收成在市场上售卖，由于商人相比于农户能了解更多的市场情况，处于信息不对称的有利一面，因此他们可以从容的进行压价，客观上加剧了农民的负担。
明代白银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刚才没提到的第四点——军事上的支出，而这也是张居正自认为所做两事的其中之一。明自英宗土木堡之变以来，军事逐渐衰落，虽然其中有于谦振兴了京军，但也不能从根本上扭转明中期以来卫所制度衰败，边军战力缺乏的情况。嘉靖以来草原上形成了俺答为核心的力量集团，虎视燕云，东南则有汪直徐海伙同倭寇，掳掠沿海，时人对于整个边情有着“兵不多，食不足，将帅不得其人”的悲观论调。但是张居正并不以为然，首先对于一直困扰明朝边防的问题——地方督抚与边帅之间的倾轧掣肘，他选择绝对的信任边帅，降低抚臣对其的制约，戚继光、李成梁能在一方长期坐镇，延续防务政策无不得益于此。其次根据具体的边情不同，张居正也分别采用了行之有效的策略。对于东南的倭寇，他沿用了自隆庆以来开放海禁的政策，从根本上消除了内地豪强为了获取海上贸易的暴利联合倭寇扰乱海疆的诱因。对于北方的蒙古，他采取了封贡互市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策略。他一边任用王崇古处理“俺答封贡”，用抗倭名将戚继光坐镇蓟门，一十六载北府无事。另一边对于仍然有心寇边的蒙古王公，他指示李成梁主动出击，数次大捷稳定了辽左情势。一时间，边情晏然，这一局面既让明朝在军费上的支出能够降低，同时也使得张居正的改革有了一个稳定的外部环境。
戚继光蓟门练兵
我们可以发现，张居正历时十年的改革主要着眼于吏治、官学、财政以及边防四大方面，吏治和官学的改革为新政的推行减少了阻力，提高了政策的执行度，同时由于吏治的整顿，对于君主用度的控制，实现了财政上的节流，而通过而考成法与一条鞭法的相互作用，改善了积弊已久赋役问题，实现了财政上的开源。在开源和节流一起的作用下，府库岁有盈余实现了富国的目的，同时财政上的收获使得边疆的军需有了保障，相应的边境安定又反哺了内政，经济的恢复随之加速，可以说万历前期张居正所说富国强兵两事他真正的做到了。
秦代及明代的边防要塞——长城
但是张居正还是跳脱不出那个时代背景，本质上他仍是封建大地主的利益代言人，他把前朝的摊派内容合法化，反对海瑞等激进的变革措施，其改革本质上仍是在流程细节上进行了强化，并未触动根本，许多政策最后仍在被豪门大族钻了空子后名存实亡，可以说这既是张居正的遗憾，也是时代的无奈。
当时张为当权者所诟病者有七：
其一考成法使得内阁插手部院事务，违反了明朝内阁无宰辅之实，无权管理部院的法理，同时也侵犯了明朝一直以来想强化的君权，给了其死后君主乃至政治对手为他安插擅权乱政罪名的事实依据，。
其二丈量土地、强推一条鞭法触动了核心统治阶级的利益，使得他丧失了统治阶级的支持。
其三，有明一代，言官的势力达到了历代之最，张居正历来仇视御史凌驾地方，在改革过程中多次打压，不恤与言官交恶。
其四，依据明制，父母至亲去世，在职官员需要辞官守孝，满三年以后再行任用，只有国家危难情况特殊才能予以留任，这就是所谓的夺情。而万历五年的发生的张居正丧父后的夺情，当时引发了言官的广泛攻击，虽然最终明神宗出面将事情压了下去，但也为张最后的被清算埋下了祸根。
其五，限制了君主的欲望，嘉靖、隆庆、万历三帝对于财富都有着无限的痴迷，而万历由于张居正的限制，长期处于压抑自己欲望的状态，所谓水满则溢，一旦张居正死亡，这种压抑的欲望就转化成了报复的心理。
其六，结交宦官，明朝历任内阁首辅由于本身权利的不完整性，与当时的宦官领袖都有着特殊的合作关系，远的不说，前任首辅高拱就举荐了陈洪执掌司礼监，陈洪也投桃报李，对高拱的改革予以支持。而万历幼年继位，当时他的意志代理人在宫内即为冯保和李太后，张居正也正是借助高拱和冯保的矛盾才伺机登上了首辅的位置。
其七，私德的欠缺，明朝的俸禄可以说相当低，以至于明朝的官吏即使如徐阶这般名臣都难免有些财务上的灰色面，特别是明中期以后，如海瑞这般廉洁的官吏几乎绝迹，张居正也难免在这上面有些问题，其子得中进士也是托了乃父的名望。
荆州张居正故居
或许张居正作为个人并不完美：结交内宫，私德有亏，从他作为明朝最有权势的首辅这一事实来看专政擅权似乎也有迹象。但是明朝在嘉靖长达四十五年沉溺于敛财制衡的统治中，已经出现了亡国的迹象，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需要的不是循规蹈矩的儒家典范，而是敢为天下先，怒对万人言的英雄。
我想，张在上位过程中也纠结过对于徐阶、高拱等人的攻讦，也对身为士大夫却结交宦官的现实感到无奈，但是他没有犹豫，作为一个要为明朝强行续命的政治家，重要的是先坐到那个可以影响天下的位置上，就事实来说，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的故事也没有发生在徐、高二人身上，冯保也没如王振刘谨魏忠贤一般对政局起过过多的负面影响。
而当张父去世的消息传至京师，张居正无疑是及其挣扎的，对于从小濡染封建礼教的他来说，离职守孝是唯一并且合理的选择。然而万历五年，政局刚有起色，三年远离政治中心，极有可能让改革的成果毁于一旦，他不敢也不想放弃自己的政治抱负。在授意门生故旧奏请夺情时他就意识到他留任的愿望有多强，弹劾他的势力就会有多大。
在笔者的心中，所谓的英雄既有封狼居胥，燕然勒石的绝世武功，也有名军大将莫自牢，千军万马避白袍的军事神话，既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无私奉献，也有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爱国情怀。
而张居正抱着失德于天下的可能，依旧开启了改革新的五年，排除与改革相左的意见，扶大厦于将倾，最终实现自己的富国强兵政治意图。虽千万人吾往矣，所谓英雄，大抵如此。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
如前文所说，一期一会，世当珍惜，纵观万历前十年，明朝虽然衰落却还是抓住了张正这颗流星，使得国柞得以延长。张居正也珍惜了这段时间，即使千夫所指，万难在肩，也敢于负重前行，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最终功过评述也是瑕不掩瑜，可以说无负彼此。
最后笔者引用一段明史专家孟森老师的话作为本文的结尾：综万历初之政皆出居正之手，不恤与言路为仇，高不知危，满不知溢，所谓明于治国而昧于治身。居正卒于万历十年，明年夺官阶，又明年籍其家，子孙惨死。而其身死三十余年内清朝弄兵于塞外，蚕食东北，国柞转移，中朝竟不知有其事，直至入犯辽沈，举国震惊。庙堂若有留心边事如居正其人，何至愦愦如此，故居正没而遂入醉梦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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