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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怎麼突破，生活總是會在固定的時間回到同一個原點。
和許多同齡人一樣，廖岑愛打遊戲，喜歡看搞笑視頻，最怕考試。更多時候，他只是一個普通的大學生，擔心畢業，擔心沒有著落的工作。只有5月是一個例外，手機裡頻繁響起的聲音提醒，他還是一名汶川地震的孤兒。
根據四川省民政廳2012年的數據，那次地震共造成630名孤兒。這些孤兒有的被收養，有的和親屬生活在一起，也有的進入福利院。
廖岑是其中一員，他震後和姑父姑母生活在一起。不同的是，他和其他5名孤兒一起，被攝影師焦波收為徒弟。
這位以拍中國農村紀錄片出名的攝影師，指導這些孤兒，把鏡頭對準災區，記錄下災區的震後生活，也把這6個人的震後成長拍成了一部紀錄片。紀錄片的名字，最後被定為《川流不息》。
焦波一直相信藝術薰陶比講道理更容易幫他們完成心理建設。震區的很多孩子沒見過單反相機，都喜歡跟著焦波跑，蹲在他身後模仿他拍照的姿勢。他把相機掛到孩子們的脖子上，那一瞬間，他發現孩子們放下了戒備。
2009年焦波和6個徒弟在北川合影
他給幾個徒弟每人一臺數碼相機，希望通過攝影轉移他們的注意力。但是他告訴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雖然如今他們已經能笑呵呵地談論往事，但“熟悉後會發現，他們心裡還是有疙瘩，可能會一直隱隱作痛，一輩子都無法放下。”
老三廖岑有一陣不敢一個人上廁所，大師兄劉明富到人多的場合會腿軟。因為思念父母，老四何文東一度沒有食慾，瘦到皮包骨。
他們不願談論“夢想”。在他們眼裡，這個詞意味著接踵而至的有關地震的問題。廖岑不喜歡說這些，別人問什麼，他都下意識地點頭，被追問，就說“忘記了”。
地震發生那天，劉明富在操場上，地面像起了大浪一樣把他掀倒。他一直沒有找到父母和姐姐的屍體，根據時間，他推測家人是在趕集的路上遇難。地震後，他所在小學的學生被集中到體育館，3天后，大伯找到他，說“以後你就跟著我們過了”。那時他就清楚自己成了孤兒。
何文東的學校不在震中，但父母常年在汶川縣打工，每年相處的時間不過10天，他對父母幾乎沒有印象。何文東知道見不到父母了，仍然堅持去看看父親開過的挖掘機。
那天下午，廖岑的教室從4樓垮到3樓，從天花板往下落的灰讓他看不清路。他幾乎靠本能爬出廢墟，全班40人有超過一半長眠於地下。
廖岑說，自己當時太小了，對死亡沒有概念，只從電視裡看到過。但是越長大，越知道失去親人的感受。
老師總是單獨告訴他“你和別人不一樣”，每到寒暑假，尤其過年的時候，這種“不一樣”的感覺會放大好幾倍，同學聚會時，他總是留到最晚回家的那一個。
“有人說，人走了就會變成一顆星星。我寧願天上永遠沒有星星。”在一篇給母親的日記裡，廖岑寫道。
廖岑在漢旺鎮地震廢墟 焦波攝
焦波收的第一個徒弟是劉明富。他記得，離開汶川的時候，劉明富還留在村口，家裡人讓他問焦波喊一聲“乾爸”，他猶豫了半天，說不喜歡“幹”字，最終叫了聲“爸爸”。
但是日常的生活，並不總是充滿這樣的溫情時刻。何文東愛和同學出去玩，徹夜不歸，外婆只能報警找孩子。劉明富喜歡上網，還常和家人產生矛盾。往後幾年過年時，他寧可在賓館裡看電影，也不願意和家人、和焦波過。
很多心理諮詢師都在孩子們身上看到這種變化：年齡好像突然變小了，專業術語叫做“退行”，是缺乏安全感的表現。心理重建，遠比生活重建困難得多。震後有很多批心理諮詢師去過廖岑所在的綿竹縣漢旺鎮安置點，但是這些人裡，只有一位廣州來的大學生一直和他保持聯絡。
地震後最初的幾年裡，焦波曾對外界的關注感到擔憂。“災難一下子降臨到他們身上，一股巨大的暖流又在猛然之間傾注過來，像冰冷的雪山上頭又澆上一盆熱水，很擔心他們能否承受。”
那時，關心他們的人很多，社會人士送的都是高級品牌，孩子們參加活動都是住的五星級酒店。志願者對他們有求必應，不想走路了就有人背，對吃的不滿意，吵著要吃麥當勞，就有人跑老遠買來。焦波發現這個情況後，狠狠批評了孩子，也讓志願者們不要這樣做。
這些孩子第一次離開自己生活的縣城，看到了只在課本里讀過的天安門、東方明珠塔，也第一次看到大海。但每當活動結束，等待他們的是板房裡逼仄的生活。
中科院心理研究所的研究員張侃曾在媒體上呼籲，對災區的心理援助應持續20年，反覆卻不持續的心理援助可能給一些災民帶來二次傷害。但這不能阻止廖岑一次又一次被拽回5月的那個時間節點。
地震過去5年後，廖岑明顯感覺前來做心理援助的人“直接”了很多，學校把他們召集起來去聽講座，有時還要填一些問卷。他覺得自己並不需要這些心理疏導，他也沒能感受到地震後自己所經歷過的溫柔和真誠——地震後的幾個月，來震區的人多是帶著孩子們玩沙盤遊戲、搭積木。他們幾乎都不提自己的身份，也不會提心理建設、心理諮詢的字眼，就說自己是志願者。
更難以相處的，是加在傷口上的壓力。焦波發現，孩子們被關注得少了，身上卻被寄予了更多考上好大學、回報社會的期望。“這些好心人和我一樣愛得太深了，以至於希望孩子們都成龍成鳳。”焦波說。
那幾年，焦波幾十次回到災區，和徒弟生活在一起，他很想拉著他們往前走。他想方設法找話題和他們聊，瞭解他們的愛好，但只要一說起學習，他們就往外跑，甚至發脾氣。
2011年，劉明富不肯上學了，沒日沒夜地看電視、上網。因為在家裡待不下去，他找到焦波，想學習拍紀錄片。焦波給他取藝名“北川”，希望他不忘家鄉、不忘本。
在拍攝現場，劉明富學會了生火做飯，開始願意和別人交流。熟悉以後，他第一次講起了地震前後的經歷。他最遺憾的是和父母、姐姐沒有過合影，他們留下的僅有的相片，是身份證上的大頭照。
之後，他回了一趟老家，從北川縣擂鼓鎮驅車半小時後就沒路了，還要再步行兩個小時才到。木屋被地震震歪了，門板上佈滿了青苔，屋內草木叢生。他摸了摸鏽跡斑斑的鍋、碗和杯子，走到屋外抽了根菸就離開了，一句話都沒有說。從那以後，焦波才感覺到劉明富的心結慢慢打開了。
廖岑小時候是6個人中最活潑的，見誰都笑。幾乎所有的活動中，這個白白胖胖的小孩都作為代表上臺發言。主持人把他背到肩上和姚明對話，問他上面感覺怎麼樣，“空氣好清新呀！”他答道，逗得全場大笑，活動結束前，他還用上海話說“謝謝儂”。他主持過地震孤兒的活動，還拍攝了一部記錄震後板房生活的紀錄片。
但是後來，陪著廖岑長大的爺爺去世了，焦波也因為工作忙，很長時間沒能去四川。
廖岑一度覺得，焦波和那些志願者沒什麼兩樣，地震後來得勤，過了幾年就不再關心自己了。再次見面時，焦波覺得廖岑的性格突然變得敏感、內向。
直到現在，焦波都常感到惋惜，他覺得廖岑是最有攝影天賦的，但卻荒廢了。“最捉摸不透的就是他，每天都笑嘻嘻的，但你不知道他在想什麼，到底在乎什麼。”
“我覺得越長大越不開心。小時候什麼都沒有去想，結果長大了問題越堆越多，想不通了，手忙腳亂了。以前遇到問題都是逃避它，不去想，到現在什麼都沒有做成。”只有一次在接受媒體採訪時，焦波覺得終於聽到了廖岑的心裡話。
說完後，廖岑一偏腦袋，“是不是太負能量了？”得到肯定的答覆後，他說，“那我說點正能量的吧，大學生活挺充實的，天天都有事情做。”
應對媒體採訪時，廖岑用一套“標準答案”把那段記憶小心地封存，“我知道他們想要什麼，這樣大家都能開心。”
他儘可能不去回想，但外界總是迫使他回憶，他家的板房常常被攝像機闖入。有關地震的閱讀和作文題貫穿了讀書期間的多數考試。但他從不拒絕採訪，“總不能讓他們大老遠過來，空著手回去吧？”但他有時很抗拒在鏡頭裡出現，因為覺得被拍的都是自己打遊戲、成績不好的狀況。“那不是我的全部，但卻是別人眼裡的全部。”
為了能讓廖岑考上大學，焦波和他的家人商量，讓他學習播音主持，走藝考的路，焦波還推薦廖岑參加一檔演講節目。預演結束後，編導對演講的效果和他的態度不滿意，沒讓他上舞臺，“你這樣的故事沒有讓我們現場的人淚流滿面，某種程度上不算成功。”
“他們可能覺得我吊兒郎當的。其實是我不想在別人面前說地震，說和爺爺的故事。”直到最近，焦波才得知，廖岑不喜歡播音主持。
廖岑告訴記者，從來沒有人問過自己是不是喜歡播音主持，但想到大家也是出於好心，所以從來沒有表達過不滿。雖然拍過紀錄片，拍過很多被焦波稱讚、上了影展和畫冊的照片，但他說自己不愛攝影，“只是覺得做這些能讓焦老師開心。”
過去的10年，焦波和6個徒弟的相處時間遠多過自己的孩子。他覺得自己“早把他們都當作自己的子女”，孩子們也把他當成父親了。即使是不給好臉色的劉明富，外出拍片時也會扶著焦波走，在車上不自覺地靠著焦波睡覺，吃飯前提醒高血糖的師父吃藥。
但是焦波後來是從別人口中知道，劉明富找了女朋友，這讓他一度感到很挫敗。這個朝夕相處的徒弟和別人都好好的，唯獨愛對他這個師父發脾氣。有時為他好讓他做什麼事，他一定要反著來。後來焦波想通了，其實小北川在對自己撒嬌，“人只有對自己最親的人才會撒嬌。除了我，他還能對誰撒嬌呢？”
最初幾年，焦波對徒弟們很嚴厲，誰照片拍得少了，學習成績退步了，都會批評。“很多時候甚至是逼著他們學，覺得不能對不起社會的關心。回頭來看，好像有點過了。每個人都在自己的路上走著，或快或慢。能健康成人，不走入歧途，其實就夠了。”
老二王晰選擇用忙碌沖淡傷痛，他告訴記者，難過的時候，他就拼命學習，不知不覺也就忘掉了不開心的事。被焦波收為徒弟後不久，王晰找到焦波，說想把時間都放在學習上，不打算學攝影了，焦波尊重他的決定。
與他們不同，老四何文東熱愛攝影。他一有空就出門拍照，交給焦波的作品最多，也最願意琢磨構圖。看著鏡頭裡災區生活的變化，他覺得“被點醒了，自己也要大步向前走”。
只是，後來妹妹身體不好，還被下過病危通知書，外婆也需要照顧，何文東只能辭掉廣州的工作，回到四川照顧家庭。
他一直很羨慕劉明富能夠拍紀錄片。現在，他連拍照的時間都沒有，只能偶爾用外婆和妹妹買藥剩下的錢買攝影書看。他有時會被生活不受掌控的感覺弄得心煩意亂，但他很快就想開了，“生活不會等我，只會繼續。”
何文東攝影作品《晨光裡的孩子》
如今，何文東還在為工作奔波，他的妹妹何美君因為體弱多病，跟著外婆一起照看麻將館。
大師兄劉明富已經站上過國際紀錄片節的領獎臺，6個人中學習最好的老二王晰，坐在上海交通大學的教室裡，沒有人知道他曾經歷地震。王晰的妹妹王海奕立志像哥哥一樣考上好大學。跟家人和焦波商量後，廖岑決定開一個媒體工作室。
儘管境遇不盡相同，但無論如何，6個人的生活看起來都在向正常的軌道靠攏。廖岑已經很少回老家漢旺鎮了。他家附近有一座高高的鐘樓，那場地震後，指針永遠停在了下午2時28分。以前他很喜歡去鐘樓邊玩，縣城重建後，那是他唯一熟悉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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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載於《中國青年報》（ 2018年05月09日 1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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