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87年在深圳创立至今，华为公司在悄无声息中迎来了31岁生日。
但是，“人到中年”的华为消息不断。2016年5月，一篇题为《别让华为跑了》的文章，勾起了中国百姓心中的痛。对于高房价的痛恨，对于中国制造业前景的担忧，对于自身命运的焦虑，汇集到一起，让那些一向对经济不大关心的普通百姓，也参与到对消息的传播和讨论中来。文章称，作为深圳科技产业支柱的华为，正打算拔营迁往东莞。事后，华为曾对传闻予以否认。
华为公司正式搬迁，40辆8吨货车，共60车次，搬迁车辆将往返深圳和东莞松山湖，搬家货车会有一个华为标识，“华为搬迁专用车辆”。
而7月2日，将有2700人从深圳到东莞松山湖溪流坡村上班，估计车辆约1500辆（其中大巴70辆）。
研发等部门从深圳搬至东莞
时间及路线为：7:30从坂田出发——8:10左右到大朗收费站——台中路——环湖路——华为溪流背坡村F区，至下午18点完成搬迁。
8:00~8:30左右，40车辆集中在大朗收费口下高速，40车次下高速，9:00~18:00搬迁车辆将按以上路线往返深圳和东莞松山湖搬迁，搬家货车会有一个华为标识，“华为搬迁专用车辆”。
▲深圳坂田到东莞松山溪流坡村路线图（注：非华为公司路线图）
同时，细节中也包含了华为员工7月2日的上班安排。
7月2日，将有2700人从深圳到松山湖溪流坡村上班，估计车辆约1500辆（其中大巴70辆）。
7：30分别从深圳各区域发车，预计8:20~9:20分别大朗收费站和大岭山收费站，经环湖路到达溪流背坡村，少数人会从松山湖收费站走松水路到环湖路(路状不好,引导员工暂时不要走)，下班18:00~19:00之间按上班路线返回深圳。因是第一天上班，各节点的交通疏导还需领导多关注。
对于这次“华为跑了”，记者联系了华为方面核实并了解情况，华为内部人士表示，这次搬迁，除了研发团队外，还包括一些其他部门人员。
从地理位置上来讲，东莞松山湖距离深圳坂田很近，开车时间仅为1小时左右。而目前，华为位于深圳坂田基地的总部也安排了每日往返班车。
▲东莞松山湖地理位置
▲东莞松山湖附近
华为搬迁的背后，折射出企业壮大后，对研发成本、城市房地产成本和人员成本高企，而导致各类成本增加的多种考量。
今年年初，网传华为在东莞会提供3万套员工住房，包括：
1、松山湖2000亩项目，预计2万套；
2、松山湖安居房项目443亩，预计5500套；
3、湖畔花园175项目，预计3000套；
4、华为松山湖南区公寓115亩，预计2500套公寓。
按照网传分配方案，不区分楼栋、楼层、户型，单价全部统一为8500元/平米，以两房居多，各个部门分配的房型比例也一致，一房占12%，二房占比76%，三房占比12%。分配方案采取的是积分排序形式，入职年限、东莞常驻年限、年度绩效、公司荣誉称号等都能加分，而分房对象也设置了一定门槛，需要华为15-19级（包含操作），且入职满3年以上正式员工，还要是在东莞常驻或2018年在东莞常驻。
对于“分房”一事，华为官方并未回应。不过，一位华为员工对记者表示，“（网传内容）基本是对的。但是能买房的员工要常驻松山湖，而且这类房子在5年后也不能像普通商品房那样随便卖，如果在华为工作不到5年，离职时需要将房子退回华为。”
任正非曾说，深圳房地产太多了，没有大块的工业用地了。在外界看来，华为近年来屡屡传出搬迁消息，或许和成本有关。作为中国一线城市，深圳的房价、人力成本等确实一直居高不下。
根据CRIC提供的数据表显示，深圳商品房（含一手住宅、公寓以及商办）均价从2007年的14306元/平方米上涨至目前的57013元/平方米，涨幅为299%。而华为总部所在的深圳龙岗区房价也“水涨船高”。据CRIC统计，2017 年，龙岗商品房均价为41495元/平，相较于2007年的成交均价为10764元/平，这十年的上涨幅度已经达到285%。
记者注意到，此前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到深圳：
140年前，世界的中心在匹兹堡，有钢铁。70年前，世界的中心在底特律，有汽车。现在，世界的中心在哪里？不知道，会分散化，会去低成本的地方。高成本最终会摧毁你的竞争力。而且现在有了高铁、网络、高速公路，活力分布的时代已经形成了，但不会聚集在高成本的地方。深圳房地产太多了，没有大块的工业用地了。大家知道大工业的发展，每一个公司都需要一定的空间发展。
任正非还说道，
四个现代化，最重要的是工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最主要的，要有土地来换取工业的成长。现在土地越来越少，越来越贵，产业成长的可能空间就会越来越小。既然要发展大工业、引导大工业，就要算一算大工业需要的要素是什么，这个要素在全世界是怎么平均的，算一算每平方公里承载了多少产值，这些产值需要多少人，这些人要有住房，要有生活设施。生活设施太贵了，企业就承载不起；生产成本太高了，工业就发展不起来。
任正非：华为总部永远不会离开深圳
那么，华为部分员工的搬迁，是否意味着是华为“去深圳化”的一部分呢？
答案在否定的。在去年上半年的一次座谈会上，任正非明确表示，华为的总部永远不会离开深圳。任正非说，“深圳有着良好的法制化、市场化环境，在城市硬件和软件两个方面都为华为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支撑。深圳这几年总的各方面建设都是不错的，我天天都在看新闻，我们都很高兴。”
他还表示，深圳是在往前走，而且在经济低潮期，更要坚定信心地往前走。世界在动荡之中，中国还有这么稳定的发展环境，这是很难得的。这个发展过程中，深圳又显得更活跃一点。“我觉得这都是好的基础。我们的总部永远都不会离开这个环境，这个地方，不会有变化。”
此外，据一位华为人透露，此次搬迁或许也是华为扩大发展规模的一部分，“华为将不能带来营收的研发团队搬迁，将来赚钱的终端部门会搬进总部。目前坂田的地方不够用，终端只能在深圳天安云谷租办公楼办公。”
华为与深圳：各有成长的烦恼
按理说，一家企业搬迁到哪里，完全是其根据自身战略和成本做出的选择，为什么曾经华为要搬离深圳的消息会引起如此多的讨论呢？人们忧虑的原因主要来自两个逻辑推理：
首先，华为是中国创新能力、盈利能力最强的企业，如果华为都扛不住高房价带来的成本压力，那么其他制造业企业还会有活路吗？
同时，深圳是中国环境最宽松、经济活力最强的城市，如果这样的城市都没有制造业企业的容身之地，那么其他地区制造业企业的处境岂不会更加艰难吗？
人们所担心的问题，正是中国经济中最棘手的难题。抛开这个两难问题，换一个角度考虑一下产业转移的问题，或许可以找到解开中国制造业困局的办法。
第一个问题是华为搬迁是谁的机会。还好，华为搬迁的目的地是东莞，毕竟都还没有离开中国。只要华为没有搬到国外去，就说明制造业企业在中国还可以找到比深圳更适合的发展空间。找到像华为这样有实力的企业，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是很多城市梦寐以求的机遇。恰恰是华为的搬迁，给这些城市创造了承接产业转移的机会。如果像华为这样的企业一直呆在深圳，中国的经济格局就会固化，甚至是出现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局面。地区间的经济不平衡就会加剧，甚至会出现两极分化的结果。
▲深圳中心区夜景
和深圳相比，其他地区的地价和房价因素一定是非常有吸引力的诱惑。华为旗下公司2015年在东莞拿下两块商住用地，建筑面积分别达20万平米和11万平米，其中一块地花了7亿多元，楼面价平均2000多元，“在深圳，再加个零，也未必能拿到。”对于华为员工也是如此，他们如果在东莞松山湖厂区买一套同样的住房，成本只有不到深圳的1/3。企业买得起地，员工买得起房，是企业最基本的选择，但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在正常情况下，深圳产业和经济的外溢效应最先应当发生在深圳周边，比如东莞和河源就是这样的受益者。但情况也有例外，比如富士康就在河南郑州、河北廊坊等多地都有布局，并且已经考虑到印度建厂。从习惯和适应的环境的角度讲，哪里和深圳的相似度越高，企业就更容易选择哪里。
第二个问题是谁会成为未来的深圳。深圳是企业的乐土、企业家的乐园，在中国没有哪一个地方比深圳更适合企业的成长。深圳不仅产生了华为、万科、平安等优势企业，也产生了腾讯、比亚迪、大疆等新兴企业。从30多年前的一个小渔村，发展到中国城市综合竞争力排名第一的城市，深圳所依靠的主要是制度成本优势。巨大的流动性是深圳有别于传统城市的显著特征，更多的移民、更多的年轻人，还有一个非常“弱势”的政府，让深圳充满了激情、活力和梦想。要把哈尔滨、沈阳这样的老牌工业城市改造成深圳，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任务。下一个深圳，一定会有着和深圳同样的创新基因、移民基因、服务型政府基因。
现代制造业是人才和知识密集型行业，只有能留住人才的地方才能留住企业。北京的一家金融机构在准备外迁时，因为遇到了一两百名中层一起要求辞职的尴尬处境，只好暂时作罢。因此，除了企业所需要的物流、金融、产业集群等硬环境外，对于地方政府更大的考验是，以有限的财力创造和发达城市同样的公共服务水平，解决好人才在就医、子女入学、文化娱乐等方面遇到的难题。深圳对于制造业企业吸附力下降，并不单纯是由地价和房价猛涨造成的，同时也体现在大城市病和老城市病上，比如户籍政策、限制外来人口政策等。对于那些把深圳作为样板的城市来说，这类问题都是需要统筹考虑和谋划的，不能重复走深圳的老路。
第三个问题是如何产生更多的深圳。深圳曾经是中国最有效率的增长极，中国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就必须有更多个新的增长极。产业的梯度转移是一种正常的经济现象和经济规律。企业总是要寻找那些成本更低的地区，以保持企业的竞争力。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世界经济分工的调整，没有发达国家制造业向外转移，就没有中国近30年的发展机遇。和欧美发达国家不同，中国既有着广阔的物理空间，又有着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并且不同区域间有着足够的级差，中国企业完全有可能像华为、中兴一样，实现在本国不同区域的布局转移。这为新增长极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英特尔公司
美国和中国非常不同的一点是，其大企业并没有集中在纽约、芝加哥、洛杉矶、华盛顿等少数大城市，而是分布到不同的地区。包括英特尔、IBM、微软、通用电气等跨国公司，其总部都建在一些小镇上。中国的大公司愿意在大城市里扎堆，和政府公共服务资源的过度集中、分布不均衡有着很直接的关联效应。城市白领一方面享受着大城市一流的公共服务，另一方面也被长距离交通等压力搞得苦不堪言。相对而言，小城市从规划上更容易实现职住一体化，人际关系更亲密，人的幸福感也更高，所欠缺的主要是发展机遇。如果像华为、中兴这样的企业能够把小城市做为总部，情况会有根本性的改变。可以说，企业和城市之间互为因果，既是深圳诞生了华为、中兴这样的优秀企业，也是华为、中兴等一大批企业让深圳变成了一个现代化大城市。
在深圳，提高工业用地容积率是一个硬指标。华为所在的龙岗区，把新型产业用地容积率的上限定为6.0。这么高的容积率，是高楼林立的CBD的模样，制造业企业无法达到这样的容积率。制造业退出深圳，不止是制造业企业的无奈选择，也是深圳产业升级和高度化的结果。
近些年，美国等最早剥离制造业的国家和地区已经后悔，开始反思其产业政策，千方百计地创造条件，吸引制造业向本国回流，以解决产业空心化和就业等难题。深圳会不会有后悔的一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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