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我丈夫孫吉良調到阿爾山林業局工作，我隨他從海拉爾市遷居到伊爾施，那年我26歲。
這裡有兩個伊爾施，即“老伊爾施”和現在的伊爾施。那會兒人們都管現在的伊爾施叫“新伊爾施”。因為伊爾施正值開發時期，那時僅有幾處可數的廠房、宿舍和幾條土路，屯子周圍有很多塔頭草甸，還有一片片的柳樹叢。
剛來時，我們一家四口人住在森鐵處列車長家裡。後來被安置到林業局第二中學附近的板房工人宿舍。沒過兩年，又搬到木材加工廠道邊居住，住所很不如人意。那時山腳下有一條大水溝，每年春雪融化時，山水很大，所到之處，積水成河，房倒屋塌，連貯木場院內的大木頭也都漂浮在水中，致使道路無法通行，工廠停產，學校放假。每逢春融，人們都要飽受水患的困擾。
過去，男職工人們都到廠裡幹活，家屬的任務就是在家哄孩子做飯，閒時拿起鍬鎬刨些小片荒，種些土豆、白菜等，養個豬、喂些雞。這樣沒過兩年，單位收回了個人刨的小片荒，開墾成了大地，養了許多馬和牛，那時有馬號。我們婦女家屬則成立了“互助組”，哪裡需要就到哪裡去幹活，到了秋收，單位分給各家屬一些土豆、白菜。這樣又過兩年，“互助組”被改為“家屬大隊”，我們也開始不分菜了，而是掙工分，分工資了，那時十分工是一天最高的工分，而十分工也只有幾角錢。
當時，阿爾山林業局正值木材生產高峰時期，每天都要有30餘輛小火車滿載著木材運到貯木場。當時，由工人提拔起的局長高德奎，工作能力強，業務也很精通，他說：“如果原始森林都伐光了，那將來我們的子孫吃啥？”於是，在他的提議和帶動下，阿爾山林區開始了大面積的植樹造林活動。
那時有三個婦女家屬大隊，我就在家屬二大隊。原先開墾的大地和荒地很快被我們種上了樹。用現在的話講就是“退耕還林”了。就這樣，連續幾十年，種完平地種坡地，種完近處種遠處。我們種的樹大部分是興安落葉松，也有一部分樟子松（也叫迎客松、萬年青）。
樹苗是由種苗場培育提供的。樹苗的育成要經過打種、篩選、烘製、浸泡、播種等多道工序。等到樹苗長到一尺多高時，秋天我們到苗圃地去拔苗，一把一把按規定的數量捆紮起來，下到苗窖內，經過秋儲冬藏，第二年春天就可以到地裡、山上種植了。
種樹時，我們被分成組，每個組裡有一個護林員和一個驗收員，負責監督和指導。我們每人一手提著一隻鐵皮小桶，桶裡裝有水和分給的樹苗，另一隻手則拿著小鎬，按照“兩埋三踩一提苗”的方法將苗栽直、踩實。如果有經過驗收不合格的，還必須拔出苗來，重新栽植。
種上樹苗後，第二年還要到地裡進行撫育。撫育要求將已存活下來的樹苗按50公分範圍鬆土鋤草，草根必須鋤淨。
由於種樹、撫育都是季節性活，到了冬天，我們就要到山上去伐小杆。因為那時天氣特別冷，和我們一起從海拉爾市調來的一個姓張的工人到山上幹活時竟然凍死在了山上，等人們發現時，人已經凍僵了，雙手舉在一堆草前，樣子像是在烤火。據說，人在凍死前就會出現許多求生的幻覺。
有一年植樹造林，我們從老伊爾施往西去種樟子松。每天都坐汽車早出晚歸，可是有一天，由於山坡起伏較大，道路又窄，剛走到半道兒，在我們前面的一輛汽車突然翻了。汽車上的婦女死的死、傷的傷，一片狼籍，慘不忍睹。從那以後，我就再也不敢坐汽車了，但是為了掙錢，我就每天趁天不亮出發，到山上幹完活後又一路小跑著回家。現在，我們當年栽樟子松的地方已經成為了“樟松嶺”，是個知名的景點了。
1971年，阿爾山林業局成立了栲膠廠，我們家屬大隊也至此解散，我進了栲膠廠去扒樹皮，樹皮送到栲膠廠檢斤回收，起初，一斤樹皮才有幾釐錢。
儘管我們家屬大隊不種樹了，但我們的子孫依然沿著我們的腳印，走著植樹造林之路。俗話說，“十年樹木”，我們當年種下的樹木成林後，林業局曾把它們命名為“母親林”，而我們下一代種的樹林叫作“學生林”。
轉眼四十幾年過去，如今我們種下的樹木也已經開始了漸伐，正接上了原始森林的後續資源，而當年我們這一代老職工退休後，都在子女中選出一位接父母班的，到廠裡去幹活，使我們的林業生產後繼有人。
1992年，阿爾山林業局在內蒙古自治區首次實現了森工企業人工造林保存面積一百萬畝以上的宏偉目標，在伊爾施的南山之巔，由自治區人民政府為阿爾山林業局豎起了一座凝聚著幾代林區兒女用血汗乃至生命鑄成的“百萬畝人工林紀念碑”。
1993年，阿爾山林業局又實現了成林撫育百萬畝的目標。“邊採邊造林青山常在”在這裡成為真實寫照！
本文由翁茶英口述孫麗仁整理
圖片來源阿爾山聚焦攝影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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