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08年金融危机爆发，学界开始批评弗里德曼货币主义的缺陷，认为货币政策规则不能反映资产价格波动，而且货币数量与物价关系也明显脱钩。但2017年进入第四季度后，我国PPI向CPI的传导显著增强，10月份CPI同比增速上升到1.9%，引发市场关注，重新审视弗里德曼的理论有实践指导意义。本文以重读弗里德曼《货币的祸害》这本代表作为契机，结合近几十年来全球宏观经济的运行，重新梳理货币制度演化史及宏观政策调控的得失。
关键词：金本位；纸币；货币制度；通货膨胀；
（原文收发于笔者个人微信公众号，一瓣，yibanshuping）
一、引言
今日的货币体系框架，仍然是1971年8月15日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建立的，这是一次世界货币体系的大转折，人类第一次彻彻底底地将货币与贵金属脱钩，将货币的命运交由各国政府与中央银行管理。如果做一项民意调查，我想央行的得分，极有可能是不及格的。心理学的研究证据表明，大部分人的记忆特质呈现如下两个特点：相对于正面情绪记忆，负面情绪记忆的数量多；相对于正面情绪记忆，负面情绪记忆的细节更丰富。综合而言，即负面情绪更加持久。自从进入信用货币时代，也即纸币本位时代，通货膨胀不是正在发生着，就是在发生着的路上。通货膨胀与货币购买力下降相对应，它意味着我们的财富在不知不觉地被“偷走”了。
弗里德曼将通货膨胀的原因归结为大家耳熟能详的一句话——“无论何时何地，通货膨胀永远都是一种货币现象”。这是经过对各国历史数据和经验分析的基础上做出的结论，这也是弗里德曼一以贯之深信不疑的观点。理论的抽象是冒着极大风险的，货币问题恐怕没有这么简单。英国前首相格莱德斯通（W. E. Gladstone）说：“因专研货币的本质而受愚弄的人，甚至比受爱情愚弄的人还多”。对于货币及货币理论的复杂性，弗里德曼在《最优货币论》的序言中也说到：“货币理论就像一座日式花园，整体之美在于其多样性：看似简单的表象之下，隐藏着纷繁复杂的现实；看似平静的水面之下，其实暗藏汹涌。只有从各种角度来观察和审视，只有从容且深入的进行研究，才能充分领略和欣赏其中之美。无论是货币理论还是日式花园，它们某些特性之美只有独立于整体之外才能被领略，但同时只有作为整体的一部分，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
货币是理解货币经济现象的出发点和重要切入点，但它不是全部。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各国央行集体扩张资产负债表，货币流动性有如泄洪之势，但通货膨胀并没有出现。我始终认为，任何理论都是有限度的，包括自然科学，它都有时间与空间的局限。所以，并不是理论错了，而是时空转换了。
金融危机的爆发让宏观经济学背负着骂名，现任世界银行的副行长、首席经济学罗默（David Romer）在2016年痛批过去30年宏观经济学实际上是在倒退，是一群自负的理论家闭门造车的无用之物，根本难以用来解释世界，更谈不上指导政策实践了。笔者认为，新货币学派是需要对理论的失灵做出一定解释的。因为美联储实际上履行了管理通胀的义务，但金融危机仍然爆发了，那么美联储是否就可以将责任推给其他部门？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经典理论，就是常翻常新，有加无已。历史不断向前演进，但永远也只是周期的重奏。过去这10年，明斯基重回视野，凯恩斯大师归来，弗里德曼慢慢被尘封，只有在需要反面例证的时候人们才用弗里德曼的名言来铺成。就是这样，有些引用者可能只知道那句名言，但实际上可能并不是大家想的那样简单。
《货币的祸害》这本书是弗里德曼的代表作之一，它从货币制度变迁的大历史视角阐述了货币与通货膨胀的关系，是一部经典的货币理论著作，学界一般认为它是《美国货币史：1867-1960》的姊妹篇，故有必要重读经典原著，而不是断章取义。
二、货币即观念
从物理形态上来看，纸币只是形形色色印着图案的纸，它怎么就变成了我们为之奋斗的财富了呢？这个在大众看来极其简单的问题，历史学家、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们却要用文章和著作来回答，是大众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还是学者们喜欢把简单问题复杂化？
货币之所以是货币，在于人们的认可，货币的边界取决于认可者的分布与数量。小孩子之所以知道“钱”就是因为大人们拿着钱告诉他们“这是钱”，它可以买好吃的和好玩的。他们并不会反问：这不是纸吗？为什么这种纸可以买东西，别的纸就不行呢？一切对小孩子都是新的，他们没有判断能力，大人告诉他们是什么就是什么。哈耶克之所以那么痛恨通货膨胀，并支持货币的非国家或与自由银行制度，我想与他少年在维也纳的经历也有关系，那时候维也纳正经历恶性通货膨胀。
这就是概念对于人的意义。当货币成为某种既定的事实，那么人们就习惯于用一个“概念”来刻画这种范畴，货币之所以被称为货币，也是一种历史的偶然，“概念”自身就有一个演化的路径。“金钱的”对应的英文是“pecuniary”，它是从拉丁文“pecus”演化过来的，愿意是“牲畜”。这恰恰反映了过去人们将“牲畜”作为交换的媒介，这就是我们认识的货币所发挥的一项职能。所以，“货币”就变成了被人们普遍认可的充当交换媒介、价值尺度和价值储藏手段。演化至今，货币本身已经不具备商品的价值属性，它更多的是以数字的方式出现在资产负债表与交易流量表上，所以包括凯恩斯（1930）在内的大量学者都认可“记账货币”（Money of account）这个概念。
三、货币之谜——通胀之问
中国宋朝最早在11世纪开端就开展了长达80年之久的纸币实验，这就是四川成都地区的“交子”。一开始就是一种存托凭证，毕竟这种纸质的凭证对于跨境商贸要比金银方便多了。交子一开始由交子铺发行，是一种民间行为。这些交子铺在各地开设分部，方便商旅兑换，交子逐渐流行起来。一开始这些交子是有百分百金属货币储备的，见票即兑。但是铺子的掌柜发现有大量的金银沉淀下来，所以他们就开展了民间借贷业务，这就是民间信用贷款。
然而信用的维持并不容易，一般人没有能力长期保证这一信用的存在。富商主持下的交子因为富商道德的丧失或者经济条件的变化，不久就出现了“富民赀稍衰，不能偿所负”的局面，从而导致纸币不能得到兑现。信用危机的出现使交子无法由私人继续主持发行下去，于宋仁宗年间上收朝廷。政府又重复了民间故事。在信用与记账技术尚未达到足够高的水平时，纸币实验有种“早产”的性质，所以短暂的纸币实验失败后，中国重归银本位制度。西方国家发行纸币要比中国晚了近800年，这可以追溯到一位金融奇才约翰·劳。
我在这儿要从纸币讲起，就是因为所谓的货币理论在金属货币时代时候是比较简单的，这也是为什么货币理论在古典时期并非经济学理论的核心，同质黄金的自由流动会自动实现国际收支的平衡。在纸币被发明以及金融业发展之后，画风突变了，人类进入到了挥之不去的通货膨胀和恶性通货膨胀的时代，经济失调，代谢紊乱成为常态。从时间节点上看，确实呈现一种因果关系。我想弗里德曼一定也是认同这个说法的，通货膨胀的原因是什么，以及治理通货膨胀的手段是什么？关键是要回答金本位与法币本位（即纸币）的区别是什么？
这就需要从供给与需求双方来分析。物价波动对应着货币购买力的波动，这又取决于货币供求双方的力量对比。货币需求与供给分别是由什么决定的？在金本位时代，货币供给取决于金矿的储量，开采的技术和运输等，所以其供给在金矿大发现之前，是相对平稳增进的，同时经济增速（可以代表货币需求）也比较慢，价格水平很少出现巨幅波动。但纸币的供给就不一样，弗里德曼以美联储为例，说明发行的权力是高度集中的，决定美联储政策的就是那12个人组成的委员会，虽然他们可能也会呈现意见上的分歧，但是从结果来看，有个事实是无法否认的，“即他们每个人都单独拥有自由裁量的权力来决定经济学家称之为基础货币或高能货币的数量……。整个流动资产的结构包括银行存款、货币市场基金、债券等，他们组成一个倒金字塔，其规模取决于并且完全依赖于底部锥点上高能货币的数量。”
学界将弗里德曼的观点作为“货币外生论”的代表，这表现为一条垂直的货币供给曲线，央行决定这根线的位置，扩张时右移，紧缩时左移。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弗里德曼并没有否认商业银行货币创造的职能，它只是更加强调央行对基础货币的决定作用。熟悉弗里德曼理论观点的读者应该清楚，这一点实际上在它的理论体系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因为他认为正是因为供给侧出了问题，才导致的货币成为经济的“祸害”，所以他主张要管住美联储这只收。
另一侧就是需求侧，货币需求的决定因素是什么？在弗里德曼看来，公众持有现金的数量取决于两个因素：（1）持有现金的收益；（2）持有现金的成本；均衡的数量在这两者相等的时候达成，只要不相等，那数量一定不是最优的。其实这种收益与成本的分析是一个通用的框架，需要强调的是分析中使用的变量都应该是经物价调整后的真实值，而不是名义值。我想这可能就是回答纸币“为什么不一样”的钥匙，因为在弗里德曼看来，需求至少比供给稳定。
现在思路就清楚了。货币供给侧的扰动导致了物价的波动，而这种波动又导致了资产实际收益率的波动和资产配置行为的扰动。“价格或名义收入出现实质性变化几乎总是名义货币供给变化所导致的结果，很少会是货币需求变化的结果。”在金本位时代，这种供给侧出现显著扰动的情况比较少，例如1849年加利福尼亚发现金矿，19世纪50年代澳大利亚发现金矿，19世纪末在阿拉斯加和南非发现金矿，以及氰化法提金工艺的发明均导致了黄金购买力的下降。但纸币币值下降几乎是一个趋势，并偶尔出现恶性通货膨胀，这主要是在政治不稳定和战争期间。整体而言，货币在短期内对实体经济有真实影响，但长期内只与价格有关，即短期“非中性”，长期“中性”。货币的祸害，即美联储的失职，物价上涨、货币危机等都与美联储货币政策有关。
四、1873年罪行
一个大国的命运往往就是这样偶然地被决定了，在货币领域体现地最为明显。我们现在所处的纸币本位在货币史上算是最年轻制度，在其之前，黄金与白银经历了长时间的纠葛。我们先来简单回顾一下美国的货币制度史。
1792年铸币法案规定了美国的基本货币单位——美元，以及各种辅助硬币——美分、半角、角和25美分等。金币与银币的法定比价为1：15，可以自由铸造。这实际上建立起了复本位制货币体系。学过经济学的都了解复本位制的问题——格雷欣法则，即所谓的劣币驱逐良币，简单解释就是：官方规定了一个金与银的法定比价，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通行的市场比价。例如1792年金银的法定比价为1:15，此时的市场比价也是1:15。但是随后市场上的金价上升，到1834年为1:15.625，而且在此期间一直高于1:15。这就是说黄金的价格被认为低估了，或者说白银的价格被认为高估了。但是金币与银币的购买力是按照官方比价流通的，只要两个比价不一样，就存在一个套利空间。
套利的简单逻辑就是低买高卖，即什么便宜买什么，什么贵就卖什么。既然在市场上，黄金要贵一些，那自然就是在市场上把黄金卖点，换回白银，然后再拿这些白银去官方的铸币厂把黄金换回来，这样就能赚取差价收益。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各个环节都存在一些交易费用，所以当差价较小时，这种套利交易是不会发生的。
所以，1792年确定的官方比价低估了黄金价格，也就是市场上的黄金价格较高，那么它就被称为“良币”，也就是在市场上它更值钱。相对而言，白银就比较便宜，也就是“劣币”。但是“良币”的价值却被官方低估，也就是说它只能按照官方低估的价值去进行交换，那么消费者肯定是不愿意的。相反，白银是“劣币”，但其可以按照官方高估的价值进行交换，何乐而不为呢？简单来说，你现在拥有的白银要是卖给政府只值500块，但是在市场上却可以买1000块的商品，你肯定愿意用白银区买东西的，相反，你拥有的黄金本来可以买1000块的东西，但卖给政府却只能换500块，理性的选择肯定是囤着，这样黄金就退出流通了。 这样，白银就驱逐了黄金，正因为白银被认为高估了，但它实际上是“劣质”的。
所以，1792年确立的复本位制，由于当时世界市场的金银比价较高，黄金退出流通，本质上实行的是银本位，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834年。因为1834年官方将比较调整为1：16，按照上述同样的逻辑，复本位制变成了实质上的金本位，白银退出流通。可以看出，金银复本位制就像是一种跷跷板，形式上的折中方案实际上内在的有一种单极化的倾向。1849年和1851年相继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发现了金矿，黄金的购买力逐步下降，至南北战争爆发，开始实行纸币本位。
毫无疑问，战争时代的纸币本位几乎就是通货膨胀的黄金搭档。所以战后，为了重建稳健的货币制度以保持物价稳定，过会通过了《1873年铸币法案》，经过了几年的调整，至1879年，美国正式恢复了以黄金为基础的硬币本位制。它删除了标准银元的相关条款，终结了复本位制度，首次在美国确立了单一的金本位制度，事后看来，法案的起草者们并未意识到删除标准银元条款实际上是终结了银本位。美国几乎重走了60年前英国走过的路：1797年前复本位，随后采取了不兑换的纸币，1816年白银去货币化，至1821年开始实行以黄金为基础的硬币本文制。
美国在1873年确立了黄金为流通中的美元的储备，而将白银贬为辅助的地位，这就是白银支持者眼中的“1873年罪行”，弗里德曼显然是支持这个看法的，“在历史的法庭上，对此进行有罪裁定是合适的”，他还是从物价稳定的角度来说的。1873年，特别是1879年之后，美国对黄金的需求大大增加，黄金储量占比从1879年的7%上升到1889年的20%，这导致黄金兑白银的价格从1:15上升到1900年前后的1:40左右。
黄金升值，等价于美元升值，等价于物价下跌，即通货紧缩，这就是美国1875-1896年的状况。这段时间美国经济体系是季度不稳的，弗里德曼将其称为“混乱时代”，1893年出现了大规模的银行倒闭潮，最后还是由于摩根等私人财团协助财政部才稳住事态进一步恶化。弗里德曼通过反事实模拟论证了如果1873年确立的是银本位，美国将不会发生如此严重的通货紧缩。实际上，美国确立金本位，也受到当时国际大势的影响，因为以英国为首的欧洲国家依次在1870年代重新确立了金本文制度，如英国（1870）、德国（1871-1873）、法国（1873-1874）等。所以通货紧缩也不仅仅是美国独有的现象，只是美国相对较为严重。
整体而言，支持银本位的大都是通胀支持者，忠实的复本位制的推崇者希望物价稳定，而金本位等价于通缩论者。可想而知，卖方希望自己生产的商品价格不断上涨，故希望推行银本位，而广大的消费者自然是希望消费品越来越便宜，故金本位较为有利。而复本位，更多的是一种“最初的梦想”，实际情况则南辕北辙。所以，在货币领域，“动机与意图都不如结果重要”。这也是为什么笔者曾不厌其烦的在文章强调比特币的设计者可能过于理想化了。黄金的稀缺性导致了通缩，比特币的稀缺性鼓励了投机。
五、布莱恩的悲剧和氰化法炼金工艺
如上文所述，1873年确立的金本位制度直接导致了后来的通货紧缩，这导致了银本位和通胀支持者的极大不满，这在政治上体现为1896年布莱恩（《黄金十字架》演说者）获得了民主党和国家白银党的总统候选人提名，他的竞选纲领即承诺恢复以“1:16”的比价推行自由铸造银币的政策，这实际上是主张恢复复本位制度。结果是，他被共和党人麦金利击败，这也宣告了自由铸造银币活动的退潮。弗里德曼从一个独特的视角解释了他失败的原因——氰化法炼金工艺的发明。当然，氰化法的发明本身也是全球通缩催生出的一项技术。
价格下降是由产品增速大于货币增速导致的，这就是1879年以后美国的故事，因为货币象征着是购买力，少量的货币要消化大量的商品，那就对应着货币的购买力增加，也就是物价下降。由于“货币幻觉”的存在，人们会感觉到自己的（名义）收入下降了，内心愤愤不平。布莱恩正是想通过白银来实现通胀的目标。但是1896年后从南非大量涌入的黄金，加之1887年氰化法的发明，使得布莱恩成为总统候选人的大环境发生了颠倒，由原来的通缩变成了通胀。如果按照1:16的比例回复复本位制，将加剧当时的通货膨胀。
在弗里德曼看来，“1:16”简直就是个疯狂的想法，因为当时世界市场金银比较约为1:35。如果布莱恩的主张得以推行，那么势必导致美国境内的黄金大量外流，世界范围内的白银都会流向美国，直到金银比价在美国国内和世界市场缩小到足够小的范围内。曾在1873年适合的政策，由于国际与国内环境的变化，到1896年就变成了一种灾难。弗里德曼反复强调这一点，经济政策的制定要适应当时的经济状况，而不是一味地强调“回归”，这其实不仅仅局限于经济维度。
那么，美国当初还有别的选择吗？如果按照1:35的比较恢复复本位呢？这当然是可行的，考虑到当时的市场比价，美国将维持实质上的金本位。但当时的政治抗争显然耗费了争论双方的大部分精力，使人们忽视了可替代方案的存在。弗朗西斯·沃克将军推崇实行国际复本位制，在全球范围内实行共同的金银比价，而不是在单一国家，这就需要国际间的统一协调，但我想这是很难达成的。统一价格意味着财富的重新分配，除非存在某种能够使各方达成共识的补偿机制。
六、常识的谬误：重新审视复本位制
“单一本位制是更好的体系（相比复本位而言），而单一金本位制比单一银本位制更为优越”的这种“传统观点”似乎在经济学界获得了广泛地认可，货币制度演化史似乎也印证了这一点。米塞斯也说，“复本位制……出现了转变，并没有如立法者所希望的那样成为双货币本位，相反，它变成了相互替代、二选一的货币体系。”但是弗里德曼认为“传统观点”实际上是模棱两可的。
如前文所述，19世纪70年代开始，西方各国渐次确定了金本位，至19世纪末，大国中只剩下中国（印度在1893年退出）仍实行银本位。历史选择了金本位，这就一定说明金本位最优嘛？弗里德曼认为这个逻辑是不成立的。以法国为例来说，法国在确立金本位制之前，稳定地推行了长达70年的复本位制度，这与当时法国强势的国际地位是相关的。直到德法战争失败后，才放弃复本位。这也主要是因为德国为了与英国竞争，也确立了金本位，导致法国黄金大量流向德国（包括战争赔款）。这就可以继续向前追溯了，毫无疑问，或许可以从当时最强大的英国寻找到答案。
英国在1816年实行了单一金本位。1819年《皮尔法案》回复了以黄金为基础的法定货币与硬币之间的完全兑换。按照安杰拉·雷迪什的表述，英国走上金本位基本上算是一种历史上的偶然，这可以追溯到牛顿身上。没错，就是大物理学家牛顿，正是因为其在物理学上的建树，人们忽略了牛顿作为皇家铸币厂厂长的成就。18世纪初，牛顿“无意间”高估了黄金价值偶然地在英国确立了实质意义上的金本位制度。就像弗兰克·费特说，“事后来看这段历史，我们十分惊讶地看到，英国在做出这项重大的决定——实行单一金本位、向整个世界树立英国榜样的时候，竟然没有对效益做过全面分析，这项决定很大程度上依据的是便捷的小额硬币等类似的细节，更不是经济政策等更重大的议题。金本位制就这样正式建立起来了，随着1821年恢复现金支付而正式生效，并且延续了93年。”
当时对英国确立金本位有重要影响的经济学家是大卫李嘉图。他在1819年之前，是倾向于选择银本位的，但是1819年却改弦更张，支持金本位。而理由却是，“我已经认识到机械设备尤其适合白银的采掘，因此极有可能导致白银数量的增加，从而改变其价值，而与此对应，类似的原因不大可能出现在黄金上。”事后看来，这个理由显然是靠不住的，采掘技术同样适用于开采黄金。弗里德曼开玩笑说，加入当初李嘉图的技术顾问告诉他机械设备特别适合开采黄金，那么是不是会在李嘉图的支持下，英国就会选择银本位呢？
可以看出，李嘉图在作货币制度选择时，一个主要的立场还是看这种制度是否有利于物价稳定，这也是弗里德曼一贯以来的看法，强调货币的“规则”，因为这有利于稳定物价。那么复本位是否就不利于稳定物价呢？很显然，这没有一个绝对的答案，即使是金本位，也不会在没有任何其他制度保障的情况下，实现稳定物价的目的。复本位制度只有在一个金银比价在事先划定的“法定比价波动的范围内”，才能持久运行，一旦法定比价框不住市场比价的波动，那么复本位就变成了实质意义上的单一本位制，起作用的恰恰是前文所述的格雷欣法则。当法定比价高估了黄金，那么市场上黄金的价值就较低，被成为劣币，复本位就变成了金本位，相反，当官方高估白银时，复本位就变成了银本位。
那么这个比价范围如何确定呢？这取决于铸币税、熔化硬币的成本、保险费以及延迟所产生的利息损失费用等等，我们可以将其归纳为“交易费用”。这个范围是现实存在的，也是复本位运行的边界，并不像米塞斯所说的“二选一”，好像复本位是行走在在钢丝上一样。
历史选择了金本位，金本位能够稳定价格就成了一个自我实现的寓言。若历史选择了银本位，或者复本位，恐怕一切也将会改写。弗里德曼论证了复本位也是一种选择，但是也承认可能仍然比不上混合本位制或指数本位制度。他对货币政策的考察，所有的出发点都是是否有利于稳定物价，即一切不以稳定物价为目标的货币制度都是“耍流氓”。
然而，历史就是历史，反事实推定很难得到验证。但弗里德曼的讨论还是给我们很多启示，对于“历史决定论”要报以谨慎的态度，在做选择时，需要考虑替代方案（Alternatives）。
七、罗斯福、白银与中国
政治永远不单纯是政治的事，经济也永远不纯粹是经济的事。中国的发展也不仅仅是中国自身能左右的，全球化的今天，需要全球化的视角，除此还需要有大历史观，前者是空间的维度，后者是时间的维度，两个维度综合起来，在统计上就是“面板”的维度，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像井底之蛙那样只能看到局部“真相”。这一点其实我们在前文提到的布莱恩的例子中已经得到验证，但这还是美国国内的例子。美国1933年的《农业救济法案》和白银收购法案，更是波及到了太平洋西岸的中华民国和蒋介石的命运。
美国在1879年确立金本位以来，白银运动并不是销声匿迹了，只是暂时隐藏了，并等待合适的时机东山再起，1929年大萧条送来了“东风”。白银运动的支持者同通货膨胀论者结成联盟，推动白银货币化。时任美国总统的罗斯福为了获得白银各州对其他法案的支持，在1933年通过了《白银收购法案》，承诺实现两个目标：持续收购白银直到每盎司白银价格达到1.29美元；货币白银和货币黄金的比例达到1:3。这种有利于美国的政策实际上是以邻为壑。
作为当时唯一实行银本位制度的大国——中国，1929年曾因为汇率贬值，实现了国际收支的盈余，致使白银流入，物价温和上涨，一片繁荣。但继英国、日本等放弃金本位，这种优势大打折扣，截止美国收购白银，优势转变为劣势。国际收支由盈余转为赤字，白银大量流出，国内有温和通胀转变为恶性通缩。再加之当时国内的军阀混战，国民党政府收不抵支，也不得不废除银本位。可此时正处在中华民族生死攸关的历史时刻，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国民政府战争支出飙升，不得不通过疯狂的印钞票来融资。1937-1945年，纸币发行数量猛增了近300倍，价格上涨了1600倍。相比于1946年12月，国民党统治区的物价在1949年上升了5400万倍，也就是每个月上涨近90%，这就是臭名昭著的“金圆券风波”。
当然了，如果将国民党的失败完全归因于《白银收购法案》肯定是优势偏颇的，但不容置疑地是美国加速了银本位的解体和国民党统治的瓦解。“毋庸置疑，官僚、腐败和混乱的金融管理导致了货币市场的崩溃和真正恶性通胀的爆发，这些才是造成国民党政府失败的真正原因”。
1931年是个分水岭，从繁荣向萧条的骤变，我们是可以从中吸取经验教训的。没有所谓的绝对好的制度，制度是一个集合，最优序列只有一种。当外部因素变化时，最优可能就变成了次优或者最差的，思维上的惰性要不得。就像世纪之初两位著名的经济学教授——林毅夫与杨小凯曾对“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有过争论，这场争论在2014年被重新提起，缘起于我导师韦森教授组织的一场纪念杨小凯教授的会议。所谓“后发优势”，即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对发达国家的技术模仿实现经济快速发展，且不需要走其弯路。杨小凯教授恰恰认为这是“后发劣势”，理由在于“落后国家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容易而模仿发达国家的制度难。落后国家倾向于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和管理而不去模仿发达国家的制度，这样落后国家虽然可以在短期内经济获得快速的增长，但是会强化制度模仿的惰性，给长期增长留下许多隐患，甚至长期发展变为不可能。” 也就是模仿技术所带来的经济增长将产生一种幻觉，这种幻觉使得当权者和社会大众都认为这种模仿的模式与现有的制度是相宜的，故而没有激励去进行制度建设。
应该说，林毅夫与杨小凯两位教授都对，也都不对。中国过去三十年的飞速发展，似乎证明了林毅夫教授的“后发优势”，但自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模式”的弊端逐渐体现出来，我们现在所说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升级之所以如此困难就在于“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一个基本共识是，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是不同步的，前者先与后者，现在的各种问题追根究底就是这种制度建设的不协同造成的。所以杨小凯教授所说的“后发劣势”在外部冲击之后显得更加明显。
八、通货膨胀的原因与治理
“在当今世界，通货膨胀就是一种货币超发现象。”超发货币的权力被政府垄断，所以政府是唯一应该对持续通胀负责的单位。这也就引出了弗里德曼治理通胀的措施——规则，即货币发行要尊重规则。
（一）通货膨胀的近因
主流的经济学教科书在讨论通胀时，都罗列了各种原因，如成本拉升、需求推动，输入型等等。但弗里德曼都认为这些原因都只能引起通货膨胀的短期波动，而通胀的持续上升的唯一原因只能是货币增速超出了产出增速。笔者认为弗里德曼在这一块对各种解释做出的反驳是很有力度的，逻辑成立，实证证据也很详实。
工会的垄断引起通胀？。科书中一般说工会利用垄断地位增加职工工资，从而提升产品价格，引起通货膨胀。但弗里德曼认为这其实是一种再分配，工会为会员谋福利的同时，也对非会员产生负面影响。工资的增长超过生产率的提高，是通货膨胀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商人的贪婪造成通货膨胀？弗里德曼反问到，“通货膨胀国家的商人肯定不会比没有通货膨胀国家的商人更加贪婪，某个时期的商人也肯定不会比另一个时期的商人更加贪婪”。所以商人的贪婪并不能有效解释通胀的波动以及不同国家之间的差异。弗里德曼还对输入型通胀、低生产率、石油冲击等做了一一回应。所有这些回应都是为了反正作者自己的观点：货币数量的变化是主角（充分条件），其它都是配角。
弗里德曼强调“近因”，因为纸币成为主流，也就是近2个世纪的事情，直到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全球才全面进入不兑现纸币时代。中国早在11世纪初的宋朝就开展了纸币实验，后来断断续续的在各个朝代也有过类似的实验，但都因为政府滥发纸币而破产。西方最早的纸币实验可以追溯到约翰·劳，著名的密西西比泡沫的始作俑者。历史上，每一次恶性通胀多少都与革命或者战争（如美国的绿币和法国的指券）相伴而生，但现代社会，即使在和平时期也出现了恶性通胀，如玻利维亚、巴西和阿根廷等。弗里德曼实证考察了不同时期，不同国家恶性通胀的经验，证明了他的论断，从如下几幅图就可以看出。除了货币超发以外，传统的几种解释并非这些案例的共性。
（二）如何治理通胀
印钞机垄断在政府手中，那么政府管住印钞机也就管住了货币发行。我想这个道理政府也懂，但在政府看来，开动印钞机是为政府融资以实行充分就业政策最为行之有效的政策。毕竟通过税收融资的话，会激起公愤。
弗里德曼还指出了“菲利普斯曲线”的谬误。该曲线现实了短期内，通胀与失业呈现一种反响的替代关系，所以人们往往得出可以通过提高失业率来缓解通胀。在弗里德曼看来，高失业不是治理通胀的方法，而是治理通胀的副作用。产生这些副作用的根本原因在于“多变的货币增长对价格体系传递出来的信息造成了‘静电干扰’”，即货币数量对不同商品的价格的传递是有先后的，如从上游向下游传递等，或者相反，这使得相对价格出现变化，从而引起资源的重新配置，生产的结构发生变化。这一点可以参考哈耶克提出的“哈耶克三角”理论，包括庞巴维克和哈耶克用生产的迂回程度来解释货币数量变动对经济的扰动。
所以，在弗里德曼看来，治理通货膨胀，并可以缓解这种副作用的妙方就是“事先公布一项政策，然后始终贯彻这项政策。”如何促使政策当局来贯彻这一规则？弗里德曼比较支持罗伯特·郝策尔的意见：通过立法程序要求财政部把每次发行的不同期限的债券重新划分为标准债券和指数债券。指数债券的利息和本金支付将与价格指数挂钩。按照立法规定，财政部必须发行同等数量的两种债券。
对政策细节感兴趣的读者还是建议看原著，我想金融危机的发生实际上宣告了弗里德曼理论上的局限性。货币外生与内生的争论也在向内生这一方倾斜，即央行对货币数量并不能完全掌控。笔者也是持内生的观点，那么弗里德曼的政策建议不仅有实施上的困难，即使实施了，是否就是合宜的货币政策也是有待商榷的。就像危机后全球央行大放水，至今10年过去了，美国、中国、日本等大国尚未出现通胀。如果用时滞这种解释来搪塞并没有多大意义。
九、纸币不兑现条件下的货币政策
费雪早在1911年就说，“不兑现纸币对于那些使用它的国家来说，始终是灾难的祸根。”就像笔者在另外一篇书评——中也提到，特维德也将经济周期的“祸根”归结为纸币的发明。弗里德曼毫无疑问是与费雪和特维德一个阵营的，所以他怀念商品货币时代的那种自然约束，主张在现有的货币制度下，用法律约束替代自然约束。要想维持价格稳定，必须找到一个“名义货币锚”。既然货币政策制定的目标就是维持物价稳定，那么通胀目标制（货币数量变动盯住通货膨胀）就是很自然的选择了。
毫无疑问，上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经历的近20年的“大稳健”（低通胀，高增长）时代，无疑是弗里德曼的理论的背书。只是不得不提的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逐步确立了通胀目标值，但是使用的工具和手段与弗里德曼还是有差异的，弗里德曼强调通过数量控制实现价格稳定的目标，但是自90年代以后，货币数量控制的目标越来越难以实现，同时利率波动也加大，所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逐步从数量控制转向利率调节。著名的泰勒规则就是一种利率调节规则。
本书写作的时间是1994年，我想是符合那个时代的背景的，是否现在就过时了呢？就像笔者在导读处说的，理论有其时代性。虽然过去十年弗里德曼渐渐被人遗忘了，包括其人及其理论，当然这与弗里德曼在2006年去世有关系。但谁敢说，等到通胀苗头起来后，人们不会搬出弗里德曼的武器来批判最近这十年各国央行“滥发货币”这件事呢？巧的是，10月份的通胀数据出来了，CPI同比上涨1.9%。如果物价指数延续今年以来持续回升的趋势（2月份为0.8），我想弗里德曼也会回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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