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天，一年一度的高考剛剛過去，大批高三畢業的孩子們正忙著填報錄取志願，作為一名已經退休的長輩，我為這些孩子終於解脫套了整整12年的高考“緊箍咒”，即將邁入新的人生階段而高興。
時下的中國，是一個人人追夢的好時代，有志青年個個尋夢、追夢，在實現夢想的路上一路奔波，收穫著圓夢的喜悅和幸福。對中小學生而言，令人神往的大學校園和充滿浪漫詩意的大學生活就是他們孜孜以求的目標和夢想，在大學錄取率已經大幅提高的今天，大學夢的實現比當年不知容易了多少倍。
而對我們“50後”的這代人來說，絕大多數人當年是不做大學夢的，極少數有夢的人也是一波三折，歷盡艱辛。我從1960年上小學到1988年在部隊院校大專畢業，其過程之漫長，經歷之曲折離奇，非今日學子所能想象。
在中小學時代，我是不做大學夢的。1960年夏，我進入本村小學讀書，直到1971年高中輟學回鄉勞動，從未做過大學夢，對我們那代農村學生而言，大學校園就像河外星系一樣遙遠而模糊，因為在我面前橫亙著三座難以逾越的大山。
第一座是生存的困境。剛上學時正遇上三年困難時期，如何活下去成了當時面臨的最大問題。食堂解散後樹葉樹皮和野菜都成了食品，我家屋後那棵老榆樹樹皮被剝的精光，白花花的矗立在哪裡，那畫面至今記憶猶新。
我家當時7口人，吃糠咽菜總算熬過了那段苦難歲月。後來，紅薯成了主糧，直到初中畢業飢餓一直伴隨著我，考初中體檢時，13歲的我體重只有25公斤。上高中時一斤口糧八分錢的伙食費要靠老母雞下蛋解決，一個雞蛋能賣五分錢。那時最大的夢想是吃飽肚子，在飢餓面前，無論是聖人還是乞丐，其夢想並無多大區別。
第二座大山是輟學的威脅。1962和1964年，奶奶和父親先後因病離世，父親去世時大哥17歲，二哥13歲，我11歲，最小的弟弟只有8歲。母親帶著我們艱難度日，正上四年級的我第一次面臨輟學。在堅強的母親、早熟的大哥支撐及兩個姐姐的資助下，我和二哥弟弟總算把學業堅持了下來。1971年秋，因天旱欠收，正上高一的我最終還是沒能擺脫輟學的命運，回家當了農民。
第三座大山是那個特殊年代的干擾。上六年級時那場運動已經開始了。 1966年夏，我小學畢業參加了初中入學考試，被縣第四初級中學錄取，臨開學前因開始停課，初中入學資格自行終止。輟學兩個月後，我返回小學學習，此時因五年級已升為六年級，我們只能被稱為七年級了，沒有課本,就學習“老三篇”和毛主席詩詞。
1967年，村小學附設了初中部，我所在的七年級經考試全部進入初中學習。初中時期沒有教師就由小學教師改任，教材先是報紙和毛選，後是新編教材，物理化學統編為工業基礎知識，地理自然統編為農業基礎知識。從1966年夏到1971年秋高中輟學回鄉參加勞動，五年多的大好時光被荒廢，怎麼可能去做大學夢呢？
1973年，隨著形勢的變化，我第一次做起了大學夢。輟學後我開始了三年的務農生活，先是擔任記工員，後經民主選舉擔任生產隊會計，73年被作為大隊後備幹部培養。這年春天從公社傳來一個好消息，大學要從回鄉知識青年中招收大學生，聽到這個消息我興奮異常，準備試試運氣。
1973年的大學招考，是那個特殊年代高考停止後至1977年全國恢復高考前唯一一次全國性文化測試。全國停止高考期間，大學招生採取從工農兵中推薦的辦法，學校裡是大學的教師、中學的課本、有的學生甚至是小學文化程度，教學活動難以正常進行，教育質量大幅度下降。
1973年夏，經層層審查推薦和體檢，全公社有8人被批准參加文化測試，我有幸成為其中之一，隨後到縣城統一參加文化課測試。我敢說，這次全國性文化測試河南省試卷，試題之簡單完全可以申報吉尼斯世界記錄，因為它肯定是世界各國、中國一千多年科舉考試、自從中國有了高考後最容易的試卷！
試卷設計：只分兩科，數理化一張試卷，內容為初中知識，最後兩題為高中知識，但不計入總分，僅供錄取時參考。我還記得政治語文一張試卷，政治試題僅設三道問答題，語文只考作文，記敘和議論文各一題，考生任選一道。我還記得，兩道題的題目，一個是：我的好老師——記工農兵中一個關懷我成長的人；另一個是：為新的大學招考制度叫好。整張試卷不超過100字。
這次考試，以最讓人匪夷所思的結局載入中國現代教育史冊。考試結束後不久，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發表了一篇文章，借遼寧一位考生的白卷大做文章，也讓這名考生紅遍全國，一舉成名。而他後來的沉浮經歷，算得上中國當代史上的千古奇觀了。這一事件也讓當年考生切實感受到了社會變化的無常，以及在突如其來變化面前的無助和無奈。我的大學夢由此嘎然而止。
第一次大學夢破滅了，但通過個人努力改變命運的信念，一直在支撐著我尋找新的機會。當時農村青年要脫離農村只有兩條路，即考學和參軍，這兩條路都非常艱難。1974年夏的大學招生由於報名人數眾多，到公社即遭淘汰，第二次大學夢破滅的更快也更慘。
參軍之路也是一波三折，通過連續三年的努力，1974年底終於如願以償，21歲的我以最後一個年齡參軍，到塞外山城張家口市駐軍某部服役。
到連隊後我發現，高中肄業的我算是文化程度高的了，分到了指揮排偵察班。當時幹部戰士的文化程度普遍不高，聽老兵說我們營60年入伍的副營長參軍時不識字，當司務長時曾用火柴棍算賬，居然還找了個大學畢業的妻子，可見當時軍人的文化之低和社會地位之高。
改變命運的強烈願望激勵著我下決心一定要幹出個樣子來，沿著一年立功、兩年入黨、四年提幹的路子走下去，漸漸感到自己的文化和理論水平已經跟不上工作的需要，擔任連隊指導員後參加了河北大學函授學習，並以較高分數通過了哲學、中國近代史、法學概論的學科考試，但總感到學習時間和質量難以保證，逐漸萌生了上軍校的念頭。
1985年夏，軍校選拔學員工作開始了，團裡分了一個營職幹部入學指標，此時我擔任團政治處組織股長已經一年，我敏銳的意識到，這是圓大學夢的最後機會!在得到消息的第一時間向團政委彙報了想上軍校的想法，得到了他的支持。經過選拔考試，被宣化炮兵指揮學院地炮政治指揮專業錄取，青年時代的大學夢在參軍提幹後實現，也算是另一種人生幸運吧。
當時我已32歲，這個年齡左右的幹部都在那個特殊年代荒廢了學業，且程度參差不齊，至少有初中肄業，初中畢業，高中肄業，高中畢業四個層次。軍校不論哪個專業都要學習軍事，學軍事就要先過文化關。
總政治部將長沙鐵道兵學院改編為解放軍幹部文化學校，所有進入中級院校如陸軍學院、海軍學院、空軍學院、炮兵學院、導彈學院、裝甲兵學院的學員，都要進入該院補習一年高中文化，畢業考試合格方能進入錄取院校學習專業。
1985年夏，我到長沙幹部文化學校開始了一年的文化學習。共開五門課：高中語文、數學、物理、化學和計算機。我所在的學員六隊共有96人，分為兩個文化課班，教員都很年輕，多數剛從名牌大學畢業。20多歲的教師，教30多歲的學生，學習十幾歲高中生學習的文化課，這種奇觀大概在全世界是獨此一家別無分店了。
1986年夏，我以全隊第四名的優異成績畢業並被評為“三好學員”。由於就在我們上學這一年裡，軍隊院校進行了較大規模的整編，有的院校被撤銷合併，招生人數減少，部分學員已無學可上，畢業後又回原部隊工作了。
我因學習成績突出，得以進入位於河北宣化的炮兵指揮學院地炮政治指揮專業學習，1988年7月如期畢業並被評為優秀學員。時任總參謀長楊得志參加了我們這一屆學員的畢業典禮並檢閱了學員隊分列式。7月18日，我回原部隊升任營政治教導員。
回顧自己的求學路，其漫長和艱辛，曲折和離奇非今日學子所能想象。個人的命運是社會歷史的縮影，是那個特殊的年代造就了一代人的求學悲劇。今天的學子們只感受到了考學之路的艱辛，哪能想到當年那些渴望知識、努力求學的青年無學可上的痛苦和無奈。如果生命可以從頭再來，我多麼希望能重走一次今日學子們的求學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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