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我们采访的那群外贸人如今都怎么样了?

十年前,我们采访的那群外贸人如今都怎么样了?

说些题外话吧。

今年初在讨论《焦点视界》十周年选题时,曾就“为什么以虎门销烟作为系列选题的开篇”与同事有过一些争执。只是后来那位同事回去休了产假,于是现在便由了我自由发挥。

这是开个玩笑,其实整个系列话题在早前就已经决定。《焦点视界》十周年,却并非中国外贸十周年,我们仅是借这个由头,去捋一下外贸在中国的脉络。或许因为篇幅、能力等因素制约,捋得还不够清晰,但我们确是尽力了。

1.

《焦点视界》采访的第一家企业在成都,整个采访是在时任总编蔡鸿宇先生的办公室电话里完成的。那是我第一次接触中国制造企业,在之前,我的采访对象都是体育圈儿的人和事,两者风马牛不相及。

由于是电话采访,无论是我还是对方,交流并不充分,匆匆开始并匆匆结束。以至于我对于那次采访的记忆已经极其模糊,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2008年8月,《焦点视界》创刊,但真正大规模与企业发生“亲密接触”却已经是三年多以后的事情了。那时候欧债危机刚刚接了次贷危机的班,我们制订了2012年度“破冰之旅”的采访计划。

与我一同完成这个项目的是已离职的同事陈静,那一年我们共计拜访企业近200家,光整理采访录音就让我们的耳朵生了茧子。记忆尤为深刻的一次出差经历是年初在东莞,7天拜访17家企业,当时陪着我们一起的是时任中国制造网东莞分公司经理的蒋伟。

有时候我们还会回忆起那一年,那是我们“激情燃烧的岁月”。

2.

总有一些人,在记忆中不曾抹去,只是暂时将他们尘封了。

我与陈静采访过的、印象最深刻的人应该是南京舒曼钢琴总经理王永和。原本预约的采访对象是他女儿,只不过阴差阳错误闯了他的办公室,于是采访对象临时换成了这位老先生。之所以印象深刻,是因为他是我们这么多年采访中唯一一位流泪的人。

他跟我们展示过去厂房的照片,讲述创业的艰辛,泪流满面。那时候,我们觉得自己第一次真正走近中国制造。

在很多时候我都会提起一个名字,叫张良崇,深圳泰兴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他是第一个跟我说“虚拟经济、房地产是中国制造面临的最大风险”,那会儿其他人都在谈经济危机、谈汇率。

几年后,外贸行业哀鸿遍野,有人说那是转型的阵痛,但真的是这样吗?无论是我,还是那些站在实体经济最前沿的人都应当是有点数的。

危机能够改变一个人。我先后两次采访过的人不多,李晓亮算是一位,他是深圳市舒特帐篷有限公司的联合创始人。从第一次采访时的意气风发,到第二次采访时的沉稳老练,我问他时隔两年,过去的观念有什么样的变化,他感慨万千,只说一句“更加脚踏实地”。

去年去佛山出差,我临时决定去拜访梁青文。当时想见到她的想法非常强烈,因为我想去看看几年前认识的这位“独臂女强人”现在怎么样了。

认识梁青文是在她原来那间逼仄的工厂里,她跟我们谈自己的过去,谈对于中国制造的信仰。再次见到她的时候,她的工厂已经从佛山南海搬迁到了肇庆,公司名称也更改为“广东阿诺诗厨卫有限公司”,此前阿诺诗只是他们运营的产品品牌。

这一次,梁青文和我聊的是她工作中经历的背叛与重生,那是她的成长。

3.

2010年,南非世界杯上,我们认识了一个叫“中国英利”的公司。时至今日,在刚刚结束的俄罗斯世界杯上,来自中国产品的广告已经占据了官方赞助商的半壁江山。

杜晓菲是深圳英利新能源有限公司营销总监,算是我的同龄人。那是个夏天的午后,我们在他的办公室聊了很久,不像是一次正经的采访,聊足球、聊非洲,甚至是聊家乡。过了些日子,我收到一个他发给我的包裹,里面是一个印着他们公司logo的世界杯用球,那时候英利刚刚又赞助了巴西世界杯。

第二次见面是在宝安的一家火锅店,我们聊的依旧跟工作没太多关系,我跟他说我去过的攀枝花、凉山州,说一些公益项目和见闻,他跟我说自己刚在深圳买了房子,这么多年总算是落地生根,然后我们一起抱怨深圳的房价真是贵啊……

再后来,因未能在连续30个交易日内保持至少5000万美元的平均全球市值,且其股东权益不足5000万美元,不符合持续上市标准,因此,英利绿色能源被纽交所暂停ADS交易。这是今年6月28日的事情。

看了相关新闻以后,我并没有向销售同事去打听英利集团被纽交所摘牌是否对深圳英利有影响,更没有去问杜晓菲——因为害怕开口。

我只是希望我的朋友们都能好好的。

4.

写到这儿,突然想起来郭德纲的一首打油诗:

没来由此去经年,总把新人换旧颜。

江山父老能容我,不使人间造孽钱。

惯看一路风景,很多时候都会想回头再去找找那些曾经有过对话的人,听他们讲这些年的故事。真真假假,总归都是一个时代的真实写照。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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