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秦汉大一统王朝形成以后, “正统”问题便成为中国传统政治理论中的一个永恒话题。一个王朝是否是“正统”，决定了其统治中国的合法性。历朝历代的正统之争中，宋、辽、金三朝的“正统”争议, 尤为引人注目。
辽朝和金朝在其统治时期曾经努力树立自身的正统性。辽朝前期，以外国自居，没有正统观念。到了辽兴宗以后，辽国汉化加深，开始试图树立自身的正统。辽国宣称的正统理论为：“辽国正统来自后晋，因为辽军南下曾夺得后晋的传国玉玺，因此辽国能承后晋之统，为北朝，宋为南朝，两者并立为正统。”此后，辽国在对北宋的国书中，不再自称“契丹”，而是自称“北朝大辽国”，以强调自身正统性。对于辽朝的正统论, 宋朝人是不屑一顾的。欧阳修《新五代史》便将辽朝打入《四夷附录》。
金朝前期，也无正统观念。到了金海陵王完颜亮时期，金国才开始意识到争正统的重要性，此时金国内部有两种观点：一、承认辽是正统，金为辽国继承者，从而金国继承了辽的正统；二、否认辽是正统，认为宋的正统在靖康之变后已经转移给金。经过几十年的内部斗争，最终第二种观点占了上风，金章宗彻底否认了辽的正统性，称“辽据一偏, 宋有中原, 是正统在宋”，并因此停止修《辽史》。
到了元朝，辽、宋、金的正统性问题争论进入高潮。此中存在两种观点的争论：一、独尊宋为正统；二、将辽金与宋视为南北朝，两者并列为正统。宋辽金正统问题在蒙元是一个敏感问题， 因为其决定了蒙元王朝的正统究竟是来自于宋还是来自于辽金? 这实际上是蒙元站在中原王朝立场上还是北族王朝立场上的问题。
这一场争论持续了几十年，迟迟没有结论，直到元朝末期的至正三年 ( 1343年)，丞相脱脱最终采纳了第一种观点，下令“三国各与正统, 各系其年号”。于是元朝便修了《宋史》、《辽史》和《金史》，并列为正史。但脱脱的命令并没有终止争论，以南方士大夫为主的群体坚持独尊宋朝正统的立场，其中最著名的为杨维桢，他写了《正统辩》一文，坚持应独尊宋统，而元朝则继承宋的正统。到了至正十年 ( 1350年)，以重新建构宋辽金正统体系为目的的《通鉴续编》编成，此书以宋为正统，辽金都附属于宋。
到了明朝，士大夫们对于宋辽金三史并立的状态无法容忍,从而掀起了一场重修宋辽金史，独尊宋朝正统的运动。正统年间，南京翰林院侍讲学士周叙请求重修宋史，他认为“宋辽金三史成于前元至正间, 当时秉国大臣皆辽金族类, 不以正统归宋, 遂分裂为三, 而以辽金加于宋首, 不惬人心, 不协公论。”正统皇帝便下诏他负责修撰，结果由于周叙早逝而未能修成。
弘治年间, 吴县杨循吉重修宋辽金三史，“谓完颜氏乃中国之雠, 罪恶之首, 必先从事, 渐及辽、宋。”他修成了《辽小史》和《金小史》, 通过贬辽金为“小史”，来树立宋的正统。到了清朝修《四库全书》时, 这两部书因贬抑辽金，均被列为禁书。
嘉靖年间是明人重修宋史的高峰期。王洙《宋史质》、柯维骐《宋史新编》均完成于此时。此后，直到明末，包括归有光，顾炎武，汤显祖等知名文人在内的十余人也都进行过重修宋史的努力。嘉靖十五年, 朝廷也曾下诏重修宋史, 明世宗命严嵩以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主持此事, 但不久严嵩离朝, 此事不了了之。
在明朝士人修成的几种宋史中, 以王洙《宋史质》和柯维骐《宋史新编》影响最大, 这两部书代表了明朝人的正统观念。《宋史质》坚持“内诸夏而外夷狄”的立场，把辽金列入“夷服”，称“先王严五服之制, 所以谨华夷之辨也。元人合辽、金、宋为三史, 且以外国名, 非制也, 兹黜之。”
《宋史质》的正统观念是不仅辽、金不是正统，并且元也不是正统，明朝应直接继承宋朝的正统。辽、金和西夏一样，均列为附属于宋的夷狄外国。《宋史质》的这种华夷观念在清朝曾被骂为“丧心病狂”，《四库全书》称：“是编因《宋史》而重修之, 自以臆见, 别创义例。大旨欲以明继宋, 非惟辽、金两朝皆列于外国, 即元一代年号亦尽削之。而于宋益王之末, 即以明太祖之高祖追称德祖元皇帝者承宋统。荒唐悖谬, 缕指难穷。自有史籍以来, 未有病狂丧心如此人者。其书可焚, 其板可斧。”
《宋史新编》的主旨与《宋史质》非常相似, 该书开篇详细阐释了作者的宋辽金正统观：“宋接帝王正统, 契丹、女真相继起西北，与宋抗衡, 虽各建号,享国二百年, 不过如西夏元昊之属, 均为边夷……庶几春秋外夷狄之义”。
宋辽金正统问题的讨论体现了明朝士大夫的华夷之辩观念，在当时，这个问题的结论几乎是没有争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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