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疑似得了流感，高烧刚退，在家养病，本来想写的一篇文字就被搁下了，想起来重新炒一下冷饭。
诗人食指在一场活动中突然炮轰余秀华，原文如下：
“看过余秀华的一个视频，她理想的下午就是喝喝咖啡、看看书、聊聊天、打打炮，一个诗人，对人类的命运、对祖国的未来考虑都不考虑，想都不想；从农村出来的诗人，把农民生活的痛苦，以及对小康生活的向往，提都不提，统统忘得一干二净，这不可怕吗？评论界把她捧红是什么意思？评论界的严肃呢？我很担心。今天严肃地谈这个问题，是强调对历史负责。不对历史负责，就会被历史嘲弄，成为历史的笑话。”
曾被媒体污名化为“脑瘫诗人”的余秀华也不甘示弱，直接怼回去，除了微博回应，还写了一篇《兼致食指，不是谁都有说真话的能力》，其中写道：
“我们为什么活着，是因为我们在寻找真理，一个不明白真理是何物的人是说不出来真话的。如同孩子那样，他说的就是他心里想的，对，那是真话。但是还有一句话叫：童言无忌！是人们不与他计较，而不是他说的就是对的。而大人呢。大人如果还这样，那是无知而不是真诚。”
我不懂诗，但是也听过食指的名篇：“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还有他十年后写下的姊妹篇，“但我有着向旧势力挑战的个性/虽是历经挫败，我绝不轻从/我能顽强地活着，活到现在/就在于：相信未来，热爱生命”。
读这些文字，我还是非常喜欢食指先生的，有评论表达得更精准，这首诗真正值得重视的是“理想主义中出现的裂缝，人性和个体主体性的初步觉醒。此诗从情调到结构上，都有一种缓缓拉开的张力，体现出它开始告别一个集体暴力的诗歌时代，而开启了对个人真实心灵中矛盾纹理的凝神与吟述”。
然而，写下这首《相信未来》的半个世纪之后，食指先生却在制造新的“集体暴力”，当他用“农村出来的诗人”这种身份去定义余秀华的时候，就在制造刻板印象，并且用群体特征来直接定义诗人该怎么写，食指先生似乎忘了当年这首《相信未来》就是被“点名批评”的对象，真是无比讽刺。
唐山在针对此事的评论中指出二人话语体系完全不同，俨然在两个平行空间中“对话”，几乎无法达成共识。而食指意在强调白话诗应该回归“大众性”与“民族性”，通过批评余秀华来表达他的焦虑。恰恰是这种“大众性”与“民族性”的标准，最值得质疑。
这个标准被宗城称之为“士大夫诗人”的标准，这一代诗人心中总存着“修齐治平”的理念，如果从美学上追溯，这恐怕是儒家美学系统下，有关社会功能的审美主张，将“善”置于“美”之前，尽善尽美，艺术被赋予教化功能。延续到新中国成立，现实主义艺术大行其道，将音乐、绘画、文学都被作为工具，容易失去艺术的主体性。
然而，我们应该警惕，家国天下的“大众性”与“民族性”标准，可能是鸡血，也可能是屠刀。
有评论说，“余秀华是贴上了命运坎坷的底层农民诗人标签的，作为该标签的明显受益者，她固然有随着现实命运的改变而不断调适自己诗歌形象的自由，但别人也有权以她过去赖以成名的作品，来提出自己的要求和期望。”这种论调的搞笑之处，就在于你因别人贴的标签受益，别人就有权以标签来提要求和期望。
诗人什么时候要通过标签评判，诗歌什么时候可以脱离审美主体，不针对语言和意象，直接用社会功能和阶层属性来评判？这与思想警察何异？
如果用食指的标准，“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就是小情小调，司马相如的《上林赋》就是阿谀奉承之作，李白的“疑是银河落九天”或许还不如“一骑红尘妃子笑”，柳永的“寒蝉凄切”不过是个眠花宿柳者的自哀，林妹妹的“花谢花飞花满天”不过是小女子情态……到了白话诗，徐志摩的《再别康桥》是否也脱离了“大众性”和“民族性”的标准而值得被批判？
我甚至极端地认为，给诗歌制定标准，本身就是个扯淡的事。任何脱离审美意义的标准，都是耍流氓。当然，在美学主张上可以有康德或者黑格尔之分，但一定要附加上标签以及相关的社会功能，就是另外一种翻身做主人的语言霸权。
艾略特曾说，“诗人必须变得愈来愈无所不包，愈来愈隐晦，愈来愈间接，以便迫使语言就范，必要时乃至打乱语言的正常秩序来表达意义。”通过语言建立“想象的逻辑”和“想象的秩序”，这是艾略特一种学究式的实践和探索，他认为“某一语言的伟大作家应该是该语言的伟大仆从”，《T.S.艾略特的标准》一文认为《荒原》追寻着基督教精神在那个时代的社会可能性，而里尔克《杜伊诺哀歌》试图探究的是基督教精神的个体可能性。
就这个意义上，艾略特与里尔克，难道有高下之分吗？
说到到里尔克，我想起他在写给青年诗人的十封信的内容，“你向外看，是你现在最不应该做的事……只有一个唯一的方法。请你走向内心。探索那叫你写的缘由，考察它的根是不是盘在你心的深处；你要坦白承认，万一你写不出来，是不是必得因此而死去。这是最重要的：在你夜深最寂静的时刻问问自己：我必须写吗？你要在自身内挖掘一个深的答复。若是这个答复表示同意，而你也能够以一种坚强、单纯的“我必须”来对答那个严肃的问题，那么，你就根据这个需要去建造你的生活吧；你的生活直到它最寻常最细琐的时刻，都必须是这个创造冲动的标志和证明。然后你接近自然。你要像一原人似地练习去说你所见、所体验、所爱、以及所遗失的事物。”
冯至在《我们为什么要读里尔克》里写到，“一般人说，诗需要的是情感，但是里尔克说，情感是我们早已有了的，我们需要的是经验：这样的经验，像是佛家弟子，化身万物，遍尝众生的苦恼一般。”
食指与余秀华的评论之所以让我感到恐惧，是这种诛心式的批判竟然再次出现在文学的范畴，出自一个曾受文革压迫的诗人。这种霸权复制，让中国的言论空气陷入恶性循环。
首先是功能性前置于美学之前，“从农村出来的诗人，农民生活的痛苦，以及对小康生活的向往”，这不仅对诗人的单一身份进行了限定，更包含了对诗歌功能的约束。难道农民的生活就一定是痛苦的？或者说，“喝喝咖啡聊聊天”不是对小康生活的向往？在我看来，这种向往有着比小康生活这种物质目标更丰富的精神追求，“打打炮”还表达了从身体到灵魂的解放。如果诗歌只有一种功能，整个社会连诗歌这种最“没用”的艺术，都要“有用”，都必须要肩负起家国天下，那我们这身体和灵魂，都不过是大机器中的螺丝钉，即使涂上鲜艳的色彩，也无法获得自由，还让我们相信一个怎样的未来？
其次是身份对个人的取代。诚如里尔克所说，“请走向你的内心”，而每个人的内心是千差万别的，对于农村人这个身份来说，农村本来就是有差异的，陕北土窑洞、河南平原、东北黑土地、江苏华西村……农村这个群体本来就千差万别，忽略语境的批判只能说明浅薄。而即使具体到一个村里，也有个体差异，不能要求每个人都“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利用集体身份取代个人选择，是对个体的侵犯和要挟，也是对自由的漠视，如此写出的文字，与“要想富先修路”这样的口号无异，这倒是符合“大众性”与“民族性”的标准，口号存在，诗却死了。
最让我感到恐惧的是，食指的指责，是阶级观念介入文化领域的死灰复燃。有评论戏谑“食指变成了中指”，他的言论中先强调了“农民”，第二强调了“历史”，要“对历史负责”，北京大学的罗新恰好在一次演讲中谈到，“过去是此刻之前的一切，是一团混沌，当我们从中抽取某些内容，赋予它意义与秩序，并讲述出来的时候，就成为了历史。”而食指如此强调历史和群体身份，恐怕回到了狭义的阶级冲突史观，有人说这是士大夫诗人，士大夫的“先天下之忧而忧”是给自己的十字架，而不是给别人扣帽子。只能表达阶级利益、民族国家乃至家国天下的诉求，这种限定背后隐含了阶级和道德判断，仿佛“小生活”就是自私的、小资的。这种观念，恰恰是文化清洗和压迫的思想根源。
诗人，可以用自己去经验，可以用自己的探求使语言就范，可以创造自己的意象国度，可以如堂吉诃德般冲向怪物，但不包括如大字报一般，以道德和阶级为名，把语言的刀剑抛向另一个自由的诗人。
冯至引用了里尔克的《随笔》：“我们必须观看许多城市，观看人和物，我们必须认识动物，我们必须去感觉鸟是怎样飞翔，知道小小的花朵在早晨开放时的姿态。我们必须能够回想：异乡的路途、不期的相遇、逐渐临近的别离；—— 回想那还不清楚的童年的岁月；……想到儿童的疾病……想到寂静、沉闷的小屋内的白昼和海滨的早晨，想到海的一般，想到许多的海，想到旅途之夜，在这些夜里万籁齐鸣，群星飞舞—— 可是这还不够，如果这一切都能想得到。我们必须回忆许多爱情的夜，一夜与一夜不同，要记住分娩者痛苦的呼喊，和轻轻睡眠着、翕止了的白衣产妇。但是我们还要陪伴过临死的人，坐在死者的身边，在窗子开着的小屋里有些突如其来的声息。……等到它们成为我们身内的血、我们的目光和姿态，无名地和我们自己再也不能区分，那才能以实现，在一个很稀有的时刻有一行诗的第一个字在它们的中心形成，脱颖而出。”
在我心中，诗人是纯洁而任性的孩子，就像顾城那首：
也许
我是被妈妈宠坏的孩子
我任性
我希望
每一个时刻
都像彩色蜡笔那样美丽
我希望
能在心爱的白纸上画画
画出笨拙的自由
画下一只永远不会
流泪的眼睛
……
我是非典型佛教徒
针砭时弊，不舍慈悲
理性思考，不许骂人
閱讀更多 非典型佛教徒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