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谦（1398年5月13日─1457年2月16日），汉族。字廷益，浙江钱塘人。明朝名臣、民族英雄。
于谦从小学习刻苦，志向远大。七岁的时候，有个和尚惊奇于他的相貌，说：“这是将来救世的宰相！”而后来于谦在“土木堡之变”的应对，也正应了“救时之相”的箴语。12岁时，他信步走到一座石灰窑前，观看师傅吟们煅烧石灰。只见一堆堆青黑色的山石，经过熊熊的烈火焚烧之后，都变成了白色的石灰。他深有感触，略加思索之后便吟出了《石灰吟》：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写下的这首脍炙人口的诗不只是石灰形象的写照，更是他人生的追求。
《石灰吟》诗意
1421年(永乐十九年)，于谦考中进士。被任命做山西道监察御史，后又调到四川、贵州等处。他常着便服，深入少数民族地区访问疾苦，改革弊政。
1426年(宣德二年)，明宣宗亲征叛藩汉王朱高煦，于谦从征有功。次年，巡按江西，由于廉明奉公，平反冤狱，严惩贪官，备著声誉。
1430年(宣德五年)，宣宗特任于谦做兵部右侍郎兼都御史，巡抚山西、河南。于谦勤政爱民，始终如一。于谦曾亲到各州县乡里，访问父老，得知应兴革事项，立刻向朝廷建议。在1445年(正统十年)，曾安置流民二十余万人，分给地亩，贷予耕牛种子，缮筑黄河堤岸，兴修各地水利，山西、河南两省农业生产，多得增长。由于于谦具有这样的品德和作风，所以民间称赞他为“于龙图”，有些地方还建立了于谦生祠。
正统初年，明朝政治渐趋黑暗，官僚中分为邪正两派，发生斗争。当时皇帝英宗(朱祁镇)年幼荒嬉，宦官王振专政，擅权纳贿，骄横日甚，百官大臣争相献金求媚。每逢朝会期间，进见王振者，必须献纳白银百两；若能献白银千两，始得款待酒食，醉饱而归。于谦每次进京奏事，总是不带任何礼品。同僚认为于谦虽然不献金宝、攀求权贵但也应该带点土产，如合芗（线香）、干菌（蘑菇）、裹头（手帕）等物，以便送些人情。于谦对阉党的滥作威福本来就是极其痛恨的，因此他笑着举起衣袖说：“带有清风！”于谦还作了一首《入京诗》来讽刺这些劝他的人：“手帕蘑菇及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两袖清风的成语从此便流传下来。
1446年(正统十一年)，王振诬劾于谦，逮捕下狱，判了死刑。但晋豫百姓万人到京请愿，要求于谦继任巡抚；贵族周王、晋王等都上书替于谦伸冤。阉党慑于公论，只得释放于谦，恢复原职。
1448年(正统十三年)于谦被削夺了巡抚、御史等职，调到京城只做兵部左侍郎，但他仍对国防提出了积极建议，同样由于阉党的压抑，不得实施。
皇帝英宗无能，一切军政大事，全由太监王振代理。王振胡作非为，残害忠良，广植私党。1449年也先（也先是蒙古瓦剌部领袖，在他统治期间瓦剌达到极盛）入侵，王振想利用皇帝“亲征”，幸取战功，提高个人威势。在这样政治昏浊的情况下，王振就掌握了戍卫京城的禁军的全部指挥权。然而，王振在军事方面简直是一窍不通，行军部署毫无成算。明军节节败退，军士弃尸数百里。一次战役，瓦刺骑兵忽从四面冲来，其实当时追来的瓦刺军仅两万余，而明军五十万人，死亡过半，骡马二十余万以及衣甲、器械、辎重全被也先军所夺。明军弃甲曳兵，英宗与亲兵乘马突围不得出，跟随的大臣，如：英国公张辅、尚书邝埜、侍郎丁铉等高级官员五六十人都被敌军所杀。太监喜宁投降，将明朝虚实情况完全告给也先。当英宗被俘时，护卫将军樊忠从旁用所持长锤把王振捶死，痛骂道："我替天下诛此奸贼！"然后冲向敌军，杀敌十余人，最后战死。这一场大混战，历史上称为“土木之变”。
1449年(正统十四年)，“土木之变”后，明朝首都北京立即卷入战场的前哨，政局空前混乱，危机四伏。翰林侍讲徐理竟公然主张逃跑，倡言南迁金陵。群臣都犹豫踟蹰，聚集在宫殿前哭泣。于谦厉声斥责徐理说：“倡议南迁者，当斩首。京师是天下的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谁不知宋朝南渡的祸患。请立刻调动四方兵勤王，誓死守卫京师。”于谦的正确主张，得到吏部尚书王直、内阁学士陈循等的同意，皇太后清醒过来，便把守城抗战的责任全部交给于谦。于谦在军事方面要完成保卫京城巩固国防的紧急任务，在政治方面就不得不跟阉党作生死斗争。于谦拥护郕王登皇帝（景泰帝）位，遥尊英宗做太上皇，明朝中央政局逐步稳定。同时，于谦又选派得力将领，增补关隘，加派援军，重新调布了长城边防。于谦治军，赏罚严明。于谦还把抗击瓦刺入侵看成全国一致的神圣爱国任务，广泛地发动人民报效杀敌，保卫国家，从而获得了源源的新兵，扭转败局，保证了抗击的胜利。也先俘捉英宗以后，就想利用这个“御驾”做招牌，威胁并诈诱明朝各边镇开城迎降。由于于谦严令各将领坚守关隘，“自今瓦剌奉驾(太上皇)到，不得轻出”。因此，也先拥英宗到宣府、大同等处，守将都闭门不纳。于谦亲自披甲上阵，主持大军，驻营德胜门外，分配防卫九门兵力，指定负责将领，誓告全军，效忠卫国。特令：“临阵，将不顾军先退者，斩其将；军不顾将先退者，后队变前队”。于是人人感奋，士气昂扬。在于谦严密的部署下，明军取得多次战役的胜利。十一月八日，瓦剌退回塞外，京师宣布解严。
明朝守御京师，抗击瓦刺入侵是正义的卫国战争。在广大人民英勇地从事保卫祖国斗争的基础上，于谦等能够积极运用政府机构迅速集结了部分军事力量，及时鼓励士气，亲临战场，指挥军事，因此使得保卫京师的战争，获得胜利，把明朝从败亡的严重危机中挽救了出来，并且保障了正在走向繁荣的北方生产事业和广大人民的生命财产。
明军虽然从崩溃败逃转到胜利，但各方面遭受的战争创伤，是需要较长时间才能恢复的。在瓦剌进攻京师被击退后，明朝论功行赏，升加于谦的官职称少保总督军务，仍掌兵部尚书事。于谦辞让道：“四郊多垒，卿大夫之耻也，敢邀功赏哉!”于谦坚决不接受封赏。
于谦认为虽然瓦刺暂时求和，但是明朝若不加强国防，还是不能制止瓦刺的侵扰，于是进一步积极着手改革京营的军制，创立了团营。然而，当于谦抗战派正在日以继夜地瘁心于加强边防，改革京营军制的时候，腐朽的上层统治集团在宫廷内部却酝酿着一股争夺皇位的暗潮。朱祁镇被瓦剌释放回到北京时，朱祁钰把他看作是最危险的政敌，立刻禁锢在皇城里的南宫内，特派靖远伯王骥守备，不许他和外面交往。
1452年(景泰三年)，朱祁钰废皇太子朱见深(朱祁镇子)，更立他的儿子朱见济做太子，朱祁钰这种自私的行动，于谦是不赞成的，因此朱祁钰对于于谦渐见疏远，不肯授予于谦以全面行政的实权，仅因边防诸多事宜，才使于谦长期专任兵部。于谦在用人行政中，对横暴的高级军官，严加劾办。因此，得罪不少高官，如：石亨、前任兵部尚书王骥、太监曹吉祥、徐有贞。
1453年(景泰四年)，皇太子朱见济忽然病死。一部分较正派的官员，主张恢复朱见深做皇太子，但遭到朱祁钰的压制。另一方面，复辟的阴谋，暗地酝酿着，终于爆发了“夺门”的事件。官僚们都想利用朱祁钰和朱祁镇兄弟二人的尖锐矛盾，假手为朱祁镇夺回皇位，大搅混水，乘势摸鱼，做自己升官的打算。
1457年(景泰八年)正月，朱祁钰病重，不能临朝，命石亨代行郊祭典礼。石亨等密谋，认为是发动复辟的好机会。石亨、曹吉祥、徐有贞等潜纳京军进皇城，率众急奔南宫，毁墙裂门，携朱祁镇登辇，闯入皇宫，强登奉天殿，宣告复辟。朱祁镇复辟后，反诬于谦谋叛，逮捕下狱。于谦也不辩解，遂被判处谋逆罪，坐死刑。抄没家产时，发现于谦“家无余资，萧然仅书籍耳”。
正月二十二，民族英雄于谦，在腐朽的封建统治者的政变中惨遭杀害，时年六十岁。将杀于谦时，朱祁镇犹豫说：“于谦，实在是有功”。徐有贞秘密进言道：“不杀于谦，此举（夺门）为无名”，遂下毒手。于谦遇害时，“行路嗟叹，天下冤之”，“京郊妇孺无不洒泣”。后来北京还出现了怀念于谦的童谣：“鹭鸶水上走，何处觅鱼嗛(指于谦)”。凡于谦所推荐选拔的文武官吏都受到迫害，石亨等更严厉地残害抗战派人物，又榜示“于谦党”于天下。于谦死后，国防又陷于废弛。
人们不会忘记，正是于谦在危难之际挺身而出，力挽狂澜，保卫京城和大明的半壁江山，拯救了无数平民百姓的生命。 于谦身居高位，却清廉正直。在他几十年的官场生涯中没有贪过污、受过贿，虽然生活并不宽裕，却从未滥用手中的权力，在贫寒中始终坚持着自己的操守。 于谦是光明磊落的走完自己的一生的，在这个举世皆浊的时代，于谦能干干净净地度过自己一生，是值得钦佩的！正如《明史》称赞于谦那样：“忠心义烈，与日月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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