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城「路過」李睿珺

戛納“路過”李睿珺

時隔一年,《路過未來》在國內上映,拋棄傳統的商業院線,僅在全國藝術電影放映聯盟專線上映。這是安樂與李睿珺的實驗。這也是藝術電影放映聯盟專線上映的第一部片子。

“如果在這裡產生了票房,影院看到了希望,可能會讓更多的影廳加入進來,同時也讓未來拍藝術片的導演和片方不再猶豫,這個生態就良性循環起來了。這當然也有風險,《路過未來》不成為先驅就會成為先烈。”

一年前,2017年的夏天,法國南部,李睿珺自編自導的作品《路過未來》,入圍第70屆戛納電影節“一種關注”單元。五年前,他執導改編自蘇童同名小說《告訴他們,我乘白鶴去了》,入圍第69屆威尼斯國際電影節“地平線”單元,去年《家在水草豐茂的地方》獲得第27屆東京國際電影節主競賽單元提名。

電影節中國館靠近戛納的海邊,李睿珺安靜地講述他的電影,海的另一側,海鷗盤旋。本文決定嘗試自述體,以保留導演的敘述風格,及氣質。

李睿珺自述:

《路過未來》透視當代異鄉人的焦慮

戛納“路過”李睿珺

我從甘肅來到北京,漂了已經15年了。

《路過未來》拍攝前的某天,我從小區出來,看到一個年輕人,正搬離這個小區,他的行李就是手拎著一個編織袋,拖著一個行李箱。一瞬間,我就淚崩,他在這個城市什麼都不敢買,擁有的東西僅此而已。

“披星戴月地奔波,只為一扇窗,當你迷失在路上,不知不覺把他鄉當成了故鄉。”李健的歌詞和電影《路過未來》主角人設高度重合,生活奔波,焦慮和異鄉人的漂泊感都源自現實生活。生活在這個世界,焦慮和不安定撲面而來,不可能說我看到後假裝沒看到,聽到了假裝沒聽到。

我跟《路過未來》電影裡女主角楊子姍父母是一樣的,都是一個從甘肅農村外出來打工的人。有的在工廠,有的在飯館,只不過我的“務工”是拍電影,我們都不是北京人。

根據國家計委發佈《中國流動人口發展報告2016》的數據,中國流動務工群體的人數有2.47億,非常龐大的一個群體。我希望通過《路過未來》引起大家對這個群體的關注。農村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房子沒法住,地也要不回來了,怎麼生活,這是一個很現實的困境。

戛納“路過”李睿珺

《路過未來》直面這個社會問題,影片講述改革開放後農村第一代務工者及他們90後務工子女們的困境。影片中,女主楊婷(楊子姍飾)的父母90年代從甘肅到深圳打工,女主和她的妹妹在深圳出生並長大,除了身份證祖籍是甘肅,也只有辦身份證的時候回去過。年輕時父母努力在適應城市的生活,老年體弱多病後,深圳這座城市開始格格不入,收入下滑,面臨被辭退。今日深圳房價變成全球最高的城市之一,年輕人在城市怎麼活,老邁的父母故鄉是否還能回得去。

在故事結構性方面,《路過未來》跟《家在水草豐茂的地方》、《告訴他們,我乘著白鶴去了》及以往的電影有不一樣,敘述及結構都做了一些變化,複雜了一點。影片用父輩與孩子的不同視角,同時呈現兩代人各自的困境。

我寫劇本時,都順其自然,也沒有刻意按照類型片的方式去操作,《路過未來》劇情中,有的人為了達到一個目的,會放棄一些原則,是所謂的為了生活冒險,或不擇手段。他只是說我要達到這個目的,但有些隱藏在黑暗中的代價,他們並不能夠承受的。

完成劇本後,我跟江老闆(江志強先生)見面聊關於這個電影的合作,一碗粥還沒喝完就談好了一千萬的投資,就各自忙事去了。

與子姍之前合作拍過短片,《家在水草豐茂的地方》上映時,她去看了我的電影。沒想到,她會對我的電影很感興趣,合作起來也是水到渠成。她知道我想要表演的感覺是什麼樣,我的電影跟其他類型片相比,是要的生活化的狀態,去掉表演成分。我跟子姍和尹昉交流非常簡單,我告訴他們要放鬆,其次給予我充分的信任,我讓你做什麼,前提是對這個電影好,不會損害演員及表演,不管是職業演員也好,非職業演員也好,首先要變成朋友,這個很重要。然後慢慢引導他,特別自然的狀態,甚至不要表演就好了,但是對於職業演員來說,不要表演就是最難的表演。

子姍是職業演員,所以她老向我抱怨,你現場怎麼不跟我說戲?其實告訴她太多反而會影響她發揮,職業演員會按照你那個方向去摸索。我是希望從她身上自然的去捕捉,讓她自然的去呈現,在這個基礎上再調整,不要一開始強調。

戛納“路過”李睿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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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昉本身可塑性比較強,他身上有很正氣的部分,也有很痞的部分,而且尹昉本身自己是創作者,他是年輕的舞蹈家,他自己本身很多舞蹈作品在國際上得了很多獎。所以我們在某種程度是兩個創作者之間的交流。

我帶著尹昉滿衚衕裡面轉,我讓他去觀察,讓他去感受那些市井的普通人的生活,我就帶著他,我也不告訴他你要演什麼,我就先讓你看。早高峰我帶他去擠北京地鐵6號線,人就是被推進去的,這個東西不需要在電影裡要表演,你必須要切身的去感受到普通人的不易,生活的艱辛。最後你去演某些戲的時候你知道他為什麼不擇手段。我帶他坐地鐵,吃地攤,我帶他去窄小全是衣服的衚衕溜達,我也不跟他說什麼,你自己觀察。

我真的沒有想過把電影當做一個事業規劃,真的是沒有。比如這部做了一個一千萬的,這次請了楊子珊,下一部是不是請劉德華或者更有名的明星,更大的投資,也許我下次還是這些演員,有可能還是低成本。

李睿珺的電影世界

我的電影《老驢頭》講述的是一個老人,他的子女都出去打工,面臨生存的問題和未來歸宿的問題,他跟孫子之間的關係。電影《告訴他們,我乘著白鶴去了》我覺得跟《老驢頭》有關係,《老驢頭》講的是西北的兒女不在家的老人的晚年的物質生活的困境。《白鶴》則是探討一個老人晚年的精神困境。《家在水草豐茂的地方》其實這些老人都去世了,小孩變成了電影的主角,而《路過未來》也是農村外出務工的父母,和他們長大了的孩子們,一起面對的困境。

《告訴他們,我乘著白鶴去了》小說很短,只有幾千字,電影裡面呈現是其實是小說後半段,老人坐在樹下說他想如何被活埋,小說一開始就是在講這個。我特別感動小孩跟老人關於活埋得對話。這個行為本身很硬,但又很柔軟的戳到了我,這些感受情緒很複雜不可言說,很憂傷,但又說不清楚。

《告訴他們,我乘著白鶴去了》和《路過未來》對待死亡的態度,來自於我的生活環境,不是我個人活的很通透。很多人看這個作品不理解,但是我小時候真的生活在那樣的環境裡邊。我從小學習繪畫,我還在上高中的時候,我就給我爺爺畫棺材。

戛納“路過”李睿珺

爺爺去世的時候,他的棺材是我畫的,因為從小畫畫,我爺爺說你不是在學美術嘛,來給我畫棺材。我媽不同意,因為在我們老家有一個規矩,跟葬禮牽扯到一起幹活的人,這人必須要結過婚成年以後,不然不能參與喪葬,我爺爺說沒事,我爸對這事也很坦然,我覺得也沒事就畫了。畫完後我問爺爺滿意嗎,我爺爺說滿意。畫完棺材就放在屋子裡面,下雨的時候他還怕,下大雨了起來看看棺材有沒有被水沖壞什麼的,就很正常。

包括我拍《老驢頭》的時候我需要一個棺材,當時拍攝經費特別少,我沒辦法去買一口棺材,我就找到我舅奶奶借,我舅奶奶說我的棺材是我兒子給我做的,我個人沒意見,你去問你叔叔。然後就這樣借用了。不過你得按照規矩來,因為棺材不能隨便亂抬的,棺材不能空,要按照道士的指引在裡面放一個活物,白色的大公雞,灑上五穀糧食,出去時候一定倒退從後門出去,不能從正門前面走,用完了之後回來還是倒著從後面放回去,放鞭炮再放置好。然後我們就抬著舅奶奶的棺材拍戲,拍完了還回來,其實大家對死亡的態度是很開放。

西北老人覺得這一輩子就是從出生,父母把孩子養大,把爺爺奶奶送走,子孫滿堂圓滿了,剩下的他就是在迎接死亡。人不就是這麼回事嘛。農民天天是在跟莊稼打交道,土地裡面小麥最早從一顆麥粒開始都在土裡面,長成麥苗,結成麥穗,重新把它收割了又回到麥粒,生命最終狀態和這個道理是一樣的。收割小麥不就是在見證死亡嘛,一年四季都在見證。

冬天不就是萬物死亡時期,春天是生命開始的時期,一直年復一年在生命和死亡打交道,所以所有老人坐在街上談論死亡是很公開的事。《白鶴》的時候我帶著我舅爺爺去澳大利亞參加電影節,他被提名最佳男主角,要為他準備禮服,怎麼辦。然後我說他是個農民,穿西服也不合適,都覺得不合適,最後我們就說找個唐裝,去縣城買唐裝,買不到,最後去壽衣店買的。量完了做一身大紅緞面的唐裝。我舅爺爺穿上特別滿意,非常合身。然後我舅奶奶給他扣扣子的時候說等你從澳大利亞回來,我們倆就找這個裁縫,未來我們所有的壽衣請他做好,他做的特別好。

這是一個很自然的過程。不像城市裡面的人有那麼多欲望,西北活到這把年紀了,該吃的吃過了,該喝的喝了,該見的也見了,誰都得死,你恐懼也沒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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