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資7.5億人民幣，製作週期6年。國產電影《阿修羅》將於7月13日公映。
7.5億，合1億多米元投資，在世界電影中不算什麼。中國國產電影近年超過或相近的電影也有，例如張藝謀的《長城》10億（票房11.7億），陳凱歌的《妖貓傳》9.7億（票房5.3億），張藝謀的《金陵十三釵》6億（票房5.9億），《紅海行動》5億（票房25.1億）……上述電影的投資，不排除號稱這麼多，實際沒這麼多。《阿修羅》的總製片楊真鑑說，他們的7.5億投資是實打實的。為了體現純粹的國產，《阿修羅》的投資沒有摻入任何外國資本。
《阿修羅》電影製作週期6年。全球來說有更長的，十幾年、幾十年都有。在中國國產電影裡面6年算不算最長，我不太清楚。我所知道比較長的有《大決戰》5年，《武訓傳》3年。（本想提《狼圖騰》7年，但它是中法合拍電影，不算國產。）
《阿修羅》的雄心體現在哪？這需要稍稍回顧一下歷史。
電影誕生於歐洲，但兩次世界大戰後，歐洲電影幾乎被米國電影打得沒有還手之力。以至於出現了以法蘭克福學派為代表的一批歐洲知識分子對米國的文化工業產生了大量的批評、質疑和討論。這是歐洲傳統的高雅藝術觀與米國以技術化、標準化、通俗化為核心的大眾文化產品相沖突的體現。此後，文化工業一詞被文化產業這個新詞取代。
在米國與歐洲乃至全世界的經濟貿易中，米國將商品自由流通原則無差別地運用到文化產品、信息產品中，電影等文化產品被米國定為“服務貿易”，要求各國按自由貿易的原則，完全開放市場。由於米國的技術強大，一旦開放市場，其他國家幾乎只能俯首稱臣。因此，以法國為代表的歐洲國家那時候提出了一個“文化例外”的概念。也就是說，在自由貿易原則被普遍接受的前提下，文化產品應該“例外”，不能完全按照商品邏輯的原則。法國因此最早出現了對米國電影的“配額制度”。
這個問題爭論了幾十年。最終導致“文化多樣性”概念取代“文化例外”概念。兩者的不同在於，“文化例外”是允許各搞各的文化，“文化多樣性”則認可不同文化的存在，並主張把不同文化融合到一起。於是我們看到好萊塢電影裡有了日本元素、希臘元素、中國元素、非洲元素等，但文化商品的生產、傳播、品牌、收益，仍然是米國主導。我們不得不佩服米國的深謀遠慮，它通過狡猾的妥協，化解了歐洲保衛自身文化的強烈願望，同時使得曾經大張旗鼓的“文化帝國主義”言論找不到靶子，在全球化氛圍中依然籠罩在“文化霸權”陰影下的國家，只能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
中國長期把電影之類視為“藝術”，對於中國來說，文化產品絕非簡單地等同於商品，這一點，中國與法國很類似。然而，中國加入WTO之後，米國要求將電影等文化產品視為“服務貿易”而自由流通的壓力同樣傳導給了中國。我們有兩種選擇，一是堅持搞自己的文化，維護文化壁壘，防止“文化帝國主義”、“文化霸權”的入侵。二是，打不過就加入它，我們也成為全球化的積極分子。
以電影為代表中國文化試圖融入全球，試圖以米國的電影文化產業標準來要求自己，至少從第五代導演就開始了。幾十年來，乏善可陳。國內一些著名導演說起“商業片”，嘴裡還帶著不屑與嘲諷，但拍出的商業片慘不忍睹，所謂藝術片也一樣，個人倒是不少賺錢。那些依然端著“藝術範”的導演們大都很失敗，搞藝術片缺才華，搞商業片缺本事。就電影工業而言，迄今為止的中國導演不過還處於“手工作坊”水平。前幾年曾有人說：中國電影投資1億、2億米元或更多，錢不是問題，哪個導演有本事接？從電影工業的要求出發，哪位中國導演能夠保障上億米元投資的產出？
面對米國強大的文化產業實力，想防守基本是防不住的，或只能是暫時的。中國的實體制造業在體量上已經很強大，但仍需要產業升級、自主創新、需要走出去。那麼文化呢？我們講文化自信，“一帶一路”也需要“心相通”，中國的文化產業能在固守一畝三分自留地的基礎上茁壯成長嗎？中國的電影市場成長很快，國內票房總量有望在不遠的將來趕上米國，但我們的文化產品呢？能否從關起門自娛自樂變成打開門、走出門，與全世界共娛共樂？
於是，我們迎來了《阿修羅》。
《阿修羅》是一個奇幻題材。作為國產片，主要演員是中國人，群眾演員很多外國人，故事線索沒有清晰的地域文化痕跡，顯示出跨文化、全球化的追求。人們說，好萊塢電影經常是故事內核很老套，但製作精良，技術卓越，於是，《阿修羅》的幕後製作引進了歐美業內一流團隊。超過1億米元的投資並沒有花在大牌一線明星身上，主要用於製作的技術環節。總製片人楊真鑑說：1億米元只是好萊塢大片標準的入門水平。他說通過這部電影，真正摸到了好萊塢大製作的門檻。我已完整地觀賞過《阿修羅》，它的確擺脫了中國電影手工作坊的製作狀態，抱著虛心的態度，試圖儘快學會米國文化產業的核心技術；以東方文化為底色，以文化多元為模板，試圖走向全球化的文化市場。
與此前多位國內導演試圖叩開奧斯卡大門相比，《阿修羅》真正體現了中國電影的一種雄心：走出中國，走進米國，走向世界。如果說米國的電影技術手段卓越超群，那就趕快去學；如果說米國電影的內核常常還體現著文化帝國主義的傲慢擴張，那麼，就把我們一直引以為傲的東方文化內核放進去。再怎麼說東方文化的優秀，不借助市場化手段傳播出去，也只能是敝帚自珍。對於當今世界的文化霸權，借用尼采的一句話：如果有上帝，為什麼我不是？《阿修羅》的雄心，潛臺詞似乎可以這樣：如果有文化帝國主義，為什麼只能是它？如果文化霸權不能消除，為什麼只能是米國？
6年前開始運作的這部電影，在即將公映時，意外地對應了當下最敏感的契機：當中興因為核心技術被掐脖子時，我們看到《阿修羅》在文化產業領域試圖避免這一命運的真誠努力；當米國與全世界開打毛衣戰時，片中“阿修羅”這個惡神企圖獨霸“六界”，動手“打天”的“極欲世界”，似乎也對應了當今米國的國際政策。北京首映式上，主演之一梁家輝沒有點名地把這層關係說的嚴絲合縫。我不認為這是6年前的神算，也不認為這是後期製作故意調整的迎合，它只是一個驚人的巧合。而這個巧合恰恰是《阿修羅》的雄心所致——
中國的實體制造業如何從虛胖到真正強壯，是多年來國內有識之士早就關注的問題。米國制裁中興不過是將此問題以較為極端的方式提前暴露，中國製造業核心技術受制於人的問題終於擺在我們面前，拖一拖，緩一緩，等一等，都不行了。《阿修羅》的邏輯背景與中國實體制造業面對的問題是一樣的，只不過它將問題的範圍轉換到了中國的文化產業，它試圖解決的正是中興這樣的企業在製造業所面臨的終極問題。因此，我們一方面為《阿修羅》的超前意識而感到欽佩，另一方面也為它是否會遭遇中興類似的命運而保持警覺。這種警覺並非是指《阿修羅》本身，而是中國整個電影產業或文化產業。
如果中國的電影或文化產業照著《阿修羅》的模式發展下去，最終撼動了米國的文化產業市場，它對米國造成的衝擊將會更大，因為當今米國最重要的看家武器就是文化、金融和技術，而《阿修羅》顯示出的雄心，是要將米國的技術拿到手，文化內核和金融都不再需要米國，這將是對米國最為徹底的衝擊。
曾幾何時，米國打著自由貿易的旗號，將文化產品與普通商品捆綁在一起，在全世界攻城略地。如今，米國翻臉，不再說普通商品的自由貿易了。文化產品因為實力懸殊，米國還未提到議事日程。一旦中國電影和文化產業按照《阿修羅》的方式直接去端米國的飯碗，我們似乎已經看到了未來米國更加氣急敗壞的狂躁。那麼，《阿修羅》以“愛”來化解善惡衝突的願望能否成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普遍價值觀？
《阿修羅》的市場檢驗有待於觀眾的評價。但《阿修羅》在電影工業、文化產業上勇攀高峰的努力和嘗試，值得讚許。不論它成功或失敗，這個方向是正確的，也是中國要成為真正世界大國的必然方向。我們期待中國的文化工作者能從中汲取經驗和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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