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舊書市場的形成，當然有緣於讀書人及藏書家對書籍的需求。關於甘肅一地的藏書歷史，邵國秀在《辛亥革命以前甘肅的藏書事業》一文中予以了詳述，這篇文章將甘肅的藏書史分為私人藏書、寺院藏書及儒學和書院藏書三部分。關於第一部分的起源，該文首先稱：
據現有文獻記載，甘肅最早的私人藏書家，當屬北涼的宋繇。隋店兩宋時期，無文獻可考。元明清三代，私人藏書較前興盛，著名的有隴西的汪世顯，蘭州的段堅、秦基貴、武威的張玿美、王文學、尹世阿，臨洮的雍焯，武都的邢澎等。
將甘肅省的藏書史追溯到了北涼時期，可見當地藏書文化之悠久。宋繇能夠成為已知記載中甘肅的第一位藏書家，這緣於北魏泰常六年，沮渠蒙遜攻打酒泉滅西涼，而後在宋繇家中“得書數千卷”。宋繇家中除了藏書之外，生活用品很少，面對此況，沮渠蒙遜感嘆說：“我不喜克李歆，喜得宋繇也。”看來，藏書之人在那個時代就大受重視。
古玩大廳的地攤
人氣
雖然甘肅省在北涼就已有藏書家，但隋唐以及兩宋時期卻無藏書家事蹟的記載，而後可見的則為元代的汪氏萬卷樓藏書。對於此家的藏書，田建良在《元代甘肅汪氏萬卷樓——甘肅古代藏書研究之一》一文中有著頗為詳盡的論述。關於汪氏一族的家史，本文中首先稱：“汪世顯家族，是元代威震西陲的軍事貴族豪門，為元代汪古族四大世家之一。從金末到元朝滅亡的近兩百年裡，汪氏六代握持兵柄，世襲鞏昌（今甘肅隴西）等處便宜都總帥府都總帥，管轄鞏昌路及平涼府、慶陽府、秦州（今甘肅天水）、隴州（今陝西陝縣）、西和州（今甘肅西和縣）、徽州 （今甘肅徽縣）、臨洮府、蘭州等二十餘處地方。”
看來，汪氏一族出過許多位著名的戰將，對於他們所創造出的赫赫戰功，田建良在文中寫道：“在元朝開國之初，汪氏祖孫三代統帥大軍底定四川，參與平定渾都海、火都等叛亂，厥功尤偉；後分兵遠戍瓜、沙（今甘肅安西、敦煌）二州，持續抗擊吐蕃騷擾，既而調頭圍剿關隴紅巾軍等。”
汪氏家族不但能打仗，同時對文化也頗為看重：“汪氏家族在歷史舞臺上一時縱橫馳騁，極盡躍馬彎弓、威震遐邇之能事；同時又‘輦書數千百卷，而圖畫半之’，建儒學、修書樓，培養人才，為地方文化建設貢獻力量。”
也有一些線裝書
關於汪氏家族藏書的情況，主要記載於1964年4月在隴西縣城西門內城牆下出土的碑刻《萬卷樓記》。田建良在文中稱，此碑已經不知所蹤，但碑文卻留了下來。該記中首先稱：
國家創業以來，披輿地圖，啟土西南。越歲丙申，維我隴西義武汪公，佐命之初，總戎先驅，比歲渾入蜀。承平日久，文物繁多，戶有詩書。於是，諸將士爭走金玉財帛，惟公所至，獨搜典籍，捆載以歸，常曰“金帛世所有，兵火以後，此物尚可得耶?吾將以遺子孫耳!”
厥後，仲子忠烈公世其官，補所未足，雅欲創書院，集儒生，備講習，以建、油、益昌，戎事倥傯，未逞也。
艤齋相公方妙齡，襲祖父爵任，於書尤篤好而寶藏之，凡遇善本，又極力收致。既而，即府治東南隅隙地，摒瓦礫，鏟荒穢，因城闉，建書樓。列架於中，籤整排比，條為之目，經史子集，亡慮萬餘卷;圖畫、琴劍、鼎硯、珍玩，橫列其間，皆稀世寶。扁顏“萬卷”，萬，取盈數也。
汪氏家族三代藏書，可見其家族雖然能征善戰，而對藏書之事並非一時興起，藏書之好能流傳三代，可見其家確實對文化十分看重。從汪世顯到汪德臣，而後傳到了汪惟正，祖孫三代全在《元史》中有傳，而《元史》中在汪惟正的傳記中稱：“惟正字公理，幼穎悟，藏書二萬卷。”這個數量在那個時代已經是已屬大規模的藏書，但不知何故，柯劭忞的《新元史》則將汪惟正藏書的兩萬卷改為了一萬卷。不知道兩者究竟是誰的筆誤，但即便是一萬卷，能在元代藏到這麼多的典籍，已經是不小的成就。
舊書質量不錯
關於甘肅地區明代的藏書家，邵國秀在文中舉出了段堅。段堅為蘭州人，他是景泰五年的進士。邵國秀在文中稱他：“在福山知縣任內，提倡教育，興建社學，用俸金為社學購書，並作《藏書箴》勉勵後學。成化元年（1465年）從福山離任時，‘民眾爭負先生書篋送之。’成化十七年，（1481）引疾歸故里，結廬五泉山麓。以‘奉先、事兄、教子、睦族、普俗’為宗旨，課徒受業，有《柏軒語錄》《容思集》行世。成化二十年（1484年）卒。死後‘田畝不及頃’，唯‘典冊六經子史充棟’。”
進入清代，甘肅最有名的藏書家當屬張澍，戴慧英、田建良所寫的《張澍：清代甘肅又一藏書名家》一文中首先講到了張澍在清學史上的地位：“在清代的甘肅學者中，最著名的當推武威張澍。”而後以梁啟超在《近代學者之地理分佈》一文中的所言為證：“甘肅與中原隔，文化自昔樸塞，然乾嘉間亦有第一二流之學者，曰張介侯（澍），善考證，勤輯佚，尤嫻熟河西掌故。”
既然張澍擅長於考證之學，並且勤於蒐集瀕臨失傳的文獻，這些活動顯然需要有大量的藏書作支撐。而關於張澍的藏書情況，則可以用他在道光十五年所寫的《卜居》詩中的所言為證：“數百卷書籍，早以化雲煙，碑版充箱篋，瓜分用質錢。”這幾句詩講述的是，張澍在武威家中藏有一些書，後來因為與鄰里鬧起了糾紛，張家的房屋被佔，他所藏的書籍碑帖也被對方拿走賣錢去了。故晚年的張澍在西安的和樂巷建起了新居，同時又接著蒐集典籍：“萬卷貯後樓，子孫宜永寶。尚欲重校讎，所嘆我已老。年年曬蠹蟲，小子勿忘了。”
既然張澍的藏書也達萬卷之多，為什麼後世很少能看到他的舊藏呢？戴慧英、田建良在文中講到了四點，其中第四條為：“光緒三十四年法國人伯希和在大量掠奪敦煌文獻後，路過西安又盜取了張澍遺稿及藏書一批運回巴黎，其中張澍遺稿84本，現藏巴黎國家圖書館，這是鐵的事實。”
以上的這些記載，都可以說明甘肅一地在歷史上也曾是藏書家輩出。除了張澍外，邵國秀文中提到的藏書家還有張玿美、王文學、秦基貴、尹世阿等等。而對於甘肅的寺院藏書，邵國秀在文中當仁不讓地提到了敦煌藏經洞。該洞發現於光緒二十六年，該洞的發現者王圓籙持這種說法，他在《王道士薦疏》中稱：“至二十六年五月貳拾陸日清晨，忽有天炮響震，忽然山裂一縫，貧道同工人用鋤挖之，欣出閃佛洞一所……，內藏經卷數萬卷。”然而《重修敦煌縣誌》中所載的《王道士圓籙墓誌》中去說：“以流水疏通三層沙洞，沙出壁裂一孔，彷彿有光，壁破則有小洞，內藏經萬卷……，光緒二十五年事也。”
這裡又給出了光緒二十五年這個說法，且不管是究竟哪一年藏經洞被發現，但首先受到了國外漢學家的重視這卻是不爭的事實。到了光緒三十三年和三十四年，英國人斯坦因和法國人伯希和分別從此帶走了本洞所藏的精華，而後日本大谷光瑞等人也從此帶走大量典籍。直到宣統二年，清政府才下令將殘存部分運往北京，藏在了京師圖書館。關於敦煌藏經洞的巨大價值，邵國秀在文中引用了姜亮夫在《莫高窟年表·凡例》中的所言：
其繁富固足以當一大圖書館，而其內容在學術上之重要，將十倍於孔壁、汲冢，皆吾先人勞苦積聚。雖片言隻字，皆有其極大之價值。世之所謂“敦煌學”者，實以此為基礎。
雖然敦煌藏經洞所藏典籍的精華已經到了國外，但從數量而言，大多數還是藏在當今中國的國家圖書館。即便如此，這些年來，世面上仍有零星的發現。這也足見，敦煌藏經洞引起的文化現象至今餘波不斷，而這同樣也是甘肅藏書史上最為輝煌的一頁。
城隍廟牌坊
對於甘肅一地的儒學和書院藏書，邵國秀在文中首先講到了陝西行都司儒學的藏書情況：“甘州府（今張掖市），明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建，正統十二年（1447年）重建，嘉靖三十年（1551年）改建尊經閣。閣中收藏圖書31種，多為‘殘篇斷簡’，‘子史集文’之書很少。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都御史陳棐派人赴陝西購買‘詩文撰集天文醫佔法律書籍’，造四大櫃廚盛之，書之首尾鈐蓋印記，還‘勒石記書名立於閣’，閣中藏書達151種。清初兵變片簡無存，雍正三年（1725年）改行都司學為府學，收藏經史圖書41種，藏書之富已大不如前。”而對於蘭州府儒學的藏書情況，該文中又有如下簡述：
在城東南，元順帝至正五年(1345年)知州姚諒建，初為州學，明洪武二年(1369年)，改縣學。正統十三年(1448年)復為州學。乾隆四年改建府學，中為大成殿，尊經閣在大成殿之東稍後。據載，清朝末年有藏書25種，主要是《欽定詩經傳說》《欽定書經傳說》《欽定學政全書》《欽定科場條例》《續增科場條例》等科舉用書。
對於甘肅各市縣藏書的情況，相應的文獻亦有記載，例如康熙版的《清水縣誌》中稱：“清水縣儒學，明洪武四年知縣劉德建於縣治北南向，頒降書籍有《四書大全》《易經大全》《書經大全》《春秋大全》《禮記大全》《性理》《通鑑》《五倫書》《為善陰鷙》《孝順事實錄》《小學》，貯藏於縣學尊經閣。”
對於府學藏書的來由，乾隆版《重修肅州新志》中載有黃文煒所撰《尊經閣藏書記》：“肅州學舍既成，復置閣於明倫堂之東，顧念來學者眾，書籍鮮少，無以開拓其心胸，而增長期智識。時欲遣人遠赴江南，以購求之。適學憲新承天子命來校是邦，鬻書者隨至，因購得經、史、諸子，以迄制義、論策，共若干種，藏諸閣中。”
看來那時的蘭州難以買到適用的書，管理者原本想到江南去購買書籍，最後趕上了機會，從當地買到了一批書。當地府學得書的方式，除了購買之外也能得到一些當地士紳的捐助，同時蘭州也有一些刻書的作坊。胡玉雷在其論文《清代甘肅府州縣學藏書研究》中稱：“甘肅的坊刻主要分佈在文教發達的蘭州、秦州等地，而位於政治、經濟、文化、交通中心的蘭州，從嘉慶至光緒年間共有坊刻12個，如萬穗堂、佩蘭堂、慶餘堂、衡鑑堂等。”
以上的這些資料都可說明，甘肅一地原本藏書之盛，而這樣的狀況一直延續到了本世紀初。蘭州跟其他地方一樣，到了公私合營時期，當地的舊書店及書坊全部合併成一家，成為了蘭州古籍書店，但此店的名稱原本與後來差一個字。2013年12月12日的《蘭州晨報》上載有該報記者雷媛所寫《蘭州古籍書店，城市歷史與文化的寄存處》一文。作者在此文中採訪了蘭州古籍書店的第一任經理李彥章先生，談到本店的名稱來由，該文中寫道：
李彥章說古籍書店最早的名稱應該是蘭州古舊書店，成立時間和中國書店的時間差不多。1952年成立的中國書店應是我國古舊書店的標誌樣板，它開始確立了古舊書店的搶救、保護國家的珍貴古籍和古舊書回收、再發行的傳統。厚宏達的印象中，解放後北京有了古舊書店之後，全國各省會城市就都陸續成立了古舊書店。
看來，公私合營後成立的國營書店原名叫蘭州古舊書店。然而有著如此悠久歷史的書店，卻在2013年底停業了。對於這件事，記者雷媛採訪了當時的古籍書店經理厚宏達先生：“‘等到門市被接收之後，我個人的使命也就完成了。’50歲的厚宏達現在是蘭州古籍書店的經理，隨著書店的這次改革，他個人也將卸下經理一職而被另作安排。”
關於厚宏達在本店任職的經歷，以及該店原本的狀況，雷媛在文中又寫道：“1983年厚宏達被招工進了文化宮的店，那時整座城市也就此一家古籍書店。600多平方米的書店有一半面積被地下室佔去，地面上也就300多平方米的地方，不過按厚宏達的話說，就是這麼個規模的書店在當時卻養活著40多個工作人員，還有臨時工。‘重要的是還有利潤。’顯然，那是屬於這個老店曾經的輝煌。”
既然如此，那為什麼蘭州古籍書店要停業呢？該文中講到了這樣一件事：“2005年厚宏達當上經理，一上任他就作了一次盤點，結果是庫房裡的線裝古書已是殘缺不齊了，看到這個狀況，厚宏達心裡明白，它們已經賣不上好價錢了。厚宏達說在他之前，書店日子不好過的時候，就有賣線裝古書以彌補經營效益的做法，他也如法炮製，在請示上級並經過專家估價之後，將那些殘缺的古書一次性全部賣給了江陰師範大學。據說那所南方的大學都沒有討價還價，當即拍板拿走了。”
蘭州古籍書店將大量的殘本一次性地賣給了江陰師範大學，這件事我此前未曾聽聞過，而我對蘭州古籍書店的情況瞭解，則大多是因為已經去世的杭州天堂傘廠老闆王杭生。其實天堂傘就是一種摺疊傘，此物原本盛產於廣東地區，但王杭生經過自己的努力，將該傘創出獨立品牌，從此在傘業一統天下。雖然業務搞得如此之精，而他對藏書有著執著地偏愛。有那麼幾年，我們常在古籍拍賣會上短兵相接。雖然相互間沒說過話，但從朋友的言談中讓我得知，王杭生也同樣把我視做對手。而他在現場狂舉的情形，讓我徒生既生瑜何生亮之嘆。
在此前，我已經瞭解到王杭生跟蘭州古籍書店有著頗為密切的關係，只是我不知道他所熟知的經理是否就是厚宏達先生。而我也聽聞到，王杭生當年買到了一大批殘本書，然其來源似乎是其他的古籍書店。王杭生的這種買法，不知道是否是受到了江陰師範大學的啟發，而我卻從未前往蘭州買過古籍。
這樣的一家店就此關張了，這不單純是我的遺憾，而這也正是雷媛寫此文呼籲的原因。果真不到一年，蘭州古籍書店又再次開張。2014年3月28日的《蘭州晚報》是刊出了一篇名為《蘭州古籍書店重開業》的資訊。該文中寫道：
2013年底，原來屬於蘭州新華書店的蘭州古籍書店，劃歸到省新華書店的西北書城管理。因為經營虧損，蘭州古籍書店文化宮店停業，這家成立於1957年的書店，為全國最早成立的古籍書店之一，是甘肅省內一家知名書店，它是由解放前個體書販發展起來的專業性書店，經營圖書、報刊、電子出版物、文化用品、古舊書畫、文房四寶、裝訂、裱糊字畫業務。50多年來，這座文化老店以搶救、保護古籍和古舊書收購、再發行為宗旨，延續著歷史和文化的香火，曾被讀者當成蘭州文化的一個符號。蘭州古籍書店文化宮店停業，在蘭州圖書行業和文化行業內引起很大震動，省內一些文化名人對此唏噓不已，大家對這個書店的命運尤為關注。
看來，當地的愛書人對於蘭州古籍書店的停業大感不滿，經過一些有識之士的呼籲，古籍書店又重新開門營業了。我聽聞到這個消息也同樣大感高興，這種心態有如古語所言：“得魚同一樂，何必我持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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