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口气读完了杨绛的《我们仨》。
通过杨绛的叙述，看到一个心里只有妻与女的钱钟书。这个在外部世界伟岸的学人，更真实的状态只是一个诺诺听命的儿子，一个笨手笨脚却有无限情趣的丈夫，一个完全融入幼童世界，跟女儿一同游戏人生的父亲。
才高八斗，帅哥一枚
女儿钱瑗生命中有许多波折坎坷，像爱人自杀，本人身患绝症，但是，她始终能保有生命热情，不失幽默风趣，助人的柔肠，事业的热心始终没有缺失，这些禀赋与素养，显然来自一对达观智慧的学人父母。自幼，在一个书香浓郁的门第，她便学会以书纸为伴，而从淘气的父亲那里，她更是承袭了乐观心态，看她在人过中年后给父亲画的像，你可以看到满满的爱意与风趣，正是这种禀赋，使得生活中的坎坷与苦难都化作可以静读的内容，一一走过，始终淡定。
这个说好了“只死别，不生离”的一家三口，最后的死别竟然开始于白发人送黑发人，然而，仿佛有伤情，无伤痛，从钱瑗临行前几天的文字，以及杨绛梦境的回放，不难感受到迎来送往的安详，面对生死的自在。靠人生智慧和达观，这一家人姿态优美地走过人生长河。
杨绛讲了一个生动有趣的故事，1941年，钱钟书经历数年离散，回到妻女身边，四岁的女儿对这个陌生男人闯入，掺和进她们母女生活，明显不适，尤其是对他大咧咧要分享“妈妈”的姿态不适，忍过一顿晚饭，她终于说话：“这是我的妈妈，你的妈妈在那边，”钱钟书愕然，他窝囊地回嘴：“我倒问问你，是我先认识你妈妈，还是你先认识?"”当然是我先认识，我一生下来就认识，你是长大了才认识。“钱钟书对女儿附耳说了一句话，顿时让女儿开颜，并从此成为好玩伴。杨绛一直好奇始终未得知的那一句话，我猜，钱钟书大概是告诉女儿：我是来跟你好的，不是来跟你抢妈妈的。
跟孩子好，成为钱钟书的家庭信条，为此，他不惜作牛马猪狗，与孺子同声同气，狼狈为奸，这种姿态成为钱家家庭欢乐源源不断的活水，钱瑗的人生姿态也就此养成，据她继子回忆，继母钱瑗仿佛他们生活中的好兄弟，总能跟他们玩到一起，打成一片，并常年不辞劳苦，辗转奔波大半个北京给他们找好吃的，带给他们莫大快乐；而钱瑗的同事同窗和学生也在追忆中画出一个热心助人，孜孜不倦的钱瑗，这便是家传。
世人赏识钱钟书伉俪的文采人情，而他们夫妻赏识的作品是女儿和相互，这个美满家庭打造完成的过程，值得世人好好品咂。
《我们仨》开始即点题：这是记载一个万里长梦，一个送别的梦，三个生动人生的尾声，难免伤感却韵味无穷。
杨绛把钱钟书最后抱病在床，看做是一个久久的等待与告别仪式，正好让她能一程一程地从容话别，只是这期间，女儿钱瑗的抢先辞世，让老两口失去了乖巧伶俐的依靠，也使他们的从容的告别添加了离恨——这于常人应是心灵重创和巨痛，但钱杨夫妇勉力把它只作别愁。于是，书一开始，杨绛就给人看了一个父女俩活泼游戏的场景，这场景是最后别离的映照与回光，也是毫不做作的钱家既往生活画像。
乖巧无害，只求活得自在。
淡泊明志，与世无争，却往往遭受冷眼与排挤，而冷眼与排挤也让钱钟书及早洞悉世态炎凉，终能远离名利场，得以全身而退，安身而终，尽享自己人生趣味。
宠辱不惊，钱钟书可谓典范。以其才学，能做南书房的活，受“娘娘”青睐，但他非但不趋炎，反而远避恩宠，终能如愿不在政治漩涡的中心站台，而与此同时，那些位高权重声名煊赫的文人正卖力地表演，察言观色，朝南夕北地调整风向，以求得恩宠，还有不少文人为求自保落井下石。钱钟书因为无欲无求，终能恬静淡然。据他人回忆，文革正炽时，钱钟书戴高帽从容过街还巢，对他人侧目与嘲笑充耳不闻，奇耻大辱面前，能从容淡定，得自一份自来的清醒。
这份笃定非常人能持，进退有据的基础是洞穿世事。1957年，当许多知识分子被鼓动着纷纷出笼，上台表现时，钱钟书拒不“起哄”，不参加“大鸣大放”。世事洞察保佑了他的人生安定。
有其父必有其女，运动高潮，父母被打倒在地时，钱瑗回家，先在楼下贴一张父亲大字报，“划清界限”，然后回屋依偎身旁，为父母做一针一线，这种有条不紊，斯文节制，完全是钱式姿态，在疯狂年代，动乱漩涡里，能如此有条有理，保持定力，得益于钱家家传。
淘气，是杨绛屡次提到的钱式个性，这是他可爱可贵之处，杨绛也提到能把钱钟书的淘气呵护好，使其终生完好，是她的一项义务和成就。此言不虚。
钱钟书的淘，也会让人想到高尔泰，这类天赋异禀的人，往往不乏天真趣味。
而钱钟书个性中的自负，孤傲，甚至尖刻，或许是他不为周围人喜欢的，也是他不知由的遭受排挤的缘由，但是，哪个天才没有让周围人难忍的个性？尼采，梵高，徐渭，不都是这样？要说尖刻，伟大的鲁迅也一样不比他人少，只是他的尖刻体现在社会洞察和阶级立场比对具体人更突出，不像钱钟书更多针对个人，才少为人诟病。其实，钱钟书的“酸”更多体现在他的洋洋自得上，比如他说杨绛既是他的妻子又是他的情人，这评价太高，这么抬高自己老婆的，天底下少有。
什么都是自家的好，这在钱钟书那里已经达到偏执的地步，所以，当夫人跟人打架，他也顾不得斯文，赤膊上阵。不但家人凛然不可侵，连自家的猫也凛然不可犯，根据杨绛回忆，当钱钟书与林徽因做邻居时，每次看到自家猫与林家猫掐架，他总要持杆上阵，给自己猫助阵。
上苍从来公平，不把好处都给一个人，当给了一个人卓绝的才华，总会搭一些毛病给他。
名人有些毛病，总比高大上得不近烟火更可信，也可亲——若不是非要成天跟他近身的话。
对钱钟书最大的非议是他没在颠倒的年月以其思想光芒申明大义，有所表现，做一个思想灯塔。
责备一个学人在动辄得咎的年代和局势里有所表现，跟怂恿一个人往已经赤红的火山坑里跳没什么区别。那个年月有无畏的牺牲，但也不能责备有畏的保全。趋利避害，避祸求安是人类本性，并无失德。
终其一生，钱家人活得精致，有趣，谨小慎微，偃旗息鼓，有惊无险。在一个叵测的“大时代”，做一个卑微的小人物，这已经是生命的最低姿态，没有什么可非议。而即使在最低的姿态下，仍然呈现生命的光华，又非凡人能及。
当然，若从一个思想大家、精神领袖的要求来看，钱钟书未免过于自我，缺乏担当，问题是，钱钟书从来没有舔个脸去充大家，也从没有以精神领袖自居，他只想做一个自我严谨的学人，一个充分享受生命、爱情、家庭之乐的常人，“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因此，这种高大上的苛求对他来说就很无理。
能在一个诡谲的年代里保持无害便是道德，活得无险，已是智慧。“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没有错，但想想那时的“臭老九”都什么境地？那是一个不容回旋的大时代。那些在一线的人，在一方疆土呼风唤雨的人，或者说那些处在舞台中央的“大家”，是不是更该把担子挑起来？想想他们的操性，就更没有理由指责一个学人。
其实，在那种情势下，不做无耻、下流、构陷伤害，落井下石已是守住了底线，因为，很多文化人已经肆无忌惮地跨过了这个底线，并借此飞黄腾达，恩宠无限。
论人说事，只能基于当时。
生命从来也没怎么高贵，高贵生命是奢侈品，只有那些有非凡使命和大运的人才拥有，剩下的，都是卑微。即使声名远扬像钱钟书类的，基本的姿态也是卑微。
如果生命无害，乖巧些又有何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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