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
從計劃寫老家的人與事之時，甚至更早，我就意識到自己定會專門寫寫父親。從前的文章，隻言片語地提到他，卻沒有實實在在地寫。那時候，對父親的生命有著某種迴避，我從前不清楚為什麼，現在明白了：在我能清晰自身之前，我不可能理解父親。
在三十歲之前，在看到父親灰白的頭髮和日漸蒼老的面容之前，我一直以為他的生命仍有著許多美好的可能性，仍會經歷我所不知的精彩。但等我每每回鄉，第一眼看見他的身形和麵容，這些想象中的可能和精彩，都變成了灰白色，淹沒在長年累月的平淡之中。不管我是否情願，年過半百的他，果真老了，還會越來越老。
前一段因事回鄉，父親在車站接我，我下車後有些為他的老態吃驚，才幾個月沒見，彷彿就有上千個日子把痕跡留在了他身上。透過父親的影子，我看見老家又一代人的生命在被那兒的水土滋養之後，又被那兒的風雨侵蝕。家族裡，爺爺輩只剩下二爺爺和二奶奶、三奶奶拖著病體（這一輩人現在已經徹底離去了），父輩裡三叔老了，四叔也步向老年，而那個村子和村民的命運，卻仍和許多年前一樣，沒有根本的改變，從長遠的未來看，甚至更糟了。讓我心裡刺痛的感觸是，父輩們老的不只是身體，還有靈魂。這些老靈魂，在日常生活的慣性擠壓中縮得小小的，或者擴得散散的，不再如青年時那麼精光四射，亦不再如中年時自信闊達，那是一種疲憊後的淡然，一種苦痛中的超脫。站在自己的中年，回想父親的前半生，我看見兩代人生命的接續和錯位，接續處血脈流淌，錯位處血肉模糊，猶如看見去年的穀子地裡長出了豆子，而今年掉落的豆莢又在風雨中腐爛，孕育著明春的麥苗。莊稼一茬又一茬，人一代又一代，都一樣，春秋無語。
還是說父親吧。
鄉村教師
父親很少談自己的少年事，彷彿他十八九歲之前的日子是一張白紙，那時候留至現在僅有的痕跡，是一張破舊的高中畢業證和一張穿著軍裝的黑白相片。畢業證上，父親的名字依然清晰如剛剛寫下，照片上，父親的笑容天真，面孔清秀。對我的人生而言，父親的人生彷彿就從這個時期開始。後來的故事被人們的語言補白，二十歲時，經人介紹，父親和母親結婚。二十歲他仍帶著孩子般的稚氣，母親長他三歲。婚後一年，我出生，我和他成為父子。我八個月大時得了一場病，幾乎死掉。姥姥回憶說，在鎮上簡陋的醫院裡，父親總是不停地走來走去，或者瞪著大眼睛一夜一夜不睡，看著比病床上的我還要可憐而無助。我曾問過他當時的感受，時光太久遠了，他記得並不深刻，只是說：“你都要不行了。”兩年後，弟弟出生，我和弟弟像一橫一縱兩個座標，把他永遠地定格在父親的位置上。
婚後三四年左右，他成了村小學的民辦教師。幹了幾個月，不想幹了，覺得掙錢太少，每日看著一群孩子也無聊。那時候，四爺爺還是大隊書記，跑到家裡遊說父親。母親炒了幾個雞蛋，切了一盤鹹菜疙瘩，他們爺倆喝了大概半小桶散白酒。四爺爺的目的只有一個，勸父親繼續在村裡的小學教書。據父親和叔叔們後來回憶，四爺爺當時的構想，並非只是讓父親繼續當小學老師那麼簡單，他有自己的一套規劃。四爺爺掌握著村裡的行政大權，他希望在學校裡也有一個可靠的子侄，甚至，他似乎也考慮過培養父親當自己的接班人。但這只是似乎。多年村支書的經歷，讓四爺爺養成了獨斷專行的作風，他浸在鄉村權力場裡太多年歲了，以為世界上只有那一套規則才最行得通。在退位之前，他不允許任何人覬覦他腰裡的村委會公章。父親天性又是個性格和善、耳根子軟的人，也幹不了這活兒。於是他並沒有走上鄉村權力之路，他甚至連黨都沒入上。後來，四爺爺退下來，他年輕的助手成了一把手，迅速培植了自己的勢力，一直讓他後悔自己看錯了人。現在，四爺爺的兒子，我的老叔，在和父親及眾兄弟談話時總會帶著遺憾的情緒說，當初四爺爺應該好好培養父親，那樣的話，現在村裡還是我們老劉家掌權，就不會被現在的村官們欺負了。
不知道四爺爺和父親談了什麼，但起了作用，用現在的話說，父親沒hold住，大概也是酒喝多了，答應了下來。他也許沒有想過，自己的這個決定，成了一生的關鍵，從此他再也沒有離開過講臺。其實，他當時並非沒有其他選擇，而且是種田之外的選擇。當年他曾和一群村民搞過一支小建築隊，那還是三十多年前，起重機還遠未成為中國的“國鳥”，建築隊剛剛從四面八方興起，很有發展潛力。後來的年月，在為交不起學費而看到父親犯愁吃苦的時候，我常常會想：如果父親沒教書，而是去做了建築隊，家裡的狀況肯定要好得多吧。我猜他也這麼想過。當然，人生充滿了種種可能，但只有一條路通向現在，它又是不可選擇的。
民辦教師的收入可想而知，每個月不到一百塊錢，常常還要被以各種名目剋扣。有一年期末，父親從學校回來，母親問他今年結了多少工資，他一臉無奈和悲傷：一分錢沒掙，算來算去，竟然還欠了學校兩百多塊錢。為這個，母親許多次勸他放棄這個看起來永遠也轉不了正的工作。他沒放棄，不是什麼偉大的奉獻精神，只是因為教了幾年書之後，他已經不再適應艱苦的農活了，更重要的是，那時候永遠有一個“蘋果”掛在空中誘惑他—轉正，如果有一天他真的能轉正了，不僅每個月的工資可觀，還在身份上成了國家的人。這也是我們一家人渴望的“蘋果”。
或許，我要感謝這一點，正因為他做了教師，多少與單純的農民有所不同，後來才會耗盡力氣供我和弟弟讀書。父親為了教學，訂過一段時間《小學生作文選》之類的刊物，它們成了我最早的文學啟蒙。還有一段時間，父親四處尋找武俠小說，聊以排解農村長而無聊的暗夜，而我卻是這些書實際上的第一個讀者。這種時候，母親又顯示出她對我們寬厚的愛，在其他人家，一個男人不但不種田，還要看閒書，一定會成為家庭矛盾的根源。母親似乎天然地理解父親的苦悶，或者，她本能地覺得這些書自有其價值，幫著父親去搜羅。我記得清清楚楚，讀初中放暑假時，母親趕著驢車去鄉里接我，順便賣糧食。回家的途中，母親把車停在一箇舊書店門口，說：“給你爸買本小說看看。”那本書似乎叫《三傑八俊十二雄》，是一本武俠小說。拿到書的父親很高興。若干年來，每當念及這一幕，我都對母親心懷無限的感激、溫暖和感動。
然而，這些書和書裡的故事，並不能解日子的辛苦。父親是一家之主，他承擔著家庭的壓力，讀初中、高中時，每次回家要錢，都是父親的屈辱日。他常常跑遍整個村子借一兩百塊錢，高利貸，承諾了秋後或者年前還。每到有村人來要債，父親和母親都顯得極為不安，小心翼翼地訴說家裡的困難，讓人家再寬限些時日。更讓我難過的是，他們還努力讓我和弟弟覺得這沒什麼。從那時起，我已經深刻地感覺到了貧窮和它所帶來的屈辱感，那感覺甚至會導向莫名的憤怒。後來再遇見這種時候，我會走掉，不聽不看，假裝不知道。我心想，兒子不在跟前，他們在債主面前或許會少一點內心的負擔。
父親也有過夢想，特別是擺脫貧窮贏得尊敬的夢想。無奈他生在特殊的年代和窮鄉僻壤，他們那代人，在農村沒有任何出路，這種鬱悶，讓他年輕時經常醉酒。他會把偶然在路上遇見的村人拉回家，擺上鹹菜就喝兩盅，喝到有了醉意，就揮動著手臂訴說一些自己的英雄事蹟。酒精成了消解內心苦悶的唯一良藥，也漸漸成為損傷他健康的毒藥。有一回，他醉酒後半夜騎自行車回來，掉在了溝裡，把腿摔斷了。父親在炕上躺了好幾個月，才重新站起來，但那條腿還是留下了老傷，陰天下雨就會痠疼。也許是這次疼痛，讓他徹底放棄了跟自我的抗爭，接受了自己的命運。此後的父親，清晰地看到了自己人生的全部軌跡和重心—供我和弟弟讀書。
父親還在為了轉正而努力，他和一些同樣情況的老師們，三番五次到鄉里的進修學校去學習，買回一堆資料來看。可實際上，在這樣的農村，是沒有真正的學習可言，他們不過是要營造出一種學習的氣氛，以支撐自己繼續教書，繼續相信在一步步向那個目標邁進。然而後來他們真的陸續轉正了，那時候，他已經作為民辦教師幹了快二十年了。不知是旗裡還是鄉里，給他們提供了機會，參加某種考試，合格後，就有可能轉正。那一段時間，母親說他每天都認真學習，這是最後的機會，如果他把握不住，幾十年的付出都將付諸東流。幸運的是，他趕上了末班車，終於成了一名正式的鄉村教師。
轉正後的父親，有了穩定的工資，那時我讀了大學，老弟已經工作，子女基本不再是負擔，他似乎終於從一種長年的無望中解脫，感到生活的樂趣。教書不再是為了轉正所必需的過程，而是越來越成為他自我身份的某種標誌，也是因為生活狀況的好轉，他們這些鄉村教師第一次在鄉村獲得地位。家長們年節時，會請老師們吃吃飯，有一些當年教過的學生回村，也偶爾拎著東西到家裡來看望父親，這時候，他有了一種教書育人的自豪感。
2008年，父親告訴我，村裡的那間小學被合併，他被調到另一個村的學校去了。我從他平淡的語氣裡聽出潛藏的傷感，但卻無法安慰，我自己也陷在童年的學校被撤銷的傷感中。從家裡到他新任職的學校，大概有近十里路，途中要翻過一座小山。那時候，他有了一臺摩托車，便每天騎摩托車上下班。內蒙北部的冬天，非常冷，風大，常有雪，但他只能這樣上下班。這些年，每當我想起父親，腦海裡第一個畫面，就是他騎著摩托車，艱難地行駛在暴風雪中的樣子。
最好的秋天
1999年的某個秋日，我和母親趕著毛驢車從村子後面的玉米地裡往回運玉米秸稈。我和母親到家的時候，父親正和四爺爺家的老叔坐在炕上喝酒，桌子上擺著一盤鹹菜，兩個酒盅。一桶散裝的白酒已經下去了一半。窗戶上的玻璃破了個大洞，塞著一團發黃的報紙，可還是有沙土稀稀落落地吹進來，落在他們面前的鹹菜盤子裡。
“風把玻璃吹壞了。”父親說。然後他們接著喝。與以往不同的是，他們喝得那麼理智而安靜，慢聲細語地談話，我覺察出了這種不同。他們剛剛從林東回來，帶回了我的第一張大學錄取通知書，是內蒙古最差的學校中的一個。我看著那張紙有些厭惡，這和我想要的東西截然不同，截然不同！因此沒有絲毫的興奮。父親和老叔在談論著聽來的有關這所學校的情況，做出種種不會實現的假設。在此之前，我和父親有過口頭約定，即使被這所學校錄取，我也不會去讀。他答應了，我帶著他借來的錢，走進了復讀班。
第二年秋天，我拿到了第二張錄取通知書，是大連的一所學校，專業是會計。我內心仍拒絕去讀這所大學，但是知道家裡已經無力再承擔復讀的費用，只能帶著父親借來的高利貸去上學。一個月後，我帶著被軍訓曬黑的皮膚回到了家裡。我退學了，我不喜歡當會計，那所學校也讓我感到壓抑，它要求大學生上晚自習。但擊潰我心理防線的最後一根稻草，是一個算盤，當班長把嘩啦啦響著的算盤發到我手裡時，我下定了決心，回去種田吧，我不要當什麼勞什子會計。我寧可一輩子扛鋤頭，也不願意一輩子打算盤，事實上，我是不甘心，我總覺得自己值一個更好的未來。
“爸，讓我回去種地吧？”我在電話裡哽咽地說。
父親在那頭沉默著。那時我們家裡不可能裝電話，村裡唯一的電話在鄉村醫生家裡，離我家差不多有半里地。每一次，我必須請求他們去找父母來接電話。我當時無暇想象父親在村人面前聽到兒子要放棄大學回家種田的感受，無暇想象他的沉默中隱藏著多少愛和無奈，我一門心思要回去，回去。
“你在那讀得了，在哪兒不是讀？
“我不想念了，沒意思。”
“那就回來吧。”父親終於說。
我掛上了電話，抬起頭看不到一個人，眼淚流下來，大連的秋風也很冷。
到家之後，父親大概也瞭解我自己內心的壓力，他沒有任何責備，母親一直說：“回來更好，可以幫著我幹活，陪著我過日子。”我確實打算和他們一起在農村過一輩子了，可內心卻仍埋藏著不得志的苦悶，於是就去拼命幹活。冬天已經到了，風更大，我在大門外的糞坑裡清理牛羊糞，這是要在春天做農田肥料的。我站在那裡倒糞，一刻也不歇息，常常被灰塵迷了眼睛，用衣袖揉過之後繼續幹活。走過來一個村民，看到我驚奇地問：“你不是上大學了嗎？怎麼又回來了？”
“沒意思。”我說。這是他永遠都無法理解的事情。我後來才知道自己成了村裡的談資，甚至是笑柄，人們不會理解一個考上大學卻不去讀的人，他們會按照邏輯推理出：老劉家的這個孩子在外面惹事了，要不為啥回來呢？
一個月後，我重新回到學校。之前我找了四爺爺，讓他給我介紹點活幹，四爺爺提了一個，但母親沒有同意。最後，我不知是什麼讓父親決定，送我去再次復讀，做最後一搏。後來的許多時刻，我都會想起自己從大連打給他的那個關於退學的電話。我一遍一遍想象和體驗著他的心情：接到口信，從小學騎著摩托車回村裡，拿起電話，聽見兒子在千里之外的決定。那應該是我最不孝的一件事，用自己的衝動，讓他去承受所有的負擔，即使現在的我證明了當時的決定是無比正確的，它也一樣是兒子對父親的殘忍。
2001年，在經過了第四次高考之後，還是在秋天，不過已經是在另一個世紀了，我終於拿到了北京師範大學的錄取通知書。從高中拿到通知書後，坐著破舊的汽車回家，一路上心都跳得厲害。“媽。我想喝點酒。”剛下車我就說。母親從我的表情和語氣中猜到了好消息，但是她不敢輕易相信，直到我笑了一下，她才放心。我們順便在商店買了幾瓶啤酒回去，一家人坐在蚊子飛繞的燈下喝酒。“幹了。”父親說。我和他碰杯，喝乾了酒。那是一種奇怪的氣氛，似乎不是興奮，而是如釋重負。
父子之間
上大學之前，我和父親的關係一直有些緊張，我們不可能談心。在他面前，我始終保持自己無聲的叛逆。鄉下請人吃飯、喝酒，父親喜歡把我或弟弟叫到酒桌旁，讓我們給客人滿酒，說些勸酒的話。有時候，父親甚至讓我們跪著滿酒以顯示誠意。我聽從了一段時間之後，感覺無論如何接受不了這件事，我不願意成為他的附屬品。有一次，我把酒盅摔在地上，大喊：“我再也不給人滿酒了。”父親有些尷尬，但並沒有生氣。我的反抗，也是因為對喝酒這件事本身的牴觸，大概許多個兒子都體會過面對一個喝醉的父親時的恐懼吧。父親喝醉時，沒有了平日的理智，會胡攪蠻纏，憤怒，將平日積壓心裡的不快發洩出來。我不願承受這怒氣，更不願母親去承受。而且，我也一直討厭鄉村喝酒、逼酒的陋習。我已經無法獲知我把酒盅摔掉時，父親的內心感受，但從那兒之後，他再也不逼著我去滿酒了，這活兒全落在了我弟弟頭上。
我所能記得的，他打過我兩次。第一次，是上學前，我和爺爺奶奶住，有天晚上他喝得醉醺醺地過來，要檢查我的習字本。我給他看了，他覺得我寫的“2”無論如何也不像一隻小鴨子，給了我一耳光。他教我的時候說過：2就像只小鴨子。我鼻子被打出了血，奶奶從外屋端來一盆涼水，讓我蹲在地上洗鼻子。他瞪了一會兒眼睛，氣鼓鼓地走了，什麼也沒說。我看見一滴滴血在水盆裡散開，很茫然的感覺，既恨自己的愚笨，又疑惑他何以如此憤怒。另一次是四年級，他教我們班語文課，叫我起來讀課文，我讀得磕磕絆絆，他氣急了，把我的語文書撕掉，讓我在門口罰站。我站在門口時，看到一條小蛇從石頭縫裡鑽出來，彎彎曲曲地爬到了旁邊的草叢裡。我當時想，你來咬我吧，咬我一口吧。如果我被蛇咬了，父親就不會再覺得我丟了他的臉了。在別人面前，我是多想給他掙個面子。第二天，父親給了我一本新的語文課本，這是他無聲的道歉。
我有些怕父親，很難理解他脾氣為何這麼大，但對於他打我，當然一點也不會記恨。那時候的農村，誰不打孩子呢？我舅舅曾經把表弟掛在樹上，用皮帶抽的。長大後，我想他應該是無比希望從我身上看到他的未來，看到這個家的未來。我真想給他爭臉的，讀高中，終於有一次考取了全年級第一，我在家裡拿著成績單不睡，等著很晚才回來的父親。“爸，我考第一了。”我以為他會誇我，但他冷冷地說：“考一次有什麼用，回回考第一才厲害呢。”我自知沒那麼厲害，趕緊鑽到被子裡去。後來，我常開玩笑和父親提起這些事，母親說：“你兒子記仇呢。”他就笑笑，說：“誰讓他小時候不聽話呢。”
在許多地方，我是他的延續，但這延續到了一定地步，必然會分裂開來，我們的人生，分裂成他的和我的兩部分。或者說，我讀書還不錯，是他所理想的，但我選擇的道路，卻又和他設想的相左，他未曾強迫我遵從他的設想，但我仍能感覺到他淡淡的失望。每一次回家，父親都會帶著遺憾說一句：“你入黨了嗎？”
我說：“沒。”
父親很不理解，他說：“入黨了才有機會提幹。”
“可我不想提幹，更不想從政。”
這時候，父親會帶著點情緒說：“你們這些臭文人，淨假清高。”
其實何止是父親？家族裡的叔叔伯伯和哥哥們，喝完酒坐在炕頭兒閒聊的時候，都會來一句：“你不從政可惜了，唸書唸到這份兒上，就應該從政。”
“就是，當個鄉長、縣長什麼的，我們也好沾沾光，咱們老劉家在這塊兒就沒人敢惹了。”
我會努力去解釋我為什麼不會選擇他們希望的那條路，他們異口同聲地說，你的想法不對，你還是太幼稚了。這是個無法爭論的話題，我可以理解他們的不解，但他們難以明白我的選擇。他們不會想到，正是因為讀書，才讓我知道了自己要過哪種生活。
像所有的中國式父親，他從不善於表達自己的情感。每一次回鄉，母親都會早早地在車站等，而父親則在家門口不遠處的拐角那兒站著；每次離家，母親都親自送上車，而父親則站在離車站不遠的地方，和村人們說著閒話。他就是這樣，永遠不會走到你跟前，可總在不遠處，總在不經意間讓你覺察到他的目光在看著你。因為多年來寫字養成的一種敏感，我漸漸學會從他的電話、短信裡體驗他的內心。給我發短信，他大多數時候用我的曾用名稱呼我，問我吃飯沒有，在做什麼。但是偶爾，他的短信會這麼寫：兒子，幹嘛呢？看到這幾個字，我心裡總會一熱，我知道，這幾個字一定是帶著父親的溫情發送出來的，我珍惜著父子之間難得的柔和姿態。
2010年時，他跟著幾個村民去考駕照，考完試之後，他興奮地給我發了個短信：兒子，老爸一次過了，哈哈。在我的印象裡，這是他第一次自稱“老爸”。在無聲地對峙許多年後，父子之間終於站在了同一個高度上，我們誰也不需要仰視誰，誰也不需要管著誰，我們是兩個我，或兩個他。然而這代價是他老了，我已預見有一天他會變得和孩子一樣脆弱，需要我成為他的依傍，猶如許多年前我需要他那樣。這，就是父子之間的輪迴吧。
前一陣，學校組織他們體檢，他很不情願去，我們不停地說他，他才去了。體檢結果出來了，他成了三高人員，這幾乎是可以預料到的情況。數十年的飲酒、吸菸，加上從年輕時的嗜肉，無肉不歡，和大多數北方人一樣，愛吃鹹菜，口重，都拉昇了這三項指標的數據。為了他的身體，我勸他戒酒，少吃肉，可每一次勸誡又帶著矛盾：我無法判斷，讓父親喝酒吃肉享受日常的快樂和讓他很痛苦地控制飲食以維護健康哪個更好。
三十歲後，我常會想象父親的前半生，並假設自己就是他，來藉以體會他走過的所有道路。路途遙遠，且充滿坎坷，自然也有著暖意和收穫，像在田裡埋下種子，期待它生根發芽，破土長葉，然後去施肥拔草，等待它成熟收割。我不知道自己的想象和他的生活有多少距離，但這些想象，幫助我去更深地走進他的心。
在文字裡，我不該再隱瞞對他的感激與愛，那，就用寫給父親的一首詩，作為結尾吧。
父親
生活把全部重量給你
你卻輕盈
一手夾煙一手端酒
這世人稱頌的毒藥
是你苦難的甘飴
在可數的日出中，我們
一起種田
把禾苗與雜草分開
一起讀書
把詞和詞連起來
當你坐下休息
我的世界就完整了
時光的天平終將傾斜
我落向支點
而你滑去遠方
父親，我愛著你
我愛所有賦予意義的距離
本文選自劉汀《老家》/百花文藝出版社/2017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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