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中國法制史的專著先後獲得美國法律史學會2017年度彼得·斯坦因（Peter Gonville Stein）最佳著作榮譽提名和亞洲研究協會2018年度列文森獎。此書就是《帝國眼中的中國法律：主權、正義與跨文化政治》（Chinese Law in Imperial Eyes：Sovereignty, Justice, and Transcultural Politics），其作者陳利現為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歷史系及法學院兼任副教授、歷史與文化研究系主任，中國法律與歷史國際學會創始會長（2014-2017）和現任理事。據悉，該書中文版將由浙江大學出版社印行。
本訪談是2018年春在多倫多做的，由多倫多大學歷史系中國史研究博士候選人採訪並整理，由陳利教授校訂。因篇幅較長，分為兩篇。此為下篇。
陳利教授
情感帝國主義
不少十九世紀的西方評論認為歐洲人和中國人對自己和他人的痛苦有本質上不同的感受和表達方式：歐洲人敏感且富有同情心，而中國人殘忍又麻木不仁。這種對情感理解和表達上的偏見是如何形成的？與殖民國的政治和文化擴張有什麼關聯？
陳利：至少從十八世紀啟蒙運動時期開始，歐洲在強調現代社會和文化應更加理性、文明和進步的同時，也出現了稱之為情感自由主義(sentimental liberalism)的思潮，它內在於自由主義，強調同情心(sympathy)是現代文明和人類的一個基本特徵。看到別人受苦不表示同情，會被認為沒有教養和文明。
但十七、十八世紀時，歐洲人仍然經常成千上萬去看行刑的血腥場面。電影《勇敢的心》結尾時有個場景，蘇格蘭領袖被殺頭的時候，無數人在往場地裡扔東西並大聲喊著：“絞死他！絞死他！”這就是當時歐洲行刑場面常見的狂歡節景象。英國一直到十九世紀對犯叛國罪者採取的刑法，都還是先把犯人吊起來，然後快沒氣的時候放下來緩一緩，然後又吊起來，來回幾次，最後再把他絞死，絞死後再分屍，然後再將肢體分埋到全國四個角落。當年狂歡節也是宗教活動需要的，因為耶穌就是酷刑而死。所以在西方，刑罰有重要的宗教和文化象徵意義。而當西方人看中國刑罰時，除了認為缺乏西方的宗教和文化符號意義外，還覺得中國人缺乏文明人對受刑者該表達的憐憫或同情心，受東方主義的影響，他們把中國的刑罰方式和場景當成了證明中國人是野蠻人的鐵證。
《勇敢的心》劇照
西方的情感自由主義，在帝國主義時代，尤其是在殖民主義和東方主義話語影響下，逐漸蛻變成了情感帝國主義（sentimental imperialism）。從實踐中，經常表現為殖民者對中國或其它東方專制政府的刑罰或壓迫行為表示反感和譴責，從而獲得了代表現代文明和人性的道德制高點，並據此聲稱有權利和道義責任對對方推行文明使命(civilizing mission)，然後利用自己的文化、宗教、科學技術和軍事力量來完成這一使命。中國的刑罰不見得真比西方的刑罰本質上更殘酷。福柯在《規訓與懲罰》的開場白中描繪的十八世紀中期法國對弒君者處以四馬分屍，在那之前還加上令人髮指的酷刑及分屍後的挫骨揚灰，不比清代的凌遲處死顯得更人道或文明。
啟蒙運動時西方人已經批評自己法律制度和刑罰的野蠻殘酷了。只是十八世紀中期孟德斯鳩推廣了東方專制主義這個詞後，西方在自我意識和文化認同上有一個重要的轉變。之前它是把過去野蠻的自己和現代化的自己作為對比。隨著東方主義上升，帝國實力和自我不斷膨脹，尤其是中國作為東方最主要的帝國被打敗之後，對比的雙方就變成了野蠻的東方和現代文明的西方，作為他者的東方替代了西方過去的野蠻自我。西方人於是不斷反覆用文字和圖像來彰顯中國人、日本人、越南人或非洲人的野蠻，但經常忘了自己“野蠻過”而且繼續著殖民帝國行徑。這反過來又加強他們的文明和種族優越感以及所構建出來的東西文明界限和等級。但是，就像十九世紀中期一名叫麥都思（Walter Medhurst, 1796-1857）的駐華英國外交官兼漢學家在少有的一次自我反省時所說的，實際上歐洲人和中國人一樣還都是野蠻人。因為號稱現代文明國家的歐洲列強還在到處侵略殺戮，包括兩次鴉片戰爭和鎮壓義和團運動。
亞當·斯密（Adam Smith）認為一個理性開明的現代人可以成為具有同情心的公正觀者（impartial spectators）。但是在帝國主義情境下，很多人成了帝國的觀者（imperial spectators）。他／她們對中國人或文明的他者缺乏真正的同情心，很少能感受到對方的痛苦，而是更多關注自己的痛苦或自己內心受到的傷害，是情感上的自戀。他們的同情心很難延伸到文明或種族界限的另一邊，這是為什麼說情感自由主義變成了情感帝國主義，因為它成了帝國擴張的一個話語體系和意識形態。同情和憐憫心被政治化了 。很多時候，帝國政策和行徑無法用法律或道德原則來辯解，而情感話語體系可以填補這個合法性的空當。我書中進一步分析了情感對跨文化關係和國際政治所起的重要作用。實際上，這種影響並不限於中西關係。
和情感史相關的還有一點，就是上文提到的歐洲人在對華交往過程中曾長期懷有一種受害者的心態。雖然不少現代學者常稱中國喜歡把自己打造成一個西方帝國主義的受害者，但受害者心態不是中國發明的，也不是中國獨有的。我有一篇最近發表的文章裡指出，實際上近代無數國家都有這種心態，而且近代歐洲殖民強國尤其熱衷於聲稱自己是被殖民對象的受害者。早在十六世紀三四十年代，葡萄牙和西班牙人就呼籲要派軍隊打中國，報復中國對西方人傳道和自由貿易的限制政策。1588年的一個駐菲律賓大主教甚至上書西班牙國王菲利普一世，請求派遠征軍把中國變成它的藩屬國(tributary state)，強迫中國每年運一船的白銀作為給西班牙國王的貢禮。即使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歐洲在中國的傳道士和其他人員仍然覺得隨時會受到中國“暴民”的傷害。
我在書的結尾討論了魯迅對砍頭的描述。一個被認為是俄羅斯間諜的中國人在日俄戰爭時被日本人抓住後砍頭，許多中國人圍觀。比較歐洲人對中國的描述和魯迅對中國人的描述，我們會發現二者非常相似。不管他看到照片是不是真像他寫的那樣，但魯迅對中國觀眾的表述跟西方的東方主義表述有不少異曲同工之處。當然，二者間的根本區別在於魯迅想喚醒中國人，想通過批判中國傳統文化來改變中國的落後局面，抵禦帝國主義列強。弔詭的是，魯迅用來批判中國傳統文化和國民性格缺陷的表述方式和內在邏輯，同西方的東方主義話語體系和價值觀類似。
重新認識鴉片戰爭前的中西關係和戰爭的後果
您在書中最後一章對著名的鴉片戰爭的成因和影響提出了一些新的、重要的見解。您能舉例說說這具體表現在什麼方面嗎？
陳利：過去大家都覺得第一次鴉片戰爭是中國近代史的分水嶺：中國從強盛轉向衰落，從封建社會變成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其後向現代社會過渡。但是從後殖民主義文化史和全球史的角度來看，還有其他很重要的意義。比如，它讓西方的文化和價值觀以及西方的法律（包括所謂的國際法）獲得合法性，並減少西方人在中國脆弱不安的感覺（precariousness）。如果西方不能把中國納入西方的國際法體系，那麼現代國際法就永遠不能稱為真正的國際法，畢竟中國當時的人口比所有歐美國家的人口加在一起還要多。而缺了近一半世界人口的國際法，算什麼國際法呢？
除了我們所熟悉的其他政治經濟後果外，第一次鴉片戰爭的另一個重大意義在於把很多之前西方對中國的表述、話語、偏見和印象，通過國際條約和國際法體系合法化、制度化了，其後果就是長期流傳的關於中西文明和種族的差異及優劣等級的表述，不僅變成了既定事實，而且成了西方獲得殖民特權和政治、文化和經濟霸權的法律和道德依據。同現代、文明和強大的西方相比，中國成了一個半文明或者野蠻殘酷的社會，一個專制集權和沒有現代化理性的落後國度。
實際上，從十六初世紀以來，中國一直是西方殖民帝國在東亞乃至全球擴張的最大障礙。西方宗教、文化、資本市場、政治及領土擴張的野心，在長達三個世紀期間未能在中國取得太大進展，筆者認為應該在很大程度上歸功於後來常被現代學者詬病的明清政府對西方殖民開拓者和帝國創建者的種種“掣肘”措施和嚴防政策。作為東方龍頭的中國沒被征服，則日本、朝鮮，越南等周邊亞洲國家也不會配合西方的政策，至少包括馬嘎爾尼大使和鴉片戰爭時英國駐華代表義律在內的不少人都是這麼理解的。後來日本、韓國和越南在鴉片戰爭後所經歷的變化也確實應證了這個推理。
鴉片戰爭之前，這個自我保護的機制體現為廣東模式(the Canton System)。一七四幾年中國政府把所有歐洲的貿易活動集中到廣東一個港口，而且外國人只能在廣州城牆之外的十三行居住，然後在貿易季節之外必須離開。不能去任何其他港口，不管是福建、浙江，還是上海、天津，都是非法的。這個機制從客觀上防止了歐洲列強有可能提前一兩個世紀把中國至少部分領土變成殖民地，而英屬印度和其它很多歐洲海外殖民地就是從一個個沿岸的小貨棧（factory）逐漸變成駐軍的城堡而擴展開來的。
廣州十三行盛況還原（圖片來自網絡）
廣東體制使得在華歐洲人一直處於被動局面。他們跟當地人打交道的時候受到嚴格控制，從澳門到廣州城外，沿途經過很多關卡，而且要由中國特許領路人帶著才能上去，所以歐洲人在中國活動自由極小。當然，地方官員有的執法較認真，有的很鬆懈或膽小怕事，有的甚至因為受賄而對外國人的行為睜一隻閉一隻眼，但是所有在華的西方人在鴉片戰爭前原則上都是受中國法律和政府管轄的，他們的待遇和貿易機會也取決於中國朝廷和地方官員的態度。這和他們在其殖民地的待遇完全是天壤之別。所以在二三百年期間，歐洲人經常抱怨自己在中國如何飽受腐敗和專斷中國官府的凌辱和虐待。這種認為文明和強大的西方基督教國家的子民和官員長期遭遇東方專制政府和野蠻中國人傷害(injury)和非正義行為(injustice)的看法，形成了這個時期影響歐美國家對華政策的一個壟斷性話語體系。
過去研究鴉片戰爭，大多集中在戰前三、四十年間的中英經濟利益和外交衝突，但實際上其深層次原因須要從更長時期和全球史的角度來分析，在不少方面可以回溯到1520年左右歐洲國家開始在華進行殖民拓荒和貿易活動。鴉片貿易對中英的經濟影響只是爭端的一個重要原因和直接導火線。西方帝國擴張和中國對外政策之間的矛盾，以及由此催生的關於中西文明界限和不可調和性(incommensurability)的話語體系所造成的政策和輿論導向，也是重要深層次原因。書中前四章研究帝國檔案（archival）、知識界（intellectual）話語體系(包括東方主義和帝國內部的矛盾)和流行文化(popular)所體現的情感帝國主義，我把這些不同類型的史料和不同利益角度放在一起，綜合分析了第一次鴉片戰爭的成因和後果。並重新審視了戰前上百年間的跨文化政治如何影響了中英雙方的政策選擇，以及英國從政府到議會再到大眾輿論，對鴉片貿易、中英關係和國際法等問題的辯論和依據。其分析既批判了認為鴉片戰爭是中西文明衝突不可避免的結果那種曾長期享有很大影響的論點，也擺脫了過去很多人將這次戰爭簡單理解為英國全國上下為了經濟利益，全然不顧法律、道德和公眾輿論而發動的一場赤裸裸的帝國主義侵略戰爭。
另外，中國在鴉片戰爭失利後逐漸淪半殖民地，使得很多現代歷史研究者從後往前投射，先入為主地認為西方國家在同中國的交往關係史上多數時候處於強勢或壟斷地位，而中國則是被支配的一方。但事實上，從1520年到1840年，中國幾乎都是主導了中外關係的交流方式。按照普拉特的理論，被殖民和被控制的這些民族或者國家，只能通過有限的空間和方式，來找到自己的聲音和主體性。但中外關係史體現了不同的權力關係特點。因此，我書中想重點闡述的一個觀點就是，在鴉片戰爭前長達近三百年的時間裡，中國在中西交往中處於控制雙方關係走向的一方，而西方國家長期處於一個被動、焦慮不安和脆弱的地位。結果，歐洲人一方面覺得自己比中國人更先進和文明，代表了強大的殖民帝國；但他們另一方面在中國卻覺得自己時刻處於危險之中，長期遭受中國官府的怠慢和肆意凌辱。這種焦慮、屈辱和受傷感深深地影響了他們對中國法律和政治制度的看法和隨之制定的對華政策。
理論和史學方法的意義
您書中運用了來自多門不同學科的研究成果和理論，您能談談其中的一些主要的概念和理分析方法嗎？
陳利：這本書的確吸收了像文化研究、後殖民主義、人類學、南亞研究、國際法史、西方帝國和殖民主義歷史等領域的概念和方法。怎麼借鑑有價值的東西而不被別人的觀點和風格牽著走，並進而形成自己的研究套路，這不是一個容易的工作。由於讀者對不同領域的熟悉程度不一，我在書中儘量避免使用晦澀艱深的專業術語，而是用簡潔的語言來闡明一些核心概念和自己的觀點。運用理論是為了讓自己的研究和分析更有深度和說服力，而不是將簡單的觀點或意思搞得更復雜難懂。具體來說，下面這些例子可以說明書中是如何選擇性借鑑和運用理論和跨學科研究的。
文化界限的構建和重新理解接觸帶
我在書中重點分析了中西文化界限（cultural boundaries）是如何在具體的歷史場景下被構建出來，並被質疑、制度化和政治化，以致變成了制定政策乃至發動戰爭的法理和道德依據。這種所謂的文化或文明界限，並不是亨廷頓等人所認為的那樣是一個超越歷史的先天存在，而是在具體歷史條件下跨文化政治（transcultural politics）力量互相競爭演變的結果。
在研究中西跨文化政治時，我使用了接觸帶（Contact Zone）這個概念。我對瑪麗·路易斯·普拉特（Mary Louise Pratt）在《帝國之眼：旅行書寫與文化嫁接》中提出的這個著名概念進行了拓展和修正 。普拉特認為十九世紀的殖民接觸帶的活動本質上受到了西方帝國的強權控制地位所影響，接觸帶的活動屬於對抗性的。她在對跨文化嫁接（transculturation）的分析肯定了弱勢者或被殖民者的主體性，但其前提仍然是西方殖民帝國居於壟斷性的強勢地位，而且文化借鑑和學習是自西向東的單向運動。她這些理解並不太適合鴉片戰爭前二、三百年的中西關係。就像我此前提到過的那樣，當時中西接觸帶並不是完全由西方左右，實際上雙方交往的條件和規則更多時候是由中方控制，而這種權力關係影響了接觸帶中各方的言行和策略。同時，清朝的地方官員跟外國人的關係也不總是對立的，他們有相互利用、相互妥協、或者相互勾結的地方。不少清朝廣東地方官對外國人的違法行為文過飾非，尤其是執法時如果遇上外國人堅決抵制，就儘量不讓上司知道全部真相，以減少自己的麻煩或職業風險。
《帝國之眼》第二版
另外，我對接觸帶這個概念進行了大幅的延展。對我來說，接觸帶不再受限於具體的物理空間，它還包括了文化空間、話語空間、甚至思維想象空間中的接觸。話句話說，我覺得這個接觸帶不應該被侷限於澳門、廣州或北京這些中外直接交往的地方。比如，《大清律例》翻譯之後在歐洲流傳過程中，也可能形成的一箇中西文化接觸帶。斯坦東從中國將幾百套書帶回了英國，後來捐給英國皇家亞細亞學會並現在存放於利茲大學。這些文本被英國讀者借閱時也可以形成文化接觸帶。這個思路對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和關係可能會帶來新的視角和突破。
法律的帝國化和帝國的法律化
書中還剖析了帝國的法律形成和法律的帝國形成這兩個相輔相成的過程。通俗點說，就是法律和帝國是怎樣互相影響和塑造的。法律的帝國型塑，包括了殖民帝國的興起怎麼催生了近現代國際法體系以及國內法律變革，包括了外國人對中國政治和法律的刻畫如何影響了自己國內法律改革的辯論和後來中國清末以來的法律現代化運動等等。這本書出版之後，我寫了一篇文章，分析帝國和殖民話語體系如何影響清末民初的中國法律改革者的想法以及中國法律“傳統”如何被重新定義。而帝國的法律形塑，具體可體現在近現代國內法律和國際法如何為帝國的興起、擴張和霸權提供了法理依據和遊戲規則，以及外國列強和中國簽訂的條約如何幫助帝國獲得特權並維護了帝國的利益。這些法律話語和制度體系，對帝國的意識形態、合法性和運作至關重要。上述兩個方面相輔相成。
過去分析這段時期的中外關係，多是集中於鴉片戰爭或者馬嘎爾尼訪華，而其他一些中外爭端事件很少被人關注，很少學者分析這些事件在更寬闊背景下的歷史意義和影響。當我們將這些看似零碎的中外糾紛放到一塊時，它們的意義就遠遠超過一個法國人打死一個英國人或者一個英國人打死一箇中國人那麼簡單的一件事。這就是為什麼休斯夫人號案件看似簡單卻變成了現代中外關係史學上的一個關鍵的支撐點，長期被人說成是治外法權的起源。我們的工作不是簡單否認或駁斥這些傳統說法，而是重新深入挖掘和審問支撐了這些說法或話語體系的關鍵歷史事件或時刻，重新解讀它們，或從它們內部找出自相矛盾的地方，從而將基於它們而構建出來的宏大敘事進行解構。
帝國和東方主義的內部矛盾
我在書中提到，薩義德和不少早期的後殖民主義研究者過於強調了東方主義話語體系內部的穩定性、一致性和它的全面滲透、牢不可破的能力（totalizing power）。正如羅伯特·揚（Robert Young）在《白色神話》（White Mythology）裡指出的那樣，過分強調東方主義牢不可破的能力，反而使我們沒法對它進行根本性的有效批判。包括剛剛過世的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 ，1940-2017)和一些其他學者也對薩義德的論點提出過類似的批評或矯正。
我書中一個重要工作就是分析帝國意識形態以及東方主義話語內部的矛盾和縫隙。西方關於文明和種族，人文主義，自由主義，現代性，國際法和平等主權等等話語體系，如果從它們的內部仔細剖析，我們都會發現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這些矛盾過去經常被忽略了。在我看來，這些矛盾反映了帝國和東方主義內部的一些根本性矛盾，揭示並批判這些矛盾，有助於我們重新理解近現代帝國的性質、運作及合法性來源。比如，近代西方強權在全球提倡所謂的普世自由、平等、正義、人權和法治的時期，也是它們積極對外侵略和殖民擴張的時期，所以它們的意識形態和話語體系從根本上說就不可能自圓其說。書裡從不同角度來思考這些問題，希望通過批判分析殖民主義和東方主義話語內部的矛盾和張力，在全球史視野中來重新理解近現代中外關係演變的政治文化邏輯，重新理解中西文明衝突這種說法是如何形成的。
當然，上面的這些介紹都只是掛一漏萬地提到了書中涉及的不同問題和觀點，有興趣的讀者可以進一步從書中獲得更詳細的信息或從以下網站獲得作者最新相關論著的信息 https://utoronto.academia.edu/LiChen; 微博https://weibo.com/2749455020/profile?topnav=1&wvr=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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