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c）哈佛大学教授
2011年，享誉世界的《经济学原理》教科书的作者，哈佛大学教授曼昆的经济学课遭到学生罢课，认为这门课是披着经济学的外衣散播保守主义的价值观。3年后的2014年，曼彻斯特大学的一个叫做“后危机经济学会”的学生组织公布了一份长达60页的宣言，宣称经济学教育要彻底变革。经济学家的声誉和经济学这门学科的声誉是绑在一起的，08年金融危机，不仅仅是经济和金融的危机，也是经济“科学”的危机。如果做一个民意测验的话，我想获得“砖家”头衔的，经济学家占比一定是绝对优势。这并不是有意贬低经济学家这个群体（笔者也没这个qualification），只是经济现象确实太复杂，经济理论也太容易被误解，而这种现象与经济学离大众越来越远也有关系。简言之，经济学被误解，经济学家缺乏边界意识，以及大众缺乏经济学的系统性训练，都有关系。
本文是罗德里克教授新作《经济学规则》的第六章的内容（最后一章，原题《经济学及其批评者》），【一瓣】已获“比较译从”编委会授权转载。这本书既适合经济学研究者，也适合对经济学有一定偏见的非经济学专业背景的读者。编者读下来最深刻感觉是，经济学和经济学家是有限度的。虽然现在流行跨界和跨学科交叉研究，但这也只是扩张了边界，而不是抹去了边界。在这一点上，经济学家总是学不会谦虚。
编者已经与中信、格致等各大出版社达成合作意向，会从我读过的书当中节选精彩章节发表于此。
原文首发于编者个人公众号——一瓣，ID:yibanshuping.
正文
一位经济学家、一位医生和一位建筑家一起坐火车旅行。他们陷入了一场争论：三个职业哪个最可敬？医生指出，上帝用亚当的肋骨创造了夏娃，所以上帝肯定是个外科医生。建筑师反驳说：“在亚当和夏娃存在之前，上帝必然要先从混沌中创造宇宙，而那必然是建筑学的伟业。”这时经济学家说：“你们觉得混沌是从哪儿来的？”
没有批评者的经济学，就像没有王子的哈姆雷特一样。经济学的科学表象、在社会科学界的崇高地位、经济学家在公共讨论中的影响力，都使它成为众矢之的，备受贬低。批评者指责经济学家把社会现象简单化，提出没有根据的普适性主张，忽视社会、文化与政治背景，把市场、物质激励等抽象概念说成是实存的，而且有保守主义倾向。在本书中，我自己就曾大篇幅批评过经济学的两个弱点：对模型的选择重视不够，有时过度关注某些模型而忽略另一些模型。在很多情况下，经济学家的确误导了世界。
但在本章中我将论述，对经济学的泛泛批评基本上是不成立的。经济学包含各种模型，承认复杂多样的可能性，而不是一堆已经包装好的结论。如三位经济学家，同时也是三位批评者所说的，标准陈述“常常会忽视经济学内部存在的多样性，以及正在被验证的许多新想法”。它常常忽略一个现实：“一位主流经济学家不一定持有‘正统的’观点。”当经济学家的行为不符合经济学的要求，宣讲普适性的解决办法或市场原教旨主义时，批评者的确有其道理。但批评者也需要明白，这么做的经济学家其实是不忠于自己的学科的。这样的经济学家既应遭到外行的斥责，也应受到其他经济学家的反驳。一旦承认这一点，许多常见的批评就失效了，或者变得无力了。
重新思考常见的批评
在此前的章节中，我们已经看到一些最常见的批评，它们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例如，有人批评经济学模型过于简单。这是对分析的性质的误解。事实上，简单性是科学的要求之一。每一种解释、假说、因果关系表述，都必然是一种对现实的理想化：把许多因素排除了，才能集中考虑实质问题。“分析”一词本身源于希腊语，最初表示把复杂的东西拆解为比较简单的元素。它是“综合”的反义词，后者是指把不同的东西结合在一起。如果不把事物拆解为更简单的成分，分析和综合都是不可能的。
当然，简单不一定意味着简单化。据说爱因斯坦曾说：“所有东西都应该被弄得尽量简单，但绝不能过简。”当不同的因果机制强烈地相互作用，而又不能被析离出来单独研究的时候，模型的确应该包含这些相互作用。例如，如果一场咖啡树枯萎病既导致生产成本上升，又破坏了主要咖啡出口商之间的固定价格协议，我们就不能把供给冲击和垄断被削弱这两个因素的效果分开来分析。这就需要比普通模型复杂得多的模型。不过，即使这样的模型，依然远不能说是准确地代表了社会现实。如果复杂性的主张者说的是这种复杂性，那就是没有问题的。另一方面，如果基本的关系依然是模糊不清的，而且模型提出的解释并不以简单的因素为基础，那么，复杂性只能导致不连贯性。
我们再来考虑一下与此有关的一种批评：经济学模型经常做出不符合现实的假设。对经济学的这一指控成立。许多经济学模型使用的假设，如完全竞争、完全信息、完美预见等，显然是不符合现实的。但正如我在第一章中解释的，就像我们可以在截然不同于现实的实验室里做实验一样，有些假设不符合现实的模型也可以是有用的。通过这两种方式，我们都能排除干扰因素，确定因果关系。我们必须注意的是关键假设，即与实质性结果或所要处理的问题直接相关的假设。显然，我们不会基于从真空中推出的原理来制造一架飞机。
以对汽车征收销售税为例，如果我们考虑对所有类型的汽车征收某个百分比的税收所带来的结果，那么，在消费者眼里大汽车和小汽车的可替代性就不是重要因素。我们当然可以假设大小汽车完全可以相互替代。但是，如果只对豪华车征税，那么完全替代假设就不再是无足轻重的了。这样的税收对政府财政收入和汽车销售的影响，将在极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学家所说的“需求的交叉价格弹性”（对某种子类别商品的需求对另一种子类别商品的价格变化的敏感度）的大小。这一弹性越大（以绝对值计算），消费者弃大汽车而购小汽车的量就越大，政府以这种税收得到的财政收入就越少。即使在假设变得更符合现实的时候，经济学家也必须确保他们开出的药方是有效的。
因为经济学家把个体作为分析单位，所以常有人批评他们忽视个体行为的社会与文化的决定性影响。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经常在社群、社会而非个体的层面上，寻求对现象的解释。（经济学家更喜欢以个体决策为基础推出整体结论的做法，被称为“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与宏观经济学界存在的追求微观基础的倾向类似。）这些批评者称，正是文化实践和社会规范颂扬某些类型的消费和行为，贬抑另一些，所以即使在涉及消费、就业等经济决策时，它们也发挥了决定性作用。根据这一思路，经济学家沉迷于研究单个家庭或投资者的决策，掩盖了一个事实：人们的偏好和行为方式是“以社会化方式构建”的，即是由社会结构决定的。
的确，经济学家最基本的标准模型，忽略了人们的偏好、人们受其限制的社会与文化根源。但这并不是说，我们不能扩展这些模型，将这些影响包含进来，研究其意义。事实上，经济学界的一个积极的研究计划就是在做这个工作，分析个体之间的互动如何塑造了身份、规范与文化实践。除非我们相信人类没有任何能动性，其行为是完全由不受其控制的外部力量决定的，否则，对社会现象的任何合理解释，都要把这些现象与不同个体选择的行为结合起来分析。经济学模型的确是以明确考虑人类决策所受的各种限制（物质、社会、环境）为基础的，所以非常适于做这样的分析。就对良好的社会分析的意义而言，所谓个体层面分析与社会层面分析的区分，大体上是一种错误的、无益的二元论。
经济学家是不是偏好以市场为基础的解决方案？这个指控或许也是成立的。但正如我已在前文中说明的，这个问题与其说与经济学的本质有关，还不如说与经济学家在公共场合展示自身的方式有关。如今，经济学家要让自己的研究生涯成功，不是靠证明市场如何有效，而是靠对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定理提出有趣的反例。例如，也许会让读者感到惊奇的是，经济学家中最热烈的自由贸易鼓吹者之一贾格蒂什·巴格瓦蒂，最初是凭借一系列说明自由贸易在什么情况下对一个国家有害的模型而赢得学术声誉的。纠正这种偏向的办法不是给经济学另起炉灶，而是更好地展示已经在公共讨论中存在的经济学模型的多样性。
另一项批评是，经济学家的理论无法得到合理的检验。经验分析永远无法得出确定的结论，而无效的理论很少被摒弃。经济学偏好的模型类型不断变化，主要驱动力不是证据而是赶时髦与意识形态。如果经济学家自视为现实社会的物理学家，这个批评就是成立的。但正如我在前文中解释的，将经济学比作自然科学是有误导性的。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这意味着，寻求普适理论和结论的努力是徒劳的。一个模型或理论充其量只在具体条件下成立，期望使其获得一般性的经验证实或证伪，基本没有意义。
经济学进步的方式是扩大潜在可适用模型的集合，用较新的模型来描述曾被较旧的模型忽略的一些社会现实。当经济学家遇到一种新现象时，他们的反应是构建出一个可以解释它的模型。经济学进步的另一种方式是找到更好的模型选择方法，即提高模型和现实条件的拟合程度。如我在第三章中解释的，这与其说是科学，不如说是技艺，而且经济学界对其关注的程度不够。但运用模型做研究的优点在于，模型选择所必需的要素，即关键假设、因果关系、直接与间接的结论，都是简明易懂的。通过这些因素，经济学家可以检验模型与条件之间的相符程度，即使在不能正式、决定性地检验的时候，也可以非正式、大概性地检验。
经济学受到的最后一个质疑是，它无法预测未来。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曾打趣说，上帝创造经济预测者的目的，是为了让占星家显得能干（他自己也是一位经济学家）。近年来批评者举出的首个例证就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正当绝大多数经济学家误以为宏观经济稳定和金融稳定已永久实现时，危机爆发了。我在第五章解释过，这一错误认识是经济学一个常见盲点的又一个副产品，即把特殊模型视为一般模型。有反讽意味的是，假如经济学家此前更慎重地对待自己的模型，他们就不会对金融创新和金融全球化的效果抱有那么大的信心，从而会对后来发生的金融动荡有更好的准备。
但是，任何社会科学都不应宣称能预测未来，这也不应成为对其评判的基础。社会生活的变化方向是无法预测的，因为有太多的影响因素。用模型的语言来说，关于未来的模型数量无穷无尽，包括现在还没有被构建出来的模型！充其量，我们只能期待经济学及其他社会科学做出一定条件下的预测：在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具体、逐一地预测个体性变化可能造成的后果。这就是好模型的功能。对于一定的大规模变化可能造成的后果，对于当一些原因压倒其他原因时出现的结果，好模型能提供一定的指引。我们可以理性地大致断定，大规模的物价管制将导致短缺，咖啡歉收将导致价格上升，央行在平时大量注入货币将导致通胀。但在这些例子中，“所有其他条件保持不变”是一个合理的前提假设，因此这样的预测就更像是一定条件下的预测。麻烦在于，我们经常既无法猜测在多个可能的变化中，究竟哪一个会发生，也无法确定不同因素影响最终结果的相对比重。在这些情况下，经济学都必须审慎和谦恭，而不是自以为是。
在本章余下来的部分，我将回应迄今为止我还未详细探讨的另外两个主要批评。第一个批评是，经济学充满了价值判断，许多以科学分析面目出现的东西，其实不过是表达了对市场主导型社会（market-based society）的规范性偏好。然后我将评价第二个批评：经济学压制多元化，敌视新思路、新观点。
价值观问题
经济学中的大多数模型都假设个体的行为是自利的。他们试图将自己（也许还有子女）的消费可能性最大化，不关心其他人的境况。在许多情况下，这很符合现实。完全相反的假设，即认为人的行为是彻底无私的，则是不合理的。而且，承认一定程度的利他和慷慨，并不会给许多模型的结论造成实质性改变。相当多的研究都放松了这个严格的假设，也承认一定程度的利他、涉他行为。对一些情况，如慈善或大选中的投票而言，要理解现实，就必须考虑自利之外的其他动机。不过，公允地说，行为的自利性的确是经济学的一个标准假设。但是，经济学模型是要描述发生了什么，而不是应该发生什么。在这样的分析中，是没有任何价值判断的。
经济学的至高成就“看不见的手”定理，也许的确使经济学家对人的自利表现更加无动于衷，更加宽容。毕竟，该定理的核心洞见是，个体利益可以被驾驭以符合公共利益。如果社会是由自利的个人组成的，这不一定会导致经济和社会混乱。从社会的角度而言，对于一些人追求物质好处，最好的应对方式是大量其他人也追求物质好处。无拘无束的竞争可以治疗社会可能产生的一些弊病。
美国的宪政设计是一个恰当的类比。在詹姆斯·麦迪逊、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等美国联邦制度的设计者看来，一套政治体系理所当然地应该围绕着各种有组织施压集团的私利运行。以这一认识为基础，他们设计了制衡性的联邦制度。多个权力中心的存在，其权力受到的限制，再加上联邦的庞大规模本身，都足以阻止任何一派占据上风。假如批评这些联邦党人在美国政治中把私利神圣化了，那是不公正的。在他们看来，他们只是在处理私利造成的影响。与此类似，如果经济学家设计的模型中充满了自利的消费者，这并不是他们持某种伦理立场。他们只是在描述，当自利的消费者与同样自利的企业在市场中互动时，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但是，自利在经济模型中的这种标准作用，会不会造成一种规范性的支持自利的倾向。我们可以质疑，这会不会将这些行为“规范化”，并排挤更为社会导向的其他行为。有一个发现似乎能支持这一担忧：经济学专业的大学生通常会比其他专业的大学生更自利，他们的行为更符合囚徒困境等标准的经济学模型。在一些人看来，这一结果证明，学习经济学会让人变得更自利。
但事实是，这个结果指向另一个假说：某些类型的学生比其他人读经济学的概率更高。对以色列学生的研究发现，早在经济学学生开始课程学习之前，他们和非经济学学生之间就已经存在价值观差异了。来自瑞士的研究表明，经济学学生中的一些群体（主修商学的学生）在上大学期间，为贫困学生捐款的倾向就比较低，这一倾向在他们学习经济学的过程中不会下降。所以，也许经济学的确吸引了特定的学生——更自利的学生！但是，要说经济学以某种方式使学习者变得更自利，则没有那么强的证据支持。
因为强调自利是经济学模型的显著特征，所以，经济学家对公共问题会表现出一种倾向：更支持以激励机制为基础的解决方案。以气候变化和如何解决碳排放问题为例。大众的观点千差万别，但经济学家的建议几乎异口同声：或者征收碳税，或者实行一套效果类似的机制，即对碳排放设置配额，在生产者之间交易排放权。这两种机制都是要提高企业的碳使用成本，使收益降低。在经济学家看来，这样的政策是对的，因为它切中肯綮。因为企业未能考虑到其决策的环境影响，所以正确的对策是迫使企业为碳排放付费，将外部成本“内部化”。
这个药方会让许多非经济学家觉得不舒服。它似乎把道德责任（“不要破坏环境”）变成了成本收益计算。一些人走得更远，认为碳税或排放权交易是在让污染合法化，因为这给企业传递的信息似乎是，只要交费，就可以进行碳排放，进而加剧气候变化。近年来，哈佛大学政治哲学家迈克尔·桑德尔大声疾呼，批评经济学对公共文化的有害影响。桑德尔对物质激励的评价如下：
给一个生命中的好事物定价，会腐化它。这是因为，市场不仅在配置商品，它还表达并宣扬对被交易商品的某种态度。以金钱奖励小孩读书也许会让他们读得更多，但这也可能让他们认为阅读是一种负累，而不是内在愉悦的源泉。在我们的战争中使用外国雇佣兵，也许可以挽救我国公民的生命，但这也可能腐蚀公民身份的意义。
换言之，对市场和激励机制的依赖会滋养一些腐蚀性的、损害社会目标的价值观。
经济学家的回应也许是，在他们看来，像碳排放控制这样的目标并不是道德问题，而是效率问题。道德规劝是好的，但激励机制才是有效的。如果遭到进一步的反驳，经济学家可能求助于经验主义。他们会说：好吧，有成百上千的研究显示，当能源价格如油价上升时，企业会减少能源使用，给我们看看道德规劝能减少碳排放的证据吧。
经济学家的本能是把现实，包括人类的自利性，看成是既定的，并围绕这一限制条件来设计解决方案。他们会辩称，这与他们的价值观和道德准则无关，只与他们的经验倾向有关，而这也是对的。如果这种倾向有时会使经济学家太快地鄙夷一些不以激励机制为基础的解决方案，当出现证据显示他们的反对者有几分道理时，这种倾向也会让他们愿意表示赞同。
我曾在第二章简单提及一个出人意料的真实实验，它曾在经济学家中激起一场骚动。为了减少迟到，一家以色列托儿所规定，接小孩迟到的家长要交罚款。这一政策与经济学家通常的建议相符：如果你想让某种行为减少，就让从事这种行为的人付出更大的成本。但让几乎所有人惊奇的是，在实行罚款后，迟到现象其实增多了。看起来，在有了罚款后，父母会觉得迟到是有情可原的。当金钱罚款发挥作用时，此前约束父母行为的道德律令松弛了。或者用经济学家的术语来说，迟到的道德成本被降低了，也许被消除了。如经济学家塞缪尔·鲍尔斯（Sam Bowles）指出的，这个例子表明，物质激励有时会挤出道德行为或关心他人的行为。
这个例子给经济学家的教训是，有时他们需要一套比最简单的模型中假定的更丰富的人类行为范式（或成本收益范式）。只要有证据显示标准模型出错了，经济学家通常都会乐意考虑其他因素，并做出必要的调整。显然，标准模型无法解释这个事例。但是，当经济学家做出调整时，他们依然是从实用性和效率角度，而非道德角度考虑问题。例如，以色列托儿所的事例能不能也适用于碳排放控制？如果我们认为发电厂是在一个道德世界中运行的，关心紧迫的防范气候变化要求，所以碳税的征收会显著影响它们的行为，这是否符合现实？是不是公共教育运动、提升大众意识或道德规劝能对减少碳排放产生更大作用？对经济学家来说，这些是经验问题，而非道德问题。
再来看看桑德尔做出的更具一般意义的指责：市场滋生“市场价值观”，让我们交易一些不应在市场上交易的东西。桑德尔写道：“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几乎一切都能买卖。”用他的话来说，所有东西都是“明码标价的”。除碳排放费之外，桑德尔还举过另一些例子：在圣安娜，每晚花90美元可以住进待遇升级的囚室；在明尼阿波利斯等城市，只有一名驾驶者的汽车花8美元就可进入拼车专用车道；花8000美元可以雇到一名印度代孕母亲；花25万美元可以买下对一头珍稀黑犀牛的猎杀权；花1500美元可以买到一位医生的手机号码。在桑德尔看来，像这样的例子证明，市场价值观正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但所谓的市场价值观究竟是什么？深层次而言，经济学家的考虑只有一项——效率。对于市场，经济学家只能这么说，假如市场运转良好，不存在常见的各种缺陷，它就能带来精确意义上的资源有效配置，即除非让一些人变穷，否则无法让另一些人变富。任何经济学家，如果以经济学本身为基础，对市场的公正、正义或伦理价值做出更具一般意义的判断，就无疑是一种行为不当。
当然，市场与效率之间的紧密联系，并不阻止个体经济学家给市场附加各种价值。例如，一位经济学家的个人价值观也许会使他成为自由企业制度的鼓吹者。这是基于自由意志主义的信念：人们想和谁交易就可以和谁交易，这样的自由不应受到限制。但是，这些信念源于经济学之外。如果一位经济学家鼓吹这样的信念，其效果与一位建筑师或医生的鼓吹是一样的，并不使之更具可信性。市场与效率之间的紧密联系，也不阻止人们基于具体证据做出这样的判断：在一些情况下，减少对市场的干预可以带来除效率之外的好处。例如，经济学家经常主张，发展中国家取消燃油补贴，除了能增进效率，还能提高分配公平性。原因是，补贴不仅导致对燃油的过度消费（正是这造成了低效），而且其主要受益者是富人（他们是受补贴燃油的主要使用者）。但这样的主张必须以经验的、基于具体案例的方式呈现。
效率是不是个好事？是的，本身就是好事。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说，当我们比较各种可能的社会状态时，效率是一个值得考虑的因素，一项价值观。但它显然不是唯一因素。公平、关心他人的天然道德价值观、对社会负责的行为，都是与效率矛盾的价值观。有时这些考虑会把我们推向与效率相同的方向，因而能增强支持市场的合理性。另一些时候，我们也许要考虑彼此间的紧张和此消彼长关系。什么能、什么不能在市场上出售，要回答这个问题，最终要靠在多种维度之间权衡。不同的社会可能给出不同的回答。即使在同一社会里，答案可能也会随时间而变化。同样，经济学家也没有任何独特专长来进行这样的权衡。经济学家充其量只能做出一些有益的贡献。
例如，对于是不是可以在对单独驾驶者收费后允许其进入拼车专用车道的讨论，经济学家可以做出贡献。他们可以对以下因素做出基于学识的合理猜测：什么类型的驾驶者最可能愿意支付这笔额外费用；从中受益的人（他们能更快到达目的地）能获取多少收益；收费公路管理当局能得到多少收入，可将其投入什么用途；这给拼车专用车道带来的潜在拥堵成本将如何分配（谁来承担和承担多少）。关于这些问题的证据可能最终让多数人接受一种看法：收费的做法综合而言是值得做的。对其他问题，如是否可允许囚犯在付费后进入更高待遇囚室的问题，也进行这样的分析，也许可以得出相反的结论。在这两个案例中，经济学家都不应不承认效率之外的多种考虑，把市场化做法宣扬为一般性解决方案。
公允地说，桑德尔的批评并不是“稻草人谬误”。经济学家的确经常不够谨慎，发表一些其实超出了经济学专业范围的观点。还记得第五章列出的绝大多数经济学家赞同的命题吗？其中许多命题隐含着价值判断。当经济学家说，对外贸易不应受到限制，外包不应被阻止，农业补贴应该取消时，他们就已经对一些本来不能只从效率角度考量的问题做出了判断。在所有这些问题中，正义、伦理、公平、分配问题都是纠缠在一起的。如果自由贸易主要让富人受益，同时会使我们社会中一些最穷的工人受损，推动自由贸易必定是公正的吗？如果穷国工人缺乏最基本的权利，在危险的工作环境中艰辛劳动，那么把工作外包给这样的穷国并从中获益，是公正的吗？赞同这些命题的超过90%的经济学家，必定是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或者总是将其排在效率考虑之后。无论是哪种情况，都意味着问题。即使假定我们可以用轻松、普遍适用的方式来预测这些措施的效率影响，因而我在第五章里表达的担忧可以淡化，也毫无疑问经济学家在这些特定领域里把手伸得过长了。
因经济学家的训练，除了从配置效率的角度外，他们没有任何工具去评估其他形式的社会状态。所以，每当人们请求经济学家对公共政策发表评论时，他们就易于犯上述错误。他们很容易把效率目标与其他社会目标弄混。如果对经济学家进行有效的反驳，就可以将他们一军，让他们注意到他们正在如何跨出自己的专业界线。同时，经济学家必须提醒公众：政治家及其他政策企业家以经济学家的名义发表的许多观点，都无法从经济学中找到充足的依据。
一个最早也最有影响力的支持市场的非经济学观点是，参与市场活动可以让人变得更平和。如阿尔伯特·赫希曼在他大手笔的《激情与利益》一书中提醒我们的，17世纪末和18世纪的思想家认为，追求利润的动机可以抵消较为原始的人类行为动机，如暴力与控制他人的冲动。当时，法语词doux（字面意思是“甜”）常被用于形容“商业”，以表示商业活动能促进人与人之间优雅、和平的互动。孟德斯鸠有一句名言：“在任何风俗优雅的地方都有商业；在任何有商业的地方，风俗都优雅。”大卫·李嘉图的祖父塞缪尔·李嘉图指出，拜商业之赐，人们追求深思熟虑、诚信、审慎等美德。人们远离恶行，是为了避免失去信誉，成为丑闻的主角。以这种方式，利益可以驯化激情。
这些早期的哲学家鼓励市场的扩展，不是出于效率考虑，或是为了增加物质资源，而是因为他们认为，市场将造就一个更符合伦理、更和谐的社会。讽刺的是，300年后，许多人已经把市场与道德腐化联系在了一起。正像今天的市场鼓吹者忽视了效率的局限性一样，也许经济学的批评者也忽视了市场能以一些方式增进合作精神。
欠缺多样性？
对经济学最常见的批评之一是把它描述为一个排外的俱乐部。在批评者看来，这种排外性使经济学与世隔绝，对替代性的经济学新思维不开放。他们认为，经济学应该变得更具包容性、多样性，更欢迎非正统的思路。
这是学生经常提出的一个批评，原因之一是经济学的教学方式。例如，2011年秋，一群学生对哈佛大学最受欢迎的经济学入门课“Economics 10”罢课。这门课是由我的同事格里高利·曼昆讲授的。他们的抗议是，这门课披着经济科学的外衣扩散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帮助延续社会不平等状态。曼昆不屑一顾地说，抗议者“见识短浅”。他指出，经济学没有一套意识形态，只是一套方法，让我们合理地思考，找到正确的答案，而没有任何预先确定的政策结论。
2014年4月，曼彻斯特大学一个自称“后危机经济学会”的学生组织公布了一份60页的宣言，呼吁对经济学教育进行实质性改革。英格兰银行高级官员安德鲁·霍尔丹（Andrew Haldane）为该报告写了序言，它还得到了许多其他经济学家的支持。宣言指责经济学教学过于狭隘，主张增加多样性，并引入伦理学、历史学和政治学视角。这些学生写道，标准经济学范式的垄断妨碍了“有意义的批判性思考”，因此本身就是有害于经济学的。
经济学里明显有多种多样的模型，有鉴于此，我们如何理解这些批评？从学生的角度来看，问题在于，经济学入门课的主要内容通常是给市场唱赞歌。入门课基本不会让学生体会经济学结论的多样性，除非他们继续学习许多经济学课程，否则很难接触到那些内容。经济学教授被指责为思维狭隘、意识形态化，因为在向局外人传递经济学信息时，他们就是自己最大的敌人。他们不是展示自己对经济学思想的全方位掌控，而是只谈强调一类结论的标准模型。这一点在入门课中体现得尤其明显，通常教授会竭力证明市场是如何有效的。如牛津大学经济学家西蒙·雷恩-刘易斯（Simon Wren-Lewis）指出的：“经济学惯常教学方式的一个令人悲哀之处是，学生通常看不到（经济学界）正在进行的很多有趣研究。”我们难道能指责学生们对新视角的要求吗？
我自己也经常嘲讽经济学界的“传统智慧”，但这对我的职业生涯并无明显损伤（至少我认为没有！）。对许多非经济学家来说，我也许不够激进，但在经济学界我经常被视为异端。哈佛大学的另一位经济学家每次看到我时都会问：“你们的革命搞得怎么样了？”不过，尽管在我的很多文章里，我得出的政策结论都和流行学术观点不同，但我从来没有觉得在经济学界受到歧视。我并不觉得，我的研究论文只因为其推理和结论，就受到了学术杂志编辑或其他经济学家更严苛的评价。
结论方面的多元主义是一回事，方法方面的多元主义则是另一回事。没有任何学科会允许与主流偏离太大的研究方法，经济学也不会宽容那些违反经济学研究方式的人。一个有抱负的经济学家必须构造清晰的模型，应用合理的统计技术。这些模型可以包含很多种假设，不在这方面留空间，就不可能得出新颖或非常规的结论。但是，并不是任何假设的可接受程度都是相同的。在经济学中，这意味着模型的假设越是偏离标准假设，就越需要证明和让别人相信为什么这样的偏离是必需的。
要被视为局内人，所做的研究会受到严肃对待的人，你就必须遵守这些规则。如果说我的研究得到了经济学界的接受，这是因为我一直遵守这些规则。我这样做不是因为这些规则能让我展示自己的专业性，而是因为我发现它们是有益的。它们让我的研究规范化，确保我不会胡言乱语。但它们又不会把我束缚得太厉害，我依然可以探寻可能导向非正统结论的研究兴趣或分析路径。
所以，与经济学留给政策结论的多样性空间相比，给方法论多元主义留的空间要小得多。多数经济学家会说这是件好事，因为这能避免粗率的思维，以及在经验数据贫乏时做出结论。一些方法好于其他方法。把因果关系明确化的正式框架，要好于未明确相互作用机制、可以做多种解读的文字叙述。当经济学家探讨市场竞争、协调失灵或囚徒困境时，他们设计的模型常常通过分析人的行为来解释人塑造的社会现象，这比说模糊的社会运动自身具有动能的模型要好得多。关注因果关系、“遗漏变量偏差”的经验分析，要比不关注这些因素的分析好得多。
在一些人看来，这些限制代表了一种方法论上的桎梏，会扼杀新思维。但人们很容易夸大经济学学术规则的严格性。以我自己的经历来说，在短短的30年时间里，我已经见证了经济学发生的剧烈变化。
以我20世纪80年代中期读研究生时关注的一些领域为例。我需要参加笔试的三门课是发展经济学、国际经济学和产业组织学。到现在，三门学科的面貌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最重要的是，它们都变成了以经验而非理论为主的学科。在我写学位论文的时候，这些领域最好最聪明的研究者都聚焦于应用理论，构建数学模型来阐明经济的某一方面。他们用证据来推动模型，有时用来支持他们的结论。很少人把大部分研究精力都花在经验分析上。只有较差的、缺乏聪颖思想和理论技能的学生，才会以经验方式验证不同的模型。
时至今日，在发展经济学和国际经济学这两个领域，文章如果不包括一些严肃的经验分析，就几乎不可能在顶级刊物上发表。产业组织学的经验性也大大增强了，只是程度上不如前两者。而且，什么样的经验分析是可以接受的，这方面的鉴别标准也永久性地改变了。现在的学术规范对数据质量、从证据中得出的因果关系推论，以及各种统计陷阱的重视，都比过去高多了。总的来说，经验性的增强对经济学是有好处的。例如，在国际经济学界，经验研究已经有了一些新发现，揭示了参与国际贸易的企业之间的产品质量与生产率差异的重要性，还出现了能解释这些发现的各种新模型。在发展经济学界，新证据已经引发了医疗、教育和金融领域的政策创新，可能改善无数人的生活。
经济学的巨大变化还表现在，近几十年来新的研究领域层出不穷，尤其值得关注的有三个：行为经济学、随机对照试验（RCT）和制度经济学。引人注目的是，这三个领域都受到了其他学科的巨大影响，分别是心理学、医学和历史学，而且事实上是由其他学科激发的。它们的发展说明，说经济学自我隔绝、忽视其他同源学科的贡献，是不对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行为经济学的兴起代表着与标准经济学最大程度的偏离，因为它动摇了经济学模型中几乎神圣的基本假设：人是理性的。理性假设不仅在许多情况下显得合乎情理，而且以它为基础，我们可以对人的行为建模，依靠标准的数学最大化技术，考察个体在预算及其他约束下，如何使明确的目标函数最大化（也可能是最小化）。运用这些技术，经济学家可以对许多事情做出具体预测，如消费者如何选择购买的产品、家庭如何储蓄、企业如何投资、工人如何找工作等，以及这些行为如何取决于特定的条件。
该假定经常遭到经济学内部的批评，如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主张一种“有限理性”，理查德·纳尔逊（Richard Nelson）提出企业的行为方式是试错而不是最大化，更不用说亚当·斯密本人也许就是最早的行为经济学家。不过，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和合作者的研究对主流经济学产生了最大的影响。2002年卡尼曼的贡献获得肯定，赢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这是非经济学家首次获得该奖。
卡尼曼及其同事的实验记录了许多与经济学中的理性假设不符的行为规律。当人们放弃一件东西时，他对这件东西的估值高于他得到时的估值，这被称为“损失规避”。人们会基于少量数据过度归纳，这被称为“过度自信”。人们会低估与自身信仰相矛盾的证据，这被称为“信息偏好”。人们会屈服于明知对自身不利的短期诱惑，这被称为“自控力薄弱”。人们珍视公正和互惠互利，这被称为“有限自利”，等等。在经济学的许多领域，这些类型的行为都有重大的影响。例如，金融领域的有效市场假说（见第五章）的前提是，投资者有不偏不倚的预期。当经济学开始把这些新发现引入模型时，一些长期无法得到解释的金融市场反常现象，就得到了解释。例如，资产价格对新闻的反应明显会过度敏感，这可能是因为人们倾向于对更近的信息过度反应。这些来自社会心理学的真知灼见后来被应用到许多决策领域，如储蓄行为、医疗保险选择、贫穷农民的化肥使用等。行为经济学已不再是经济学的边缘学科，而是最有活力的领域之一，正在吸引最好的研究人才。
随机对照试验是对标准经济学的另一种偏离，代表着朝经验主义方向迈出的一大步。随机对照实验的目标是形成明晰无误的证据。经济学经验研究始终存在的一个难题是，难以揭示真正的因果关系。现实总在变化，使得研究者无法干净利落地确定很多事，例如，免费分发经杀虫剂处理过的蚊帐将如何影响疟疾的发病概率，因为太多其他因素也在同时发生变化，会干扰我们对影响的探求。经济学家已开始运用随机选择的方式研究这些问题。例如，蚊帐可以被分发给随机选择的一群人（实验组），没有得到蚊帐的人自然就构成对照组。两个组最终表现结果的差别，就可以归因于免费分发蚊帐的影响。与复杂的统计技术相比，这个做法相对简单。它还能很有效地确定，在特定条件下，什么做法能起作用，什么不能起作用。像往常一样，从特定结果推出一般性结论的做法是比较成问题的，因为在应用于其他条件时需要一定的推衍。
穷国为随机对照试验供了非常合适的环境。关于什么样的救济对这些环境最有效，曾有很多争论，穷国也有空间来试验不同的干预措施。由于这些国家极度贫困，确认出有效的干预措施，产生了巨大的好处。随机对照试验的一些方面至今仍是有争议的。批评者认为，对于研究欠发达状态及所需救济政策的田野实验，随机对照试验的倡导者夸大了它们的作用。但很少有人会否认，这一波新研究潮流把经济学引向了另一个方向，丰富了我们对发展中社会许多特征的理解。
田野实验是针对特定社群的精细分析，通常是一次研究一个村庄。而制度演变的研究则有宏大视角，具备历史广度与深度。它聚焦于作为繁荣的现代资本主义前提的各种制度：法治、合同执行、产权保护、民主政治。这方面研究的灵感直接来自于其他学科，如政治演变比较研究和史学研究，但这些学科的观点被经济学家加以改造，并用他们熟悉的模型方式呈现。经济学家还做出了很多努力，用复杂的经验分析和最先进的统计技术确证这些观点。
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达龙·阿西莫格鲁和哈佛大学受过经济学训练的政治学家詹姆斯·罗宾逊，是这一新研究潮流无可争议的领袖。他们曾与同样任职于麻省理工学院的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合写一篇论文，题为“对发展的殖民地起源的比较分析”，这是他们最早引起关注的主要研究项目。这篇论文认为，几百年前殖民者施行的制度模式，直到今天还在产生影响。有的殖民者在定居到新地域后，建立了保护产权、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制度，这主要是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情况。而当殖民地的卫生条件不允许大规模定居时，殖民者建立了另一套更适合剥削资源的制度，从而阻滞了社会发展，这是非洲大部分地区的情况。这篇论文非常成功，不仅因为观点本身，还因为几位作者运用了有想象力的经验分析法去证实它。简而言之，他们利用了早期西方殖民者（如军官和传教士）的死亡率数据来判断，哪些殖民地更宜居，更适合建立保护产权的制度。
这篇论文不是没有批评者，但它激发了对政治经济学、制度演变、比较经济史的一波新研究，这令人回想起早期的社会科学研究时代，当时经济学还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除了储蓄、资本积累等经济决定因素外，资本主义发展还有哪些深层次原因？为什么西班牙和葡萄牙在大发现时代引领全球之后，发展又落后了？种族隔离或文化特征会产生哪些长期经济影响？这些都是古老的问题，但研究方式是新的。这些也是“宏大”问题，证明经济学有能力成功地参与讨论社会科学中的一些最重要问题。
这些新的研究领域也许尚未产生决定性的结论，也没有永久性地改变经济学的面貌。我的观点是，这些研究接纳了其他学科的知识，把经济学引向了许多新颖的方向。这表明，所谓经济学是孤立的、近亲繁殖的、拒不接受外部影响的学科这种说法，更多是一种脸谱化而非现实。
雄心与谦逊
对经济学的很多批评都能归结为一项指控：经济学家使用了错误的模型。他们应该是凯恩斯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或明斯基主义者，而不应是新古典主义者；他们应该关注需求方，而不是关注供给方；他们应该是行为主义者，而不是理性主义者；他们应该是网络理论的主张者，而不是方法论上的个体主义者；他们应该是结构主义者，而不是互动论者。然而，仅仅转向另一种同样缺乏普适性、只能反映一部分现实的模型，并不是问题的解决方案。如前所述，这些替代性视角所代表的认识，事实上与经济学的标准建模方式并不冲突。只要我们把经济学视为许多模型的集合，以及一套在不同模型间甄别选择的体系，所有这些裂痕就都能被弥合。
那些最成功、最著名经济学家的情况就说明了这一点。2014年因规制研究赢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法国经济学家让·梯若尔（Jean Tirole）就是个典型例子。毫不意外的是，他的获奖消息公布后，新闻记者如潮而来，请他简要说明作为获奖原因的研究。但他们免不了要失望。梯若尔抗议说：“我不可能简单地总结我的贡献。它是因行业而异的。规制缴费单的方式与规制知识产权、公路的方式毫无关系。其中有大量的偶然、特殊因素。这也是它如此有趣的原因。它的内容非常丰富……不是一句话能说清的事。”
像梯若尔这样真诚对待本学科的经济学家，必然是谦逊的。经济学教导他们，仅仅在极少的事情上，他们可以发表斩钉截铁的观点。对于大多数问题，他们的回答必然要采取如下的形式：“这取决于具体条件”；“我不知道”；“给我几年时间（以及研究资金）来研究这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有三种观点……”；“假设我们有n个商品和k个消费者……”在扮演这样的角色时，他们仍不免要受如下指责：他们只是象牙塔中的学者，痴迷于抽象的数学模型和花哨的数据，不能为促进社会理解和解决公共问题做出贡献。
但是，作为一门权衡的科学，经济学精巧地让我们能同时从两方面理解事物：成本与收益，已知与未知，不可能之事与可行之事，可能的情况和多半会发生的情况，等等。正如社会现实承认许多种可能性的存在一样，经济学模型也提醒我们，存在着多种多样的场景。在这样的情况下，经济学家之间的分歧是很自然的，谦逊始终是正确的态度。我们最好把这些分歧与不确定性告诉公众，而不是诱导他们错误地相信，经济学家提供的答案总是对的。
谦逊也将使经济学家成为社会科学学术界更好的公民。坦率地承认自己真正明白和理解多少东西，将有助于经济学家缩小与其他非实证性社会科学传统之间的隔阂。这样一来，经济学家与那些从文化、人文、建构主义、诠释主义视角来研究社会现实的人之间，也可以进行更好的对话。持这些视角的人对经济学的一个核心反对意见是，经济学带有一种普适主义、化约主义的思路。但是，如果把模型的多样性与适用的特殊性置于经济学的首要位置，他们之间的分歧就不会显得这么大。例如，假设有人问一位经济学家：“你怎么看待文化因素？”经济学家的回答就不应是“文化因素无关紧要”。他应该回答：“哦，让我们尝试用一个模型来表述这个因素吧。”这样回答的意思是，我们应该清楚地表达我们的假设、因果关系链条和可观察到的影响。面对这样一种探究方式，任何通情达理的社会科学学者都不会掉头不顾。
经济学家依然可以追求更大的雄心，成为公共知识分子或社会改革者。他们可以在许多方面主张特定的政策或制度，如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释放企业家能量、促进经济增长、增强平等和包容性等。他们能为所有这些领域的公共讨论做出很大贡献。他们接触许多种反映社会生活的模型，记录着行为与社会结果的多样性，所以，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学者相比，他们也许对社会进步的多种可能性更加敏锐。但他们也必须明白，当扮演这样的新角色时，他们就必然要越过经济学明确的科学边界。而且，他们必须说明这一点，否则必然要面对这样的批评：他们跨出了自己的专业领域，把自身的价值判断说成是科学。
经济学为应对我们时代的重大公共问题提供了很多跳板和分析工具。但它并未提供权威的、普适的答案。源自经济学界自身的结论，必须与伦理、政治或实践方面的价值观、判断、评估结合起来。归根结底，这与经济学这个学科没有多大关系，而是完全与现实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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