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08年金融危機爆發，學界開始批評弗裡德曼貨幣主義的缺陷，認為貨幣政策規則不能反映資產價格波動，而且貨幣數量與物價關係也明顯脫鉤。但2017年進入第四季度後，我國PPI向CPI的傳導顯著增強，10月份CPI同比增速上升到1.9%，引發市場關注，重新審視弗裡德曼的理論有實踐指導意義。本文以重讀弗裡德曼《貨幣的禍害》這本代表作為契機，結合近幾十年來全球宏觀經濟的運行，重新梳理貨幣制度演化史及宏觀政策調控的得失。
關鍵詞：金本位；紙幣；貨幣制度；通貨膨脹；
（原文收發於筆者個人微信公眾號，一瓣，yibanshuping）
一、引言
今日的貨幣體系框架，仍然是1971年8月15日佈雷頓森林體系瓦解後建立的，這是一次世界貨幣體系的大轉折，人類第一次徹徹底底地將貨幣與貴金屬脫鉤，將貨幣的命運交由各國政府與中央銀行管理。如果做一項民意調查，我想央行的得分，極有可能是不及格的。心理學的研究證據表明，大部分人的記憶特質呈現如下兩個特點：相對於正面情緒記憶，負面情緒記憶的數量多；相對於正面情緒記憶，負面情緒記憶的細節更豐富。綜合而言，即負面情緒更加持久。自從進入信用貨幣時代，也即紙幣本位時代，通貨膨脹不是正在發生著，就是在發生著的路上。通貨膨脹與貨幣購買力下降相對應，它意味著我們的財富在不知不覺地被“偷走”了。
弗裡德曼將通貨膨脹的原因歸結為大家耳熟能詳的一句話——“無論何時何地，通貨膨脹永遠都是一種貨幣現象”。這是經過對各國曆史數據和經驗分析的基礎上做出的結論，這也是弗裡德曼一以貫之深信不疑的觀點。理論的抽象是冒著極大風險的，貨幣問題恐怕沒有這麼簡單。英國前首相格萊德斯通（W. E. Gladstone）說：“因專研貨幣的本質而受愚弄的人，甚至比受愛情愚弄的人還多”。對於貨幣及貨幣理論的複雜性，弗裡德曼在《最優貨幣論》的序言中也說到：“貨幣理論就像一座日式花園，整體之美在於其多樣性：看似簡單的表象之下，隱藏著紛繁複雜的現實；看似平靜的水面之下，其實暗藏洶湧。只有從各種角度來觀察和審視，只有從容且深入的進行研究，才能充分領略和欣賞其中之美。無論是貨幣理論還是日式花園，它們某些特性之美只有獨立於整體之外才能被領略，但同時只有作為整體的一部分，才能得到充分的發展”。
貨幣是理解貨幣經濟現象的出發點和重要切入點，但它不是全部。金融危機以來，全球各國央行集體擴張資產負債表，貨幣流動性有如洩洪之勢，但通貨膨脹並沒有出現。我始終認為，任何理論都是有限度的，包括自然科學，它都有時間與空間的侷限。所以，並不是理論錯了，而是時空轉換了。
金融危機的爆發讓宏觀經濟學揹負著罵名，現任世界銀行的副行長、首席經濟學羅默（David Romer）在2016年痛批過去30年宏觀經濟學實際上是在倒退，是一群自負的理論家閉門造車的無用之物，根本難以用來解釋世界，更談不上指導政策實踐了。筆者認為，新貨幣學派是需要對理論的失靈做出一定解釋的。因為美聯儲實際上履行了管理通脹的義務，但金融危機仍然爆發了，那麼美聯儲是否就可以將責任推給其他部門？答案顯然是否定的。
經典理論，就是常翻常新，有加無已。歷史不斷向前演進，但永遠也只是週期的重奏。過去這10年，明斯基重回視野，凱恩斯大師歸來，弗裡德曼慢慢被塵封，只有在需要反面例證的時候人們才用弗裡德曼的名言來鋪成。就是這樣，有些引用者可能只知道那句名言，但實際上可能並不是大家想的那樣簡單。
《貨幣的禍害》這本書是弗裡德曼的代表作之一，它從貨幣制度變遷的大歷史視角闡述了貨幣與通貨膨脹的關係，是一部經典的貨幣理論著作，學界一般認為它是《美國貨幣史：1867-1960》的姊妹篇，故有必要重讀經典原著，而不是斷章取義。
二、貨幣即觀念
從物理形態上來看，紙幣只是形形色色印著圖案的紙，它怎麼就變成了我們為之奮鬥的財富了呢？這個在大眾看來極其簡單的問題，歷史學家、哲學家和經濟學家們卻要用文章和著作來回答，是大眾把問題看得太簡單了，還是學者們喜歡把簡單問題複雜化？
貨幣之所以是貨幣，在於人們的認可，貨幣的邊界取決於認可者的分佈與數量。小孩子之所以知道“錢”就是因為大人們拿著錢告訴他們“這是錢”，它可以買好吃的和好玩的。他們並不會反問：這不是紙嗎？為什麼這種紙可以買東西，別的紙就不行呢？一切對小孩子都是新的，他們沒有判斷能力，大人告訴他們是什麼就是什麼。哈耶克之所以那麼痛恨通貨膨脹，並支持貨幣的非國家或與自由銀行制度，我想與他少年在維也納的經歷也有關係，那時候維也納正經歷惡性通貨膨脹。
這就是概念對於人的意義。當貨幣成為某種既定的事實，那麼人們就習慣於用一個“概念”來刻畫這種範疇，貨幣之所以被稱為貨幣，也是一種歷史的偶然，“概念”自身就有一個演化的路徑。“金錢的”對應的英文是“pecuniary”，它是從拉丁文“pecus”演化過來的，願意是“牲畜”。這恰恰反映了過去人們將“牲畜”作為交換的媒介，這就是我們認識的貨幣所發揮的一項職能。所以，“貨幣”就變成了被人們普遍認可的充當交換媒介、價值尺度和價值儲藏手段。演化至今，貨幣本身已經不具備商品的價值屬性，它更多的是以數字的方式出現在資產負債表與交易流量表上，所以包括凱恩斯（1930）在內的大量學者都認可“記賬貨幣”（Money of account）這個概念。
三、貨幣之謎——通脹之問
中國宋朝最早在11世紀開端就開展了長達80年之久的紙幣實驗，這就是四川成都地區的“交子”。一開始就是一種存託憑證，畢竟這種紙質的憑證對於跨境商貿要比金銀方便多了。交子一開始由交子鋪發行，是一種民間行為。這些交子鋪在各地開設分部，方便商旅兌換，交子逐漸流行起來。一開始這些交子是有百分百金屬貨幣儲備的，見票即兌。但是鋪子的掌櫃發現有大量的金銀沉澱下來，所以他們就開展了民間借貸業務，這就是民間信用貸款。
然而信用的維持並不容易，一般人沒有能力長期保證這一信用的存在。富商主持下的交子因為富商道德的喪失或者經濟條件的變化，不久就出現了“富民貲稍衰，不能償所負”的局面，從而導致紙幣不能得到兌現。信用危機的出現使交子無法由私人繼續主持發行下去，於宋仁宗年間上收朝廷。政府又重複了民間故事。在信用與記賬技術尚未達到足夠高的水平時，紙幣實驗有種“早產”的性質，所以短暫的紙幣實驗失敗後，中國重歸銀本位制度。西方國家發行紙幣要比中國晚了近800年，這可以追溯到一位金融奇才約翰·勞。
我在這兒要從紙幣講起，就是因為所謂的貨幣理論在金屬貨幣時代時候是比較簡單的，這也是為什麼貨幣理論在古典時期並非經濟學理論的核心，同質黃金的自由流動會自動實現國際收支的平衡。在紙幣被髮明以及金融業發展之後，畫風突變了，人類進入到了揮之不去的通貨膨脹和惡性通貨膨脹的時代，經濟失調，代謝紊亂成為常態。從時間節點上看，確實呈現一種因果關係。我想弗裡德曼一定也是認同這個說法的，通貨膨脹的原因是什麼，以及治理通貨膨脹的手段是什麼？關鍵是要回答金本位與法幣本位（即紙幣）的區別是什麼？
這就需要從供給與需求雙方來分析。物價波動對應著貨幣購買力的波動，這又取決於貨幣供求雙方的力量對比。貨幣需求與供給分別是由什麼決定的？在金本位時代，貨幣供給取決於金礦的儲量，開採的技術和運輸等，所以其供給在金礦大發現之前，是相對平穩增進的，同時經濟增速（可以代表貨幣需求）也比較慢，價格水平很少出現巨幅波動。但紙幣的供給就不一樣，弗裡德曼以美聯儲為例，說明發行的權力是高度集中的，決定美聯儲政策的就是那12個人組成的委員會，雖然他們可能也會呈現意見上的分歧，但是從結果來看，有個事實是無法否認的，“即他們每個人都單獨擁有自由裁量的權力來決定經濟學家稱之為基礎貨幣或高能貨幣的數量……。整個流動資產的結構包括銀行存款、貨幣市場基金、債券等，他們組成一個倒金字塔，其規模取決於並且完全依賴於底部錐點上高能貨幣的數量。”
學界將弗裡德曼的觀點作為“貨幣外生論”的代表，這表現為一條垂直的貨幣供給曲線，央行決定這根線的位置，擴張時右移，緊縮時左移。但我們可以肯定的是，弗裡德曼並沒有否認商業銀行貨幣創造的職能，它只是更加強調央行對基礎貨幣的決定作用。熟悉弗裡德曼理論觀點的讀者應該清楚，這一點實際上在它的理論體系中佔有很重要的地位，因為他認為正是因為供給側出了問題，才導致的貨幣成為經濟的“禍害”，所以他主張要管住美聯儲這隻收。
另一側就是需求側，貨幣需求的決定因素是什麼？在弗裡德曼看來，公眾持有現金的數量取決於兩個因素：（1）持有現金的收益；（2）持有現金的成本；均衡的數量在這兩者相等的時候達成，只要不相等，那數量一定不是最優的。其實這種收益與成本的分析是一個通用的框架，需要強調的是分析中使用的變量都應該是經物價調整後的真實值，而不是名義值。我想這可能就是回答紙幣“為什麼不一樣”的鑰匙，因為在弗裡德曼看來，需求至少比供給穩定。
現在思路就清楚了。貨幣供給側的擾動導致了物價的波動，而這種波動又導致了資產實際收益率的波動和資產配置行為的擾動。“價格或名義收入出現實質性變化幾乎總是名義貨幣供給變化所導致的結果，很少會是貨幣需求變化的結果。”在金本位時代，這種供給側出現顯著擾動的情況比較少，例如1849年加利福尼亞發現金礦，19世紀50年代澳大利亞發現金礦，19世紀末在阿拉斯加和南非發現金礦，以及氰化法提金工藝的發明均導致了黃金購買力的下降。但紙幣幣值下降幾乎是一個趨勢，並偶爾出現惡性通貨膨脹，這主要是在政治不穩定和戰爭期間。整體而言，貨幣在短期內對實體經濟有真實影響，但長期內只與價格有關，即短期“非中性”，長期“中性”。貨幣的禍害，即美聯儲的失職，物價上漲、貨幣危機等都與美聯儲貨幣政策有關。
四、1873年罪行
一個大國的命運往往就是這樣偶然地被決定了，在貨幣領域體現地最為明顯。我們現在所處的紙幣本位在貨幣史上算是最年輕制度，在其之前，黃金與白銀經歷了長時間的糾葛。我們先來簡單回顧一下美國的貨幣制度史。
1792年鑄幣法案規定了美國的基本貨幣單位——美元，以及各種輔助硬幣——美分、半角、角和25美分等。金幣與銀幣的法定比價為1：15，可以自由鑄造。這實際上建立起了複本位制貨幣體系。學過經濟學的都瞭解複本位制的問題——格雷欣法則，即所謂的劣幣驅逐良幣，簡單解釋就是：官方規定了一個金與銀的法定比價，除此之外還有一個通行的市場比價。例如1792年金銀的法定比價為1:15，此時的市場比價也是1:15。但是隨後市場上的金價上升，到1834年為1:15.625，而且在此期間一直高於1:15。這就是說黃金的價格被認為低估了，或者說白銀的價格被認為高估了。但是金幣與銀幣的購買力是按照官方比價流通的，只要兩個比價不一樣，就存在一個套利空間。
套利的簡單邏輯就是低買高賣，即什麼便宜買什麼，什麼貴就賣什麼。既然在市場上，黃金要貴一些，那自然就是在市場上把黃金賣點，換回白銀，然後再拿這些白銀去官方的鑄幣廠把黃金換回來，這樣就能賺取差價收益。但在實際操作中，由於各個環節都存在一些交易費用，所以當差價較小時，這種套利交易是不會發生的。
所以，1792年確定的官方比價低估了黃金價格，也就是市場上的黃金價格較高，那麼它就被稱為“良幣”，也就是在市場上它更值錢。相對而言，白銀就比較便宜，也就是“劣幣”。但是“良幣”的價值卻被官方低估，也就是說它只能按照官方低估的價值去進行交換，那麼消費者肯定是不願意的。相反，白銀是“劣幣”，但其可以按照官方高估的價值進行交換，何樂而不為呢？簡單來說，你現在擁有的白銀要是賣給政府只值500塊，但是在市場上卻可以買1000塊的商品，你肯定願意用白銀區買東西的，相反，你擁有的黃金本來可以買1000塊的東西，但賣給政府卻只能換500塊，理性的選擇肯定是囤著，這樣黃金就退出流通了。 這樣，白銀就驅逐了黃金，正因為白銀被認為高估了，但它實際上是“劣質”的。
所以，1792年確立的複本位制，由於當時世界市場的金銀比價較高，黃金退出流通，本質上實行的是銀本位，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1834年。因為1834年官方將比較調整為1：16，按照上述同樣的邏輯，複本位制變成了實質上的金本位，白銀退出流通。可以看出，金銀複本位制就像是一種蹺蹺板，形式上的折中方案實際上內在的有一種單極化的傾向。1849年和1851年相繼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和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發現了金礦，黃金的購買力逐步下降，至南北戰爭爆發，開始實行紙幣本位。
毫無疑問，戰爭時代的紙幣本位幾乎就是通貨膨脹的黃金搭檔。所以戰後，為了重建穩健的貨幣制度以保持物價穩定，過會通過了《1873年鑄幣法案》，經過了幾年的調整，至1879年，美國正式恢復了以黃金為基礎的硬幣本位制。它刪除了標準銀元的相關條款，終結了複本位制度，首次在美國確立了單一的金本位制度，事後看來，法案的起草者們並未意識到刪除標準銀元條款實際上是終結了銀本位。美國幾乎重走了60年前英國走過的路：1797年前複本位，隨後採取了不兌換的紙幣，1816年白銀去貨幣化，至1821年開始實行以黃金為基礎的硬幣本文制。
美國在1873年確立了黃金為流通中的美元的儲備，而將白銀貶為輔助的地位，這就是白銀支持者眼中的“1873年罪行”，弗裡德曼顯然是支持這個看法的，“在歷史的法庭上，對此進行有罪裁定是合適的”，他還是從物價穩定的角度來說的。1873年，特別是1879年之後，美國對黃金的需求大大增加，黃金儲量佔比從1879年的7%上升到1889年的20%，這導致黃金兌白銀的價格從1:15上升到1900年前後的1:40左右。
黃金升值，等價於美元升值，等價於物價下跌，即通貨緊縮，這就是美國1875-1896年的狀況。這段時間美國經濟體系是季度不穩的，弗裡德曼將其稱為“混亂時代”，1893年出現了大規模的銀行倒閉潮，最後還是由於摩根等私人財團協助財政部才穩住事態進一步惡化。弗裡德曼通過反事實模擬論證瞭如果1873年確立的是銀本位，美國將不會發生如此嚴重的通貨緊縮。實際上，美國確立金本位，也受到當時國際大勢的影響，因為以英國為首的歐洲國家依次在1870年代重新確立了金本文制度，如英國（1870）、德國（1871-1873）、法國（1873-1874）等。所以通貨緊縮也不僅僅是美國獨有的現象，只是美國相對較為嚴重。
整體而言，支持銀本位的大都是通脹支持者，忠實的複本位制的推崇者希望物價穩定，而金本位等價於通縮論者。可想而知，賣方希望自己生產的商品價格不斷上漲，故希望推行銀本位，而廣大的消費者自然是希望消費品越來越便宜，故金本位較為有利。而複本位，更多的是一種“最初的夢想”，實際情況則南轅北轍。所以，在貨幣領域，“動機與意圖都不如結果重要”。這也是為什麼筆者曾不厭其煩的在文章強調比特幣的設計者可能過於理想化了。黃金的稀缺性導致了通縮，比特幣的稀缺性鼓勵了投機。
五、布萊恩的悲劇和氰化法鍊金工藝
如上文所述，1873年確立的金本位制度直接導致了後來的通貨緊縮，這導致了銀本位和通脹支持者的極大不滿，這在政治上體現為1896年布萊恩（《黃金十字架》演說者）獲得了民主黨和國家白銀黨的總統候選人提名，他的競選綱領即承諾恢復以“1:16”的比價推行自由鑄造銀幣的政策，這實際上是主張恢復複本位制度。結果是，他被共和黨人麥金利擊敗，這也宣告了自由鑄造銀幣活動的退潮。弗裡德曼從一個獨特的視角解釋了他失敗的原因——氰化法鍊金工藝的發明。當然，氰化法的發明本身也是全球通縮催生出的一項技術。
價格下降是由產品增速大於貨幣增速導致的，這就是1879年以後美國的故事，因為貨幣象徵著是購買力，少量的貨幣要消化大量的商品，那就對應著貨幣的購買力增加，也就是物價下降。由於“貨幣幻覺”的存在，人們會感覺到自己的（名義）收入下降了，內心憤憤不平。布萊恩正是想通過白銀來實現通脹的目標。但是1896年後從南非大量湧入的黃金，加之1887年氰化法的發明，使得布萊恩成為總統候選人的大環境發生了顛倒，由原來的通縮變成了通脹。如果按照1:16的比例回覆複本位制，將加劇當時的通貨膨脹。
在弗裡德曼看來，“1:16”簡直就是個瘋狂的想法，因為當時世界市場金銀比較約為1:35。如果布萊恩的主張得以推行，那麼勢必導致美國境內的黃金大量外流，世界範圍內的白銀都會流向美國，直到金銀比價在美國國內和世界市場縮小到足夠小的範圍內。曾在1873年適合的政策，由於國際與國內環境的變化，到1896年就變成了一種災難。弗裡德曼反覆強調這一點，經濟政策的制定要適應當時的經濟狀況，而不是一味地強調“迴歸”，這其實不僅僅侷限於經濟維度。
那麼，美國當初還有別的選擇嗎？如果按照1:35的比較恢復複本位呢？這當然是可行的，考慮到當時的市場比價，美國將維持實質上的金本位。但當時的政治抗爭顯然耗費了爭論雙方的大部分精力，使人們忽視了可替代方案的存在。弗朗西斯·沃克將軍推崇實行國際複本位制，在全球範圍內實行共同的金銀比價，而不是在單一國家，這就需要國際間的統一協調，但我想這是很難達成的。統一價格意味著財富的重新分配，除非存在某種能夠使各方達成共識的補償機制。
六、常識的謬誤：重新審視複本位制
“單一本位制是更好的體系（相比複本位而言），而單一金本位制比單一銀本位制更為優越”的這種“傳統觀點”似乎在經濟學界獲得了廣泛地認可，貨幣制度演化史似乎也印證了這一點。米塞斯也說，“複本位制……出現了轉變，並沒有如立法者所希望的那樣成為雙貨幣本位，相反，它變成了相互替代、二選一的貨幣體系。”但是弗裡德曼認為“傳統觀點”實際上是模稜兩可的。
如前文所述，19世紀70年代開始，西方各國漸次確定了金本位，至19世紀末，大國中只剩下中國（印度在1893年退出）仍實行銀本位。歷史選擇了金本位，這就一定說明金本位最優嘛？弗裡德曼認為這個邏輯是不成立的。以法國為例來說，法國在確立金本位制之前，穩定地推行了長達70年的複本位制度，這與當時法國強勢的國際地位是相關的。直到德法戰爭失敗後，才放棄複本位。這也主要是因為德國為了與英國競爭，也確立了金本位，導致法國黃金大量流向德國（包括戰爭賠款）。這就可以繼續向前追溯了，毫無疑問，或許可以從當時最強大的英國尋找到答案。
英國在1816年實行了單一金本位。1819年《皮爾法案》回覆了以黃金為基礎的法定貨幣與硬幣之間的完全兌換。按照安傑拉·雷迪什的表述，英國走上金本位基本上算是一種歷史上的偶然，這可以追溯到牛頓身上。沒錯，就是大物理學家牛頓，正是因為其在物理學上的建樹，人們忽略了牛頓作為皇家鑄幣廠廠長的成就。18世紀初，牛頓“無意間”高估了黃金價值偶然地在英國確立了實質意義上的金本位制度。就像弗蘭克·費特說，“事後來看這段歷史，我們十分驚訝地看到，英國在做出這項重大的決定——實行單一金本位、向整個世界樹立英國榜樣的時候，竟然沒有對效益做過全面分析，這項決定很大程度上依據的是便捷的小額硬幣等類似的細節，更不是經濟政策等更重大的議題。金本位制就這樣正式建立起來了，隨著1821年恢復現金支付而正式生效，並且延續了93年。”
當時對英國確立金本位有重要影響的經濟學家是大衛李嘉圖。他在1819年之前，是傾向於選擇銀本位的，但是1819年卻改弦更張，支持金本位。而理由卻是，“我已經認識到機械設備尤其適合白銀的採掘，因此極有可能導致白銀數量的增加，從而改變其價值，而與此對應，類似的原因不大可能出現在黃金上。”事後看來，這個理由顯然是靠不住的，採掘技術同樣適用於開採黃金。弗裡德曼開玩笑說，加入當初李嘉圖的技術顧問告訴他機械設備特別適合開採黃金，那麼是不是會在李嘉圖的支持下，英國就會選擇銀本位呢？
可以看出，李嘉圖在作貨幣制度選擇時，一個主要的立場還是看這種制度是否有利於物價穩定，這也是弗裡德曼一貫以來的看法，強調貨幣的“規則”，因為這有利於穩定物價。那麼複本位是否就不利於穩定物價呢？很顯然，這沒有一個絕對的答案，即使是金本位，也不會在沒有任何其他制度保障的情況下，實現穩定物價的目的。複本位制度只有在一個金銀比價在事先劃定的“法定比價波動的範圍內”，才能持久運行，一旦法定比價框不住市場比價的波動，那麼複本位就變成了實質意義上的單一本位制，起作用的恰恰是前文所述的格雷欣法則。當法定比價高估了黃金，那麼市場上黃金的價值就較低，被成為劣幣，複本位就變成了金本位，相反，當官方高估白銀時，複本位就變成了銀本位。
那麼這個比價範圍如何確定呢？這取決於鑄幣稅、熔化硬幣的成本、保險費以及延遲所產生的利息損失費用等等，我們可以將其歸納為“交易費用”。這個範圍是現實存在的，也是複本位運行的邊界，並不像米塞斯所說的“二選一”，好像複本位是行走在在鋼絲上一樣。
歷史選擇了金本位，金本位能夠穩定價格就成了一個自我實現的寓言。若歷史選擇了銀本位，或者複本位，恐怕一切也將會改寫。弗裡德曼論證了複本位也是一種選擇，但是也承認可能仍然比不上混合本位制或指數本位制度。他對貨幣政策的考察，所有的出發點都是是否有利於穩定物價，即一切不以穩定物價為目標的貨幣制度都是“耍流氓”。
然而，歷史就是歷史，反事實推定很難得到驗證。但弗裡德曼的討論還是給我們很多啟示，對於“歷史決定論”要報以謹慎的態度，在做選擇時，需要考慮替代方案（Alternatives）。
七、羅斯福、白銀與中國
政治永遠不單純是政治的事，經濟也永遠不純粹是經濟的事。中國的發展也不僅僅是中國自身能左右的，全球化的今天，需要全球化的視角，除此還需要有大歷史觀，前者是空間的維度，後者是時間的維度，兩個維度綜合起來，在統計上就是“面板”的維度，只有這樣才不至於像井底之蛙那樣只能看到局部“真相”。這一點其實我們在前文提到的布萊恩的例子中已經得到驗證，但這還是美國國內的例子。美國1933年的《農業救濟法案》和白銀收購法案，更是波及到了太平洋西岸的中華民國和蔣介石的命運。
美國在1879年確立金本位以來，白銀運動並不是銷聲匿跡了，只是暫時隱藏了，並等待合適的時機東山再起，1929年大蕭條送來了“東風”。白銀運動的支持者同通貨膨脹論者結成聯盟，推動白銀貨幣化。時任美國總統的羅斯福為了獲得白銀各州對其他法案的支持，在1933年通過了《白銀收購法案》，承諾實現兩個目標：持續收購白銀直到每盎司白銀價格達到1.29美元；貨幣白銀和貨幣黃金的比例達到1:3。這種有利於美國的政策實際上是以鄰為壑。
作為當時唯一實行銀本位制度的大國——中國，1929年曾因為匯率貶值，實現了國際收支的盈餘，致使白銀流入，物價溫和上漲，一片繁榮。但繼英國、日本等放棄金本位，這種優勢大打折扣，截止美國收購白銀，優勢轉變為劣勢。國際收支由盈餘轉為赤字，白銀大量流出，國內有溫和通脹轉變為惡性通縮。再加之當時國內的軍閥混戰，國民黨政府收不抵支，也不得不廢除銀本位。可此時正處在中華民族生死攸關的歷史時刻，1937年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國民政府戰爭支出飆升，不得不通過瘋狂的印鈔票來融資。1937-1945年，紙幣發行數量猛增了近300倍，價格上漲了1600倍。相比於1946年12月，國民黨統治區的物價在1949年上升了5400萬倍，也就是每個月上漲近90%，這就是臭名昭著的“金圓券風波”。
當然了，如果將國民黨的失敗完全歸因於《白銀收購法案》肯定是優勢偏頗的，但不容置疑地是美國加速了銀本位的解體和國民黨統治的瓦解。“毋庸置疑，官僚、腐敗和混亂的金融管理導致了貨幣市場的崩潰和真正惡性通脹的爆發，這些才是造成國民黨政府失敗的真正原因”。
1931年是個分水嶺，從繁榮向蕭條的驟變，我們是可以從中吸取經驗教訓的。沒有所謂的絕對好的制度，制度是一個集合，最優序列只有一種。當外部因素變化時，最優可能就變成了次優或者最差的，思維上的惰性要不得。就像世紀之初兩位著名的經濟學教授——林毅夫與楊小凱曾對“後發優勢”與“後發劣勢”有過爭論，這場爭論在2014年被重新提起，緣起於我導師韋森教授組織的一場紀念楊小凱教授的會議。所謂“後發優勢”，即發展中國家可以通過對發達國家的技術模仿實現經濟快速發展，且不需要走其彎路。楊小凱教授恰恰認為這是“後發劣勢”，理由在於“落後國家模仿發達國家的技術容易而模仿發達國家的制度難。落後國家傾向於模仿發達國家的技術和管理而不去模仿發達國家的制度，這樣落後國家雖然可以在短期內經濟獲得快速的增長，但是會強化制度模仿的惰性，給長期增長留下許多隱患，甚至長期發展變為不可能。” 也就是模仿技術所帶來的經濟增長將產生一種幻覺，這種幻覺使得當權者和社會大眾都認為這種模仿的模式與現有的制度是相宜的，故而沒有激勵去進行制度建設。
應該說，林毅夫與楊小凱兩位教授都對，也都不對。中國過去三十年的飛速發展，似乎證明了林毅夫教授的“後發優勢”，但自08年金融危機以來，“中國模式”的弊端逐漸體現出來，我們現在所說的經濟增長方式轉型升級之所以如此困難就在於“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e）。一個基本共識是，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與政治體制改革是不同步的，前者先與後者，現在的各種問題追根究底就是這種制度建設的不協同造成的。所以楊小凱教授所說的“後發劣勢”在外部衝擊之後顯得更加明顯。
八、通貨膨脹的原因與治理
“在當今世界，通貨膨脹就是一種貨幣超發現象。”超發貨幣的權力被政府壟斷，所以政府是唯一應該對持續通脹負責的單位。這也就引出了弗裡德曼治理通脹的措施——規則，即貨幣發行要尊重規則。
（一）通貨膨脹的近因
主流的經濟學教科書在討論通脹時，都羅列了各種原因，如成本拉昇、需求推動，輸入型等等。但弗裡德曼都認為這些原因都只能引起通貨膨脹的短期波動，而通脹的持續上升的唯一原因只能是貨幣增速超出了產出增速。筆者認為弗裡德曼在這一塊對各種解釋做出的反駁是很有力度的，邏輯成立，實證證據也很詳實。
工會的壟斷引起通脹？。科書中一般說工會利用壟斷地位增加職工工資，從而提升產品價格，引起通貨膨脹。但弗裡德曼認為這其實是一種再分配，工會為會員謀福利的同時，也對非會員產生負面影響。工資的增長超過生產率的提高，是通貨膨脹的結果，而不是原因。商人的貪婪造成通貨膨脹？弗裡德曼反問到，“通貨膨脹國家的商人肯定不會比沒有通貨膨脹國家的商人更加貪婪，某個時期的商人也肯定不會比另一個時期的商人更加貪婪”。所以商人的貪婪並不能有效解釋通脹的波動以及不同國家之間的差異。弗裡德曼還對輸入型通脹、低生產率、石油衝擊等做了一一回應。所有這些回應都是為了反正作者自己的觀點：貨幣數量的變化是主角（充分條件），其它都是配角。
弗裡德曼強調“近因”，因為紙幣成為主流，也就是近2個世紀的事情，直到1971年佈雷頓森林體系瓦解，全球才全面進入不兌現紙幣時代。中國早在11世紀初的宋朝就開展了紙幣實驗，後來斷斷續續的在各個朝代也有過類似的實驗，但都因為政府濫發紙幣而破產。西方最早的紙幣實驗可以追溯到約翰·勞，著名的密西西比泡沫的始作俑者。歷史上，每一次惡性通脹多少都與革命或者戰爭（如美國的綠幣和法國的指券）相伴而生，但現代社會，即使在和平時期也出現了惡性通脹，如玻利維亞、巴西和阿根廷等。弗裡德曼實證考察了不同時期，不同國家惡性通脹的經驗，證明了他的論斷，從如下幾幅圖就可以看出。除了貨幣超發以外，傳統的幾種解釋並非這些案例的共性。
（二）如何治理通脹
印鈔機壟斷在政府手中，那麼政府管住印鈔機也就管住了貨幣發行。我想這個道理政府也懂，但在政府看來，開動印鈔機是為政府融資以實行充分就業政策最為行之有效的政策。畢竟通過稅收融資的話，會激起公憤。
弗裡德曼還指出了“菲利普斯曲線”的謬誤。該曲線現實了短期內，通脹與失業呈現一種反響的替代關係，所以人們往往得出可以通過提高失業率來緩解通脹。在弗裡德曼看來，高失業不是治理通脹的方法，而是治理通脹的副作用。產生這些副作用的根本原因在於“多變的貨幣增長對價格體系傳遞出來的信息造成了‘靜電干擾’”，即貨幣數量對不同商品的價格的傳遞是有先後的，如從上游向下遊傳遞等，或者相反，這使得相對價格出現變化，從而引起資源的重新配置，生產的結構發生變化。這一點可以參考哈耶克提出的“哈耶克三角”理論，包括龐巴維克和哈耶克用生產的迂迴程度來解釋貨幣數量變動對經濟的擾動。
所以，在弗裡德曼看來，治理通貨膨脹，並可以緩解這種副作用的妙方就是“事先公佈一項政策，然後始終貫徹這項政策。”如何促使政策當局來貫徹這一規則？弗裡德曼比較支持羅伯特·郝策爾的意見：通過立法程序要求財政部把每次發行的不同期限的債券重新劃分為標準債券和指數債券。指數債券的利息和本金支付將與價格指數掛鉤。按照立法規定，財政部必須發行同等數量的兩種債券。
對政策細節感興趣的讀者還是建議看原著，我想金融危機的發生實際上宣告了弗裡德曼理論上的侷限性。貨幣外生與內生的爭論也在向內生這一方傾斜，即央行對貨幣數量並不能完全掌控。筆者也是持內生的觀點，那麼弗裡德曼的政策建議不僅有實施上的困難，即使實施了，是否就是合宜的貨幣政策也是有待商榷的。就像危機後全球央行大放水，至今10年過去了，美國、中國、日本等大國尚未出現通脹。如果用時滯這種解釋來搪塞並沒有多大意義。
九、紙幣不兌現條件下的貨幣政策
費雪早在1911年就說，“不兌現紙幣對於那些使用它的國家來說，始終是災難的禍根。”就像筆者在另外一篇書評——中也提到，特維德也將經濟週期的“禍根”歸結為紙幣的發明。弗裡德曼毫無疑問是與費雪和特維德一個陣營的，所以他懷念商品貨幣時代的那種自然約束，主張在現有的貨幣制度下，用法律約束替代自然約束。要想維持價格穩定，必須找到一個“名義貨幣錨”。既然貨幣政策制定的目標就是維持物價穩定，那麼通脹目標制（貨幣數量變動盯住通貨膨脹）就是很自然的選擇了。
毫無疑問，上世紀90年代以來西方國家經歷的近20年的“大穩健”（低通脹，高增長）時代，無疑是弗裡德曼的理論的背書。只是不得不提的是，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西方國家逐步確立了通脹目標值，但是使用的工具和手段與弗裡德曼還是有差異的，弗裡德曼強調通過數量控制實現價格穩定的目標，但是自90年代以後，貨幣數量控制的目標越來越難以實現，同時利率波動也加大，所以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逐步從數量控制轉向利率調節。著名的泰勒規則就是一種利率調節規則。
本書寫作的時間是1994年，我想是符合那個時代的背景的，是否現在就過時了呢？就像筆者在導讀處說的，理論有其時代性。雖然過去十年弗裡德曼漸漸被人遺忘了，包括其人及其理論，當然這與弗裡德曼在2006年去世有關係。但誰敢說，等到通脹苗頭起來後，人們不會搬出弗裡德曼的武器來批判最近這十年各國央行“濫發貨幣”這件事呢？巧的是，10月份的通脹數據出來了，CPI同比上漲1.9%。如果物價指數延續今年以來持續回升的趨勢（2月份為0.8），我想弗裡德曼也會迴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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