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種人才論
韓愈說,世有伯樂,而後有千里馬。他的意思是說人才的選拔,需要有伯樂的眼光,否則人才有被埋沒之嘆。
李商隱說:“宣室求賢訪逐臣,賈生才調更無倫。可憐夜半虛前夕,不問蒼生問鬼神。”這是為一代才人賈誼叫屈,諷刺孝文帝在未央殿北召見一度放逐長沙的賈誼,可是不問以國事、民生之計,卻問鬼神仙道一類的問題。李商隱的意思是說縱有如賈誼之才,碰著昏庸的當道,其才也無所施展。
對上面說的兩種人才觀,從古到今可說深入人心,成為相通的感慨。至於摧殘人才的專制淫威,在歷史上多的是,所引起的不僅是感慨,卻是反抗了,這也是有歷史證明了的。
可是對人才論,卻也有另一種見解,那就是宋代蘇軾(即蘇東坡)所發的議論,他說過:“非才之難,所以自用者難”。他也以賈誼為例,說賈誼雖有“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持論與李商隱相反。
考賈誼生平,的確是有才。史評為傑出的政論家、辭賦家。漢文帝初年,他由錐陽太守吳公推薦,得到漢文帝的召見,以弱冠之年提為博士,一年之中。三次超遷,官至大中大夫。他力主改革政制,逐步削弱地方勢力,鞏固中央,以全力擊潰匈奴。強調“民為邦本”。上書文帝,慷慨陳詞,抨擊時政。因此受到當時權貴周勃、灌嬰等排斥,貶謫長沙,終於鬱郁而死。
蘇軾對賈誼的懷才不遇,並不同情,批評他對改革操之過急,“欲使其一朝之間,盡棄其舊而謀其新,亦已難矣”。蘇軾認為周勃是漢之功臣,曾親以天子玉璽授文帝:灌嬰連兵數十萬,消滅了策劃政變欲奪劉氏政權的呂氏集團。他們都是從漢高祖以來的舊臣,怎能要求漢文帝廢棄於一旦?蘇軾說,賈誼應該取遠、有待、有忍,應該“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周勃、灌嬰之屬,通過深交,減少阻力,然後實行自己的政治抱負,“然後舉天下而惟吾之所欲為,不過十年,可以得志”。賈誼計不及此,卻爭改革於立談之間。“嗚呼,賈生志大而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也。”於是歸論為“非才之難,所以自用者實難。”
對於蘇軾的“非才之難,所以自用者實難”的說法,我覺得有昧於實際,帶有較強烈的投機氣味。不錯,凡主張改革,都會遇到阻力,而阻力多來自保守勢力,如果沒有勇氣衝破保守勢力的阻撓,就休想改革能獲得順利進展。就以蘇軾自己的經歷而論,他曾在王安石與司馬光兩派政治勢力之間徘徊,在政治上傾向舊黨,便也有改革弊政的要求,可是出路呢?他沒有出路,因為依違於保守與革新之間,並無勇氣衝破客觀條件的限制,到後來才能無可施,理想也未能實現,不過以詩詞寄託懷抱,於政治抱負則碌碌無為。這就說明他也不懂得“自用”。
其實,人才的出路不是“自用”可求的,有賴於選拔運用人才的當權者。毛遂自薦,脫穎而出,畢竟不易,更多的是“不才明主棄”,以不遇而終。如果孝文帝有決心用賈誼之才,就不至於輕受權貴進言的影響。例如唐太宗,識鑑馬周之才於白衣之身,重用馬周的合理條陳於朝廷之上,遂令馬周得展抱負,對貞觀之治作出了貢獻。
當然,賈誼對改革操之過急,可說是缺點,但要賈誼取遠、有待、有忍,而不涉及當權者放手用才的問題,就非有識之論。
“江山代有才人出”,人才之出卻離不開客觀條件。沒有相適應的土壤,人才是冒不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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