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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江流域是我國水產品主產區，也是我國重要的淡水水生生物基因庫。近年來，農業農村部（原農業部）聯合沿江各地政府和相關部門，共抓長江流域水生生物資源大保護，實施長江禁漁期制度、增殖放流、劃定保護區、瀕危物種拯救行動、漁民轉產轉業等一系列舉措，持續發力，為長江水生生物撐起了一把“保護傘”。
長江流域支流眾多、面積遼闊，水域面積約佔全國淡水面積的50%，是橫亙在中華大地上的一道生態屏障。作為重要的淡水水生生物基因庫，長江擁有水生生物4300多種，其中魚類400多種，170多種為長江特有，佔我國淡水魚總數的48%。
然而，長江漁業資源已經告急。目前，長江水生生物資源持續衰退，物種瀕危程度加劇，白鱘、長江鰣魚等物種已多年未見，中華鱘、江豚等極度瀕危，“四大家魚”早期資源量比上世紀50年代減少了97%以上。長江干流的捕撈產量已不足10萬噸，相對於全國6900多萬噸的漁業產量微乎其微。
科學禁漁
覆蓋主要干支流和湖泊
長江禁漁期制度始於2002年。當年，原農業部在長江中下游試行為期3個月的春季禁漁，2003年起經國務院批准後在長江流域正式實施。這是國家層面設定的重要內陸水域休禁漁制度，共涉及長江流域11個省份，8100多公里的江段。
2016年，原農業部對長江流域禁漁期制度作出較大調整：擴大了禁漁範圍，覆蓋了長江主要干支流和重要湖泊；長江上中下游的禁漁時間從3個月延長到4個月，使禁漁期涵蓋長江流域大部分水生生物的主要產卵繁殖期。
漁業部門連續多年聯合各地政府組織開展長江漁業資源增殖活動，每年放流魚苗200億尾以上。圖為在今年的“全國放魚日”活動上，人們向“長江之腎”鄱陽湖放流青草鰱鱅四大家魚、河蟹和胭脂魚等水生生物苗種230餘萬尾
從2018年1月1日起，332個長江流域水生生物保護區率先實行全面禁捕。農業農村部長江流域漁政監督管理辦公室副主任趙依民說，保護區是水生生物資源健康的底線，也是長江流域的生態紅線。保護區涉及長江流域天然水面的1/3，涉及當地近60%的漁民。目前，農業農村部正會同有關部門研究制訂工作方案，力爭在2020年實現長江流域重點水域全年禁捕。
中國水產科學院專家表示，只有通過全面禁漁，才能更好地保護長江多種魚類資源。現在供應市場上的魚類，基本都實現了人工繁殖，但人工繁殖的魚類，到了子二代、子三代還可以繁殖，子四代以後必須要用野生的原種來繁殖。如今，淡水養殖產業的青草鰱鱅四大家魚，以及鱖魚、鯰魚、鮰魚、黃顙魚等名優魚類，都是利用江河裡野生原種進行繁育的。而長江裡每一種魚類的消失，都可能導致該品種的養殖業“絕種”。
伴隨著禁漁期制度，一批傳統漁民只能退出老行當。長江上游的一級支流赤水河，自2017年1月1日起率先實施10年全面禁捕，原農業部聯合貴州省、四川省成功開展漁民退捕試點：按照每艘漁船16萬元的標準，提供“一攬子”補助資金，統籌用於捕撈許可證贖買、船網和輔助工具收購、漁民收入和過渡期生活補助、再就業培訓、辦理社保養老醫療保險等。目前，退捕漁民生活穩定，禁漁管理秩序良好。
“長江全面禁漁，是一個複雜的生態課題，也是個經濟社會課題。全流域大規模的治理模式，世界上還沒有先例。”農業農村部長江流域漁政監督管理辦公室主任馬毅認為，通過科學的制度設計和合理的政策措施，一定能打贏這場長江資源生態修復攻堅戰，為類似全流域生態治理提供經驗，建議綜合運用社會保障、扶貧攻堅、上岸安居、油補調整、生態補償、就業創業等政策手段，開展漁民勞動技能培訓，提高漁民再就業能力，解決好漁民轉產後的生計問題。
增殖放流
深度養護漁業資源
在今年6月“全國放魚日”主會場活動中，農業農村部會同江西省人民政府在“長江之腎”鄱陽湖聯合舉辦水生生物增殖放流活動。活動期間，共向鄱陽湖放流四大家魚、河蟹和胭脂魚等水生生物苗種230餘萬尾。還首次採用無線電遙測技術，對鄱陽湖長江江豚的晝夜活動規律開展研究。
“近3年，江西省放流經濟物種超過6億尾，放流珍稀瀕危物種約18萬尾（只），放流水域基本覆蓋了全省主要江河湖泊。”江西省農業廳廳長鬍漢平說，在常規放流的同時，各地積極創新放流模式。其中，鄱陽縣走鼓勵社會力量參與增殖放流新路，浮樑縣結合旅遊特色開展放魚節活動，銅鼓縣開展大鯢種群恢復放流試驗，峽江縣在贛江特定水域放流胭脂魚……
農業農村部部長韓長賦表示，開展水生生物增殖放流活動，是修復長江水生生物資源、維護長江生物多樣性的重要舉措。漁業部門已連續多年聯合各地政府組織開展長江漁業資源增殖活動，每年放流魚苗200億尾以上。今後漁業部門要全力唱響質量興漁、綠色興漁主旋律，為建設“生態長江”“綠色長江”作出積極貢獻。
長江流域是我國水產品主產區，也是生態環境較敏感地區。2015年以來，農業農村部在該區域積極推進漁業減量提質增效，特別是在鄱陽湖、洞庭湖等湖域開展水產養殖汙染治理試點，以點帶面推進漁業綠色發展。多家沿江漁業企業表示，很多水網地區的水面已被劃為禁止或限制養殖區，企業轉移到允許養殖的江段支流，在養殖時，注意控制養殖數量，減少投放飼料，建設環保設施。
保護珍稀生物
留住水生生物“活標本”
在長江流域170多種特有魚類中，一級水生野生保護動物佔我國淡水水生野生保護動物的2/3，列入《中國瀕危動物紅皮書》的瀕危魚類物種達92種。作為長江中僅存的哺乳動物江豚，在長江干流的種群數量也只剩下1200頭，相當於上世紀90年代初種群數量的一半。此外，“淡水魚之王”白鱘自2003年以來未見蹤跡；“水中大熊貓”中華鱘野生種群的維繫堪憂；“長江美味”鰣魚不見蹤影、刀魚岌岌可危。
伴隨著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水生生物保護與產業發展“打架”的現象屢見不鮮。以長江支流金沙江為例，金沙江流域共計劃開發27級水電站，規模約為4座三峽工程。為了給向家壩和溪洛渡兩個水電站讓路，長江干流唯一的國家級魚類保護區——“長江上游珍稀特有魚類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兩次縮小範圍。全國水生野生動物保護分會會長李彥亮擔憂，在長江水生生物鏈中，各個物種特別是珍稀特有物種資源正面臨全面衰退，如果不採取強有力的措施，一批長江水生“活化石”“活標本”真的就要徹底消失了。
針對這種局面，農業農村部高度重視水生生物重要棲息地和關鍵生態環境的保護工作，根據珍稀瀕危水生物種的分佈特點，針對不同保護對象和保護區域，因地制宜，分類分區施策，實行多目標管理；立足當前，著眼長遠，分階段、有步驟地加以實施。經過連續多年努力，在長江流域劃定53個水生動植物自然保護區和279個水產種質資源保護區。
據介紹，2017年，原農業部已分別制定了長江江豚和中華鱘拯救行動計劃，配合原環保部和發改委制定了長江經濟帶發展規劃綱要的生態保護規劃，還成立了中華鱘和江豚保護聯盟。長江江豚作為鄱陽湖水域生態系統的旗艦物種，是鄱陽湖生物多樣性狀況的重要指標物種。可喜的是，如今在湖北的何王廟、安徽的西江以及湖北的天鵝洲建立起了3個江豚保護區，陸續遷入了幾十頭江豚；3個保護區遷入的江豚都有幼豚出生，目前保有量接近100頭。
相關鏈接：專家再次集體呼籲長江全面禁漁十年
多年來，科學家們都在不斷探索，想尋找到一條對長江水生生物資源恢復和水域生態環境保護的有效途徑。目前實行的長江禁漁期制度難以滿足修復長江水域生態環境的需要。在長江流域實施全面禁漁將是根治問題的重要途徑。
今年，赤水河開始實施為期10年的全面禁漁，打響了這場艱鉅戰役的第一槍。這讓無數為長江水生生物保護建言獻策的專家看到了希望。真正要在長江流域全面落實這個方案，仍然需要沿江各級政府和部門的高度認識與協作。逆水行舟，穿越萬難險阻，只為還長江一片和諧，給長江一個未來。
調整禁漁時間，提高保護效果
長江全長6300多公里，流域面積約180萬平方公里，是我國生物多樣性最具典型性的一條生態河流，在我國的生態體系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永葆其生機和活力事關長江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和中華民族的生態安全。
為了保護長江流域的水生生物生物多樣性，2002年起，農業部開始在長江中下游試行為期三個月的春季禁漁。自2003年起在長江全面實施禁漁期制度，共涉及長江流域10個省（區、市），8100多公里干支流江段，禁漁範圍從青海曲麻萊縣以下至長江口的長江干流、部分一級支流和鄱陽湖區、洞庭湖區。
2016年起，長江禁漁期由三個月延長到四個月。
“長江實施禁漁期制度已有14年，是目前我國最重要的水生生物保護管理措施，有效減緩了長江生物資源衰退的趨勢。”中國水產科學研究院長江水產研究所副所長陳大慶在接受《中國科學報》記者採訪時表示。
在全國兩會上多次為長江魚兒們“代言”的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學院水生所所長趙進東卻對現有的禁漁制度表現出了擔憂。“解禁後，由於現有的捕撈技術、網具太先進，一會兒就可以把禁漁期取得的一點點效果消滅殆盡，嚴重影響魚類繁殖保護效果，所以目前的禁漁制度其實並不夠。”趙進東向《中國科學報》記者坦言。
全面禁漁10年成了專家們共同的期盼。最早開始呼籲長江全面禁漁10年的中國科學院院士曹文宣認為，10年基本可以讓長江水生生物形成穩定的種群。
趙進東表示，“青、草、鰱、鱅”四大家魚4～5年達到性成熟，10年時間夠它們增殖兩三個世代，水生植被也將得到一些恢復。
目前，已到徵求意見階段的方案顯示：初步確定我國計劃從2020年起，在長江流域幹流和重要通江湖泊全面禁漁，為期十年。
加大轉產力度，發展新型產業
據不完全統計，長江流域現有各類漁船16萬多艘，專業捕撈漁民30餘萬人，而長江天然魚類捕撈年產量不足10萬噸，捕撈強度已遠遠超過長江生物資源可承受的範圍。
不僅如此，捕魚已難以支撐沿江漁民的基本生活，捕撈收入逐年下降，漁民生產生活困難，多數地區甚至陷入“資源越捕越少，生態越捕越糟，漁民越捕越窮”的惡性循環。
“延長禁漁期是一個方向，但是把漁民轉出去才是實現保護的根本出路。”農業部長江流域漁政監督管理辦公室副主任趙依民在接受《中國科學報》記者採訪時如是說。
合理安置漁民，實施漁民轉產轉業是禁漁的前提條件。趙依民表示，如果漁民上岸安置出現了問題，漁民吃不飽飯、賺不到錢，生活得不到改善，即使有禁漁制度、法律法規約束，還是會不斷有漁民“頂風作案”。
目前，國家對漁民的財政補貼、禁漁期補貼增多，這些補貼不但給漁民提供了一部分經濟來源，實際上也可以作為對漁民的一種約束，如果漁民一旦違規就會喪失一些補貼權。補貼制度所規定條件的約束，客觀上減少了漁民非法捕撈的數量。
2017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要“率先在長江流域水生生物保護區實現全面禁捕”，也就是要率先把保護區的漁民轉出去，然後再陸續擴展到整個流域。
“我們在幫助漁民轉產轉業時，借鑑‘護林員’和交通、治安‘協管員’經驗模式，培訓一些身體好、素質高、表現好的漁民轉為守護資源的‘護魚員’，動員拿了政府補貼的漁民參與護魚行動。”趙依民表示，因為很多漁民對長江有很深的感情，對保護長江有很高的積極性，並且十分了解當地地形和捕魚套路，發動這部分力量，讓捕魚人變護魚人，既解決漁民“上岸”問題，又強化了監管力量，提高了社會參與度。
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許多漁民並不滿足於現有的補貼救助，嘗試著出去找工作。但是多數漁民只會打魚，沒有其他技能，打工賺錢很少，難以改善生活質量。
如何增加轉產轉業漁民的“造血”功能呢？陳大慶給出了一項可行性建議。“我們可以參考美國密西西比河流域的成功做法，發展遊釣業。”陳大慶介紹。
嚴格執法管理，保障禁漁成果
2017年長江禁漁期為3月1日0時至6月30日24時，長江禁漁期制度實施以來，漁政執法隊伍能力建設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基礎建設特別是裝備建設得到了國家和地方各級政府的支持，執法手段得到了改善，執法管理的範圍從水上拓展到岸上市場、餐館等，執法力量從本地區拓展到流域聯合。
不過，從各地的實踐經驗來看，現行的長江禁漁期制度在執行過程中逐漸顯現出了一些問題，禁漁期間“明禁暗捕”的現象時有發生。
“長江流域面積大、範圍廣，流域內各省市具體情況均存在一定差異，這給長江流域漁政執法的規範化管理帶來了困難。”陳大慶說。
趙依民對這點表示贊同，他指出，從長江上游到下游，經濟發展水平、人們的覺悟、捕撈方式、漁獲物收入等差別太大，政策出臺往往是流域性的，而針對方方面面就很有難度。
在趙進東看來，現有的禁漁期制度監管之“難”還體現在，解禁後漁民在合法捕撈過程中卻採用非法捕撈手段，這對長江水生生物資源造成了極大破壞。而如果採取10年全面禁漁，任何捕魚船出現在江面上就很容易被觀測到，偷捕盜捕更容易被發現。
目前，加強打擊力度還受限於執法人員數量不足和裝備跟不上。“長江如此大的戰線，整個流域的漁政人員缺乏，設備不一定滿足需求，使長江要實現全面禁漁仍有一定差距。”陳大慶說。
為了彌補這方面的不足，已從以往漁政部門單一行動拓展到與海事、工商、公安等部門的聯合行動。不僅如此，政府開始充分調動一些社會力量和民間力量參與進來，集各方力量共同守護長江。
影響因素眾多，禁漁只是開始
長久以來，影響長江水生生物多樣性持續下降的原因有很多，比如攔河築壩、水域汙染、航道整治、挖砂採石等，過度捕撈只是其中一個方面。
“目前，我們只是對過度捕撈這個因素採取解決措施，其他制約因素如果止步不前，長江生態修復的形勢依然十分嚴峻。”面對長江的“千瘡百孔”，趙依民深表痛心。
趙進東指出，我們在實施禁漁的同時，一些水利工程仍然不斷在做，汙染水不斷排放，無論如何禁漁，效果也是可想而知，任何一項因素的存在，都可以使得長江生態環境遭到嚴重的破壞。
強調“要把修復長江生態環境擺在壓倒性位置，共抓大保護，不搞大開發”。
“對於水利工程的修建，要有一個開發的紅線和底線。”陳大慶表示，對於已經修建的水利樞紐，應該改變運營方式，實現魚類的生態調度，也就是說發電、防洪要與水生生物的繁殖需求相協調。
專家集體呼籲，10年全面禁漁只是保護長江的一個開始，要想真正恢復長江生態系統，還水生生物一個美好的家，讓長江生態鏈條重新運作起來，還需要國家加大重視程度，從多個制約因素切入，為長江撐起一把全方位的“保護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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