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系2012年初上海講座的錄音整理稿）
大家好，歡迎在座各位。首先講講我研究的領域，還有為什麼能夠到這裡來跟大家就金融問題做交流。
我在財政部的研究所有幾十年的工作經歷。先是在“文革”結束後碰到1977年恢復高考的機會進入大學學習，接著在財政部財科所就讀碩士研究生，留在財科所工作之後就沒有換過地方，中間在職攻讀了博士學位。我在研究過程中一直高度重視理論聯繫實際，因為自己在進大學之前有在農村、部隊和工廠的經歷，還是在社會底層摸爬滾打、有所體驗和領悟的，深知不能把研究搞虛了。到財政研究所定位於研究工作時，我也非常注意跳出財政看財政，因為財政是一個以政府為主體的分配體系，但是一定要運用這個分配體系服務於大社會。最近這幾年的研究興趣也包括在金融方面，受邀參加了在北京、上海兩地經常舉行活動 的“金融 40 人論壇”，和一些學者和金融界的從業人士有了不少的交流。今天我想借這個機會，向在座的各位再做一次請教。在座的有金融家，也有在金融方面已經做了多年研究的研究者，我把自己的一些想法比較直率地做一個彙報，希望能得到大家的批評、指正，我們可以討論互動。我還有一個建議，我在講的過程中，如果在座的各位覺得有問題要提出，不妨寫張紙條遞給我。這算是一個開場白，先把今天基本的想法跟各位說一下，下面就轉入正題。
和上海財經大學老師溝通的時候就提到過，我認為自己在知識儲備上以及在金融的一些相關理論知識方面，是需要向各位請教的，因為畢竟不是在金融方面做系統研究的研究工作者。但是我還是有一個願望，就是願意在力求理論聯繫實際的前提下，從某個對社會生活有重大影響的案例，即溫州前一段時間震動全局的金融鏈斷裂這個事情出發，做一些討論和評判。從現象形態的分析，要進一步引申到理論，如轉軌經濟學、金融深化理論等，不一定很有條理，但是把自己的想法彙報出來以後，經過大家的批評指正，來共同深化在理論聯繫實際視角下對重大現實問題的認識。當然這些認識希望最後能夠引到從不同角度提出對策和建設性的看法。作為政策研究和設計，這方面肯定需要總結很多的啟示。金融家、企業家和研究人士，值得
關注這些事情，提煉出自己的觀點。溫州的前期發展
下面就先把我瞭解的溫州金融鏈斷裂前後的大致情況勾畫一下，可能要說得更早一點——對溫州的關注，我是從20世紀80年代讀完研究生以後開始的，當時這方面的爭論非常激烈。溫州當地的居民更看重的是自由空間，做一些小買賣，辦一些“戴紅帽子”的私人小企業，並發展集貿市場。到了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有很多所謂的“投機倒把”和假冒偽劣問題，但到了20世紀90年代初期，很有意思，那時候還是治理整頓期間，在對溫州的評判方面，正面肯定的聲音出來了。 1991、1992年的時候，我到溫州開了一個研討會，接觸當地的企業家，看看當地企業的現場，覺得已經度過了開始撲朔迷離的紊亂期，已經看出來民間經濟的成長。那時候的紊亂對全國影響最大的是假冒偽劣，比較典型的是低壓電器市場上的假冒偽劣，還有後來的一些假廣告 。那個時候我就注意到，溫州開始校正紊亂和混沌狀態裡一些負面的東西，開始走正道。它在誰也沒有想到的一個山窩子裡，形成了當時亞洲最大的紐扣集散地。低壓電器市場，後來也越來越正規，開始擴展市場佔有率。有些事情一開始要分兩方面說：最早的時候，低壓電器的假冒偽劣現象當然與商業道德水準低有關，但也跟它拿不到計劃控制的銀有關：低壓電器的接觸點是要鍍銀的，但在國家指令性的戰略物資控制之下根本拿不到，那麼就假冒了，採用其他一些類似銀漆那樣的東西，實際使用功能就很差，用了幾次以後，出現功能下降甚至燒壞的情形。而到了那個時候，這些問題基本都過去了。另外，我注意到，在溫州成長髮展過程中，它的融資很有意思，它得不到國家正規金融的支持，靠所謂的搖會、抬會，鄰里之間、親友之間、朋友之間，大家各出一些份子錢，然後抓鬮抽籤，這一期誰抓著這個籤，誰用這筆錢，下一期換一個人，這個錢用起來是滾動著用，放出去、收回來，進而完成某一個階段性生產經營週期的需要。這裡還有潛規則，因為是熟悉的人，不敢過分亂來。但是有一些現象也被人指責，因為熟識人之間的搖會、抬會，後來變成了對社會公眾的非法集資。還有“地下黑錢莊”的說法，有類似銀行業的地下金融。
那個時候因為我們已經認識到中國經濟社會轉軌中和市場化改革裡面，有一個從不規範到規範的過程，某種程度上必須容忍這種不規範的東西。當時對這方面，感覺是應該實事求是地看待由搖會、抬會等看起來很原始的形式生髮出來的融資機制，也包括當時的一些企業組織形式。溫州的企業最開始是個體戶或私營企業，但要戴個“紅帽子”，以後才敢把“紅帽子”摘掉，開始確認自己的私有產權。這個私有產權確定了以後又要發展規模化經營，但是那個時候一下子走不到股份制，就提出要發展股份合作制，這在經濟理論上就有一番爭論了，股份制的規則是一股一票，合作制的規則是一人一票，驢和馬怎樣結合到一起，兩種規則無法兼容，這個矛盾怎麼處理，對這也有很多討論。當時基本的看法還是先要鼓勵這種過渡形式，這是私營經濟升級換代的一個看起來必要的過渡，但是以後它一定會走到規範的形式，最大的可能是股份制這種標準的現代企業制度的形式。果不其然，我們看到凡是做大的企業和全國有一定影響的企業，包括溫州、台州、浙江、長三角經濟強勁增長極區域的許多企業，發展起來之後就都是規範的股權形式了。
這裡說到的溫州前期的發展，當時我們總體上還是正面肯定的，認為在經歷了陣痛和混沌局面以後，可以和我們心目中追求的健康的市場經濟接軌。2000 年以後一段時間，對溫州和浙江已是眾口一詞地讚揚了，如民營經濟發達、縣域經濟發達；國家過去把這邊作為海防前線，沒有投入，但自己形成了一個生態；政府既然不能支持，那麼讓老百姓自己闖、自己試，溫州從最不起眼的收破爛式的小經濟，發展成一個長三角經濟增長極的代表性區域，已形成一片讚揚之聲。
但是再過幾年，我們又開始聽到了一些憂慮的說法，如溫州的實體經濟開始出現空心化，開始發展成一種炒作式的、明顯帶有泡沫性質的運作形式，如溫州炒房團。衝向全國不少地方的溫州炒房團，在受到了房地產調控新政的遏制之後，據說又參與了炒大蒜、炒大豆、炒綠豆等炒作風潮，這對溫州就有一些負面影響，社會上出現了一些負面的評價。
溫州的舊城改造
因為種種原因，後來我沒有做更多的溫州實地調研，在對它的好壞參半的評價中，我仍然堅持認為對溫州實際發展過程中的亮點我們總結得不夠。比如，到現在為止我都認為，對於溫州舊城改造的融資機制，理論界、金融界總結得非常不夠。20 世紀 90 年代初期去溫州的時候，看到老百姓已經富起來了，農民層面已經出現了“龍港農民城”這種形態。但你看一看它的主城區，一片破敗景象，都是非常擁擠的老房子，那時溫州市
政府就是幾排平房，是非常典型的老百姓開始有錢、政府窮、城市改造任務非常艱鉅的局面。我自己覺得很困惑，就是看不出一個溫州怎麼解決舊城改造的清晰的思路。似乎沒有一個出路，政府怎麼拿出錢來架橋修路、改造城市？但沒想到，2011 年之後，我聽到溫州的舊城改造基本完成了，怎麼完成的呢？就是先有頂層規劃，即關於城市區域怎麼改造，政府牽頭將新區和老區一起規劃了以後，落實到各個街道上的鋪面籌資，臨街鋪面都可以向社會招標，民間資本就認這種具體鋪面，比如說臨街的多少平方米商鋪，出的這些錢裡面包括平常商業標準定義所說的租金，實際上一起捆綁了用於舊城改造的資金，等於是集資性質的招投標。整個舊城改造的規劃，是政府控制的，但是舊城改造的資金，主要來自於民間資本的聚沙成塔，靠著這樣一種合資機制，就把這個老城區改造做出來了。這個模式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其他地方仿效呢？我還不敢說，還沒有非常典型的其他城市仿效溫州來做出這樣的舊城改造，但是在某種程度上已經有借鑑價值，已經在所謂公私合作伙伴關係上，有一些創新進展。溫州“跑路潮”
再回到前一段時間所說的“溫州資金鍊斷裂”，這是我們不願意看到的，但是發生了。人們都關注是否溫州發展後勁出了問題。暴露了產業空心化，企業、實體經濟層面上的資金看起來沒有源源不斷地注入把企業做大做強，倒是有很多資金出去炒房、炒綠豆、炒大蒜，最後引致了什麼局面呢？就是 2011 年下半年出現溫州企業家的“跑路潮”。等到這個事情為全社會所知，我注意到金融界的人列了一個清單，就是綜合報紙上公開報道的相關信息，如哪些人失蹤了、哪些人跑掉了、哪些人跳樓了，合在一起簡稱“跑路事件”。比如說，最有代表性的一位姓胡的“眼鏡大王”，他的企業應該在當地是大企業了（在全國的概念上也可能叫中型企業），在資金鍊實在承受不了的情況下，他跑到了美國。既然要斷裂，那麼這些人就要避禍，這些“禍”是多方面的。綜合起來跑了幾十個人。這個失衡怎麼處理？就是“救火式”行為，即
政府領導現場指揮“滅火”。後來姓胡的企業家經政府越洋電話做工作而回來了，產生了示範效應，這個事態也就慢慢平息下來。後來我們到溫州開過一個研討會，正是對金融問題的研討會，溫州當地的人說餘波未平，還有很多問題他們都在想方設法“滅火”，但是“跑路潮”已經平息了下來。這個現象我覺得非常值得我們總結。如果提升到保持總體的經濟社會和諧和可持續發展層面，那麼金融在其中扮演什麼角色？金融怎麼服務實體經濟？聯動機制怎麼考慮？都需要做很多很多的調研、探討和理論昇華。我現在的基本想法是，先從對溫州金融生態的不同態度說起。此前，溫州的金融生態在全國金融生態評比中連續七年是第一名，但最終卻出現了震動全國的、平息起來代價很大的金融鏈斷裂的事情，那麼金融生態還有金融生態指標衡量之下的金融運行，是值得高度評價還是應反思其不值得高度評價？應該以什麼樣的指標體系來把握？不論怎麼複雜，我認為最基本的一點是，看金融對實體經濟發展提供服務的實際效果如何，才是正確的內在評判邏輯和取向。光看指標的漂亮，其實沒有意義。實際上，在溫州金融生態指標評價連續七年第一之時，央行調控的是正規金融，對於溫州轄區之內實體經濟，金融的影響已經非常次要了，因為正規金融在溫州已經被現實生活邊緣化了，溫州實際融資更多依靠的是這種常規金融之外大量的高利貸和次高利貸，這些高利貸成了當地經濟生活裡不可缺少的融資的主導。這種高利貸主導當然同時伴隨著脆弱性，伴隨著導致實體經濟層面困難的屬性。在
泡沫經濟、炒作經濟等不健康狀態之下，獲得這種金融生態評比的第一名，我認為其實是一錢不值的，這是我們考慮金融本源和本能的時候應該有的基本視角。所以從“七年第一”說起，後面的圖景在我的理解之下，人民銀行反覆強調規避風險之下，現應“捅破窗戶紙”首先說清的，是金融生態評比中僅考慮的常規的、健康的這種低利率的金融，實際上在有些區域，特別是在我們經濟增長極 — 經濟發展一度最活躍的長三角溫州這樣的地方，已經被擠到邊緣狀態，已經在實際生活中不起多大作用、至少不起主導局面的作用了，這是我們不得不面對的一個現實。（未完待續）
賈 康 介 紹
第十一屆、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政協經濟委員會委員，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博導，中國財政學會顧問，中國財政學會PPP專業委員會主任 委員，國家發改委PPP專家庫專家委員會成員，北京市等多地人民政府諮詢委員，北京大學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貼。1997年被評為國家百千萬人才工程高層次學術帶頭人。曾受多位中央領導同志邀請座談經濟工作（被媒體稱之為“中南海問策”）。擔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財稅體制改革”專題講解人之一。孫冶方經濟學獎、黃達—蒙代爾經濟學獎和中國軟科學大獎獲得者。國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曾長期擔任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1988年曾入選亨氏基金項目，到美國匹茲堡大學做訪問學者一年。2013年，主編《新供給：經濟學理論的中國創新》，發起成立“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和“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任首任院長、首任秘書長），2015年-2016年與蘇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給經濟學》專著、《
供給側改革：新供給簡明讀本》、以及《中國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獲評中國圖書評論學會和央視的“2016年度中國好書”），2016年出版的《供給側改革十講》被中組部、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和國家圖書館評為全國精品教材。2017年領銜出版《中國住房制度與房地產稅改革》、《新供給：創新發展，攻堅突破》、《構建現代治理基礎：中國財稅體制改革40年》等。根據《中國社會科學評估》公佈的2006～2015年我國哲學社會科學6268種學術期刊700餘萬篇文獻的大數據統計分析，賈康先生的發文量（398篇），總被引頻次（4231次）和總下載頻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綜合指數3429，遙居第一，是經濟學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學者。閱讀更多 賈康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