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先生是当世公认的学术大家，真正的大师级人物，一代宗师的美誉实至名归。纵观他的一生，以史学成名，但学问之渊博，其治学领域之宽广，早已远远超越了史学的范畴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学大师”，在中国近现代百年史上能够获此称号的绝对是凤毛麟角，稀罕之至也！
1894年出生于江苏无锡的钱穆，字宾四，出身贫寒而矢志于学，可谓一生苦学至死方休。1990年8月30日，钱穆在台北杭州南路的寓所里溘然长逝，真正是无疾而终。这位享誉文化界近乎一个世纪的老人平静而安详的走完了自己96岁的人生征途，可以毫不夸张的说，钱穆的一生是一次无比豪迈的人生壮游 。
他留给世人的是恣肆汪洋蔚为大观的学术著作，粗略统计就有56种54册，约1500余万字，其著作之宏富古今罕有其匹。他给中国文化研究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 和文化遗产，泽被后世，居功厥伟。综观他的学术著作，按照现代学科的门类划分，钱穆先生的治学范围广及史学、史学史、哲学、文学、教育学、历史地理学等等，在人文学科中可以称得上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大学者。
一
钱穆的一生，充分验证了古人的这句名言——“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他出身寒微，无权无势，完全靠着个人的聪颖，刻苦自修，由一个乡村教师而讲学北大、清华，并终成一代宗师，被誉为国学大师，为世人所广泛认可。他生逢乱世，一生流离辗转，四海漂泊流徙动荡，十年索居，后半生又远离故土孤悬海外，直至葬身孤岛，一生命运之惨，坎坷艰难实在莫以言说。
人生种种逆境、苦境几乎都让他遇到了，然而他从未消沉更不会自甘沉沦，总是磨砺自强，以古圣先贤为榜样，沉潜深忍，始终自强不息。由此观之，他实在是现代学林一大异人，最后一个国学大师。
身处乱世，不问政治独善其身是不可能的。一生只教书著书的钱穆，尽管从未当过官，但还是无可避免的被卷入了政治的漩涡。一生以复兴国学为己任，终其一生为故国招魂的钱穆，既不见喜于如朝阳初升磅礴欲出的中国共产党，也被国民党阵营的当权者所打压排挤，可谓天海茫茫一身孤零，神州虽大竟无立足之地的凄凉之感！
蒋介石曾宴请钱穆请他出山从政，结果为他一口拒绝，在钱穆而言，从政实在是一条畏途，失去自由不说，人格尊严甚至生命都处于危险之中，怎么说都不是好路，因此，根本无意为官。再加上对于在朝的党国衮衮诸公，深感厌恶的居多，他也不齿于和这些人为伍。他的这种态度自然让当权者们不高兴甚至厌恶，因此被打击排挤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同时，他维护孔孟之道，以儒家卫道士自居，捍卫所谓的名教纲常，更被共产党视为敌人 ，共产党的最高领袖毛泽东亲自撰文骂钱穆是反动文人。如此一来，大陆哪里还会欢迎他！
大陆留不得，台湾也去不了，49年之后，钱穆只好滞留香港。
抗战时期，西南联大在昆明一呆就是六年，在此期间，钱穆始终坚持中国传统文化，极力维护中国旧有的文明，以致于引起联大一批左翼教授的公愤，几乎成了联大的公敌。1946年，联大著名教授闻一多就在报纸上发表文章，直斥钱穆“冥顽不灵”，为封建专制“招魂”。胡绳等学者更是认为钱穆美化中国传统政治制度，大有攀龙附凤的嫌疑，是在讨好谄媚蒋介石政权，简直就是恬不知耻的卑劣行径了。钱穆自己则辩解说，蒋公以国士相待，令他感动，而对于闻一多等人的责骂，钱穆并不感到奇怪，他说，凡联大左倾诸教授无不视余为公敌。
在自己的阵营内，多年以来钱穆和胡适以及傅斯年的关系一直不佳，胡适和傅斯年都先后做过北大的校长，都是实实在在的当权派。钱穆不幸却在北大教书，因学术之争以致发展成私人恩怨，最后势同水火不相容也。钱穆与胡适、傅斯年的真正决裂是抗战胜利以后，西南联大解散，北大回迁北平，傅斯年公报私仇，拒不向钱穆发聘书。
据钱穆的侄子钱伟长回忆，1946年，钱穆回国以后，北大的许多教授纷纷从云南返回北平，但胡适、傅斯年却故意不给钱穆发聘书，胡与钱的学术意见一向不和，而傅则一副洋派，他瞧不起没有大学学历的钱穆，因而借机挟私报复。钱穆则认为傅斯年飞扬跋扈盛气凌人，是十足的小人行径。
不管何等原因，钱穆北大是回不去了。无奈之下，只好辗转于昆明、无锡之间，先后受聘于昆明五华书院、江南大学等院校教书糊口。1948年，钱穆应荣德生先生之邀，回到自己的家乡无锡，出任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远离了是非之地，钱穆暂时安心教书，国共两党的纷争一时也被他置之脑后了。然而，世间哪里有桃源仙境啊！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只能是一厢情愿的空想罢了。
二
1948年底，内战方酣，共产党的攻势凌厉，国民党政权节节败退，呈现出摇摇欲坠之势。国统区的民主运动也是风起云涌，江南大学又何能置身事外。钱穆的长子钱拙因为参加学生运动而被江南大学开除，学校当局迫于压力，丝毫也没有给钱穆面子。江河日下的国民党当局也是穷凶极恶，温情脉脉的面纱荡然无存！
在家乡苏州中学读书的次子钱逊也受到运动的波及，当钱穆得知儿子读《列宁文集》时大为惊恐，赶紧把儿子叫进书房教训一通，说这类书万万不能读，反而拿出《曾国藩家书》交给儿子，让他好好研读，一再叮嘱儿子说，这书里边处世为人、治学治业的道理都在其中，男子汉立万世之基实在于此。用现在的眼光来看也没什么，但在那个年代，马上就要改朝换代的时候，还死抱着儒家理学这条宗旨，可见钱穆不光迂腐，还真有点“冥顽不灵”了！
让中共领袖毛泽东大为光火的还在于钱穆的“反动言论”，他在《国史大纲》的引言中，长篇大论的公开讲，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的国情，他对共产党讲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等等持激烈反抗的态度，这怎么能不让毛主席大光其火呢！以致于要亲自出马写文章指斥钱穆是无耻的反动文人呢！
钱穆对共产党一无好感乃至于激烈反对，对国民党呢？也不客气！他对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是深恶痛绝，对国民党的特务统治也是 大不以为然而痛加挞伐的。由此可见，钱穆的伟大或曰可爱就在于此，他有自己的是非标准，善恶准绳，绝不因为权势或利诱而改变自己的立场，这是中国传统文人价值观的体现，即使不为世所容也在所不惜！胡绳等人说钱穆攀龙附凤实在是可笑极了！
说钱穆不能不说胡适，20世纪多半个世纪的文化交锋就发生在这两个人身上，一个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坚定捍卫者，一个却是主张全盘西化的新文化导师，孰是孰非，至今也难以盖棺定论。平心而论，两人的出发点都不错，无非希望祖国强盛民族复兴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目标是一致的，但道路与方法却截然不同。在我来看，胡适的主张好比西医，坏死的脏器割下来换一个新的好了，痛快固然痛快，也确实能收一时之功，然而长远来看却未必能长治而久安。人体的嫁接毕竟还有适应不适应的问题，科学上讲排异反应，弄得不好就会两败俱伤。从近百年的社会实践来看，全盘西化既不可能更不实际，事实也证明了胡适的主张是失败了的。
相反，钱穆先生所坚守的国学却在当今时代大放异彩，如今国家大力提倡恢复传统文化，整理国故，发扬光大，孔子学院遍及世界，古老的中华文化焕发出勃勃生机，泽被后世的话一点不假，而且受惠的人们不仅仅是中华儿女，孔子的儒家文化无疑具有普世的价值意义，惠及的是全人类。如果钱穆有灵的话也当含笑于九泉了！
胡适成名很早，属于典型的少年得志之类。从年纪上说胡比钱仅仅年长四岁，但功成名就却远远超过钱穆很多年。当钱穆还在家乡读书教学的时候，胡适已是留美学成归来的青年俊彦了，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岂可同日而语也。1917年，年仅26岁的胡适博士就登上了北京大学的讲堂，成为北大最年轻的教授，其风光显赫岂是钱穆所能想象的。
胡适回国之后短短几年间，就取代了梁启超的文化领袖地位，风头之健无出其右，在思想界开一时风气之先，新文化运动第一导师和领袖的地位笃定无疑了。抗战时期蒋介石借重于胡适的文化美名和欧美背景，和美国拉关系以获得美援，因而对胡适甚为倚重，委以驻美大使之重任。由学者而当官，胡适可谓自食其言，自己打破了自己只做学者不当官的诺言。
或以抗战事大，民族危亡之际个人委屈一下情有可原，似乎也无可厚非。可是，抗战胜利之后，胡卸任驻美大使后却转战北大出任校长，还是当官，只不过当的是学官而已。因为他当校长，钱穆就倒了霉，有校不能回只好流浪江南，胡适的大师气度何在？颇值得人怀疑！
当然，平心而论，胡适也有很多不得已的苦衷，处在那样一个时代，遇到这样一位领袖，国家多难，四海扰攘，国步艰难之际，作为有担当的文化精英的一员，袖手旁观的事情也做不来。况蒋介石以国士待之，士为知己者死，当然不能推辞，明哲保身置身事外的事情既不可做更不能做。胡适在国民党艰危的时刻受了很多的委屈，做出了相当大的牺牲，客观来说，他是非常不容易的。
三
胡适、傅斯年和钱穆这三个人在现代文化史上无疑都是重量级的人物，从忧国忧民致力于国家富强民族自强的角度来说，三人应该是目标一致的，且同在北大任教，一个屋檐下工作和生活多年，按理说私人关系应该不错，或者说，即使做不到惺惺相惜，起码也能做到友好相处，断不致于发展到后来的水火不容，这在一般人的理解上应该如此，文人相轻的旧习绝不应该发生在这些大师级人物的身上。
可惜，现实却不是善良的人们所能想象得到的。这三个人中，胡傅的关系确实很好，诚然做到了声气相求患难相扶的朋友之义，几十年来始终如此直至两人相继辞世为止。
胡适由名教授、文化领袖、思想导师而出仕为官，抗战时期当了四年的驻美大使，抗战胜利后又出任北大校长，国民政府迁台之后又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一生中执掌文化大权的时间非常之久。再说傅斯年，自1928年国民党统一中国成立中央研究院开始，就当了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所长，前后长达二十多年。国府迁台以后，他又兼任了台湾大学的校长，这相当于在大陆时期的北京大学。所以说，这两个人皆为地位崇高的高级“学官”，在国民党政权体系中拥有巨大的话语权，在文化思想领域更是一言九鼎举足轻重。
而钱穆呢？相比之下就弱势太多。仅仅是一个教授而已，地位上绝对和胡傅二位天悬地隔，再加上学术意见上的歧见，关系紧张乃至于水火不容实在毫不奇怪，可以讲尽在情理之中。
钱穆后来受到国府的重视还在于毛泽东那著名的“千古一骂”，万分荣幸的受到中共领袖的“骂”，一下子让钱穆在国民党方面加分不少，尤其对于蒋介石来说，真是惊喜不已。因而，钱穆在台湾的影响力空前提升，党政军各界要人无不对钱穆倍加尊敬。
1950年冬天，在香港创建新亚书院的钱穆专程赴台求援，这次的赴台和一年前备受冷落大大不同，沾了毛泽东主席的“一骂”之光，钱穆此番赴台可谓风光荣耀至极，当然收获也是巨大的。在台期间，钱穆不仅受到各界要人的尊敬和盛情招待，更受到国府的盛邀，到蒋介石官邸和蒋总统共进午餐，钱穆的风光可谓达于顶点。
不仅如此，蒋介石还格外的大方，还从办公经费里每月拨给新亚书院港币三千元办学经费，这在当年已经是相当丰厚了。一举解决了钱穆的燃眉之急，新亚书院的正常运转总算可以维持了。这项拨款一直到1954年5月，新亚书院得到美国耶鲁大学雅礼协会的赞助，办学再无困难之后，钱穆才给蒋介石去函敬谢终止此款项。
四
回顾钱穆的一生，几个关键时刻他都是在“流亡”中度过的，这一点和他一生追慕的孔子非常相似。刻薄一点来说，他们两个人都是各自时代的“丧家之犬”，都是碰了一辈子壁郁郁不得志的人。作为钱穆来说，史家情怀是他一生治学做人的基础。于人而言他是一代宗师，于己而言，则是忠诚的一个儒者，一辈子做到了“守己有度”的儒家圭箴。由于他具备了人格和学力的双重支撑，当然是一个自视甚高的人。
就以他的《国史大纲》来说，写作此书的时候，正值抗战时期，民族主义精神空前高涨，人人都充满激情，慷慨激昂之辈比比皆是，狂热的爱国主义者更是不乏其人。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钱穆苦口婆心反复强调与提倡的“温情与敬意”就显得格外的不搭调，显得过于理性了。但是，作为一位儒者，处在殷忧方盛的时代，反而更要求自己内省冷静而避免狂热浮躁，这是一代“士林”的心史，不独钱穆为然。
换一种说法，就比如屈原，举世皆醉自己却不能醉，学理素养决定了一个真正的儒者是不会随波逐流人云亦云的。
因而，在那个时代过于冷静的钱穆被世人误解也是在所难免的，尤其在激进的年轻人看来，钱穆即使不是卖国贼也是绊脚石，两者都不是起码也是一个误国者。现在回过头来看，此一时也彼一时也，能够在群情汹汹的时代依然保持一颗理智的头脑的确是难能可贵的，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钱穆的学养的确非同小可，最后一个儒者的称谓真是名至实归。
说到流亡一词，钱穆的一生真是最好的注脚。在大陆时期不用说，因抗战因内战而辗转流离自不待言，既不容于共也不容于台的钱穆，真正是“丧家之犬了”，万般无奈只好在香港落脚，一生的遭际可谓惨之极矣！直到胡适、傅斯年相继辞世之后，1968年，已垂垂老矣的钱穆才得以赴台定居，才能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倘若胡傅二人健在，那是万无可能的。
钱穆曾著《政学私言》一文，无疑可视为钱穆以其学术方式贡献的一种建国方略。他为故国招魂的出发点是因“故国之思”，但其落脚点却显然是对一个现代化中国的制度设计。他一生不以“事功”名世“，做的都是扎扎实实的基础性工作，儒者忍辱负重弘毅坚忍钱穆实可当之！作为一个中国的儒者，民族主义他一点不缺，绝非无知者无畏的毛头小伙子攻击的那样不堪。相反，在有关民族大义的问题上他绝不含糊，甚至其深谋远虑远非庸人所能想象。
就以在香港创办大学为例，正是由于他的一力主持，学校起名就叫”香港中文大学“，也是在他的主张下，校长始终由华人来担任。试想在英国殖民地的香港，这样做需要何等的勇气与魄力。中文大学，在当时极有标志意义，可视为回归之前的一次预演和宣示，其深刻意义与深远影响怎么评价都未为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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