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康：芻議科研創新的規律與科研生態的構建

（本文發表於《全球化》2018年第5期）

內容提要：基於科研的重要性，本文分析研討科研創新可總結的五個方面的規律性特點，即其革命性作用、巨大的不確定性、共性規律外的個性規律、創新人才的關鍵意義，以及科研突破與“少數服從多數”和官場行政規則的不相容，進而提出了合理構建科研生態的五條基本要領。

關鍵詞：科研創新規律；科研生態

一、關於科研創新的可總結規律

怎樣看待科研創新基本規律，是一個很宏大的題目，而探討它的意義是不言自明的：認識相關規律有利於搞好科研，服務社會。我認為，至少可以從科研實踐經驗中提煉如下幾個稱得上和科研創新有關的規律性特點。

第一，科研創新一旦成功，會產生重大的經濟社會發展的推動作用。這涉及認識科學技術本身的意義。恩格斯《在馬克思墓前的講話》中說明：“在馬克思看來，科學是一種在歷史上起推動作用的、革命的力量”。[1]這個表述，我的理解與鄧小平後來所強調的“第一生產力”，和現在很多企業家所推崇的“顛覆性創新”，其實講的是一個意思。鄧小平在文革中間復出以後，曾經向毛主席說到，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那裡有這麼一個基本認識，科學技術是生產力。毛主席沉吟以後有個回應，說我怎麼沒有這個印象？現在文獻裡沒有看到這兩位領袖人物有繼續的討論，我的解讀是顯然他們思維的方向和重點不一樣，鄧小平特別希望能夠務實地把國民經濟搞上去，而他意識到要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科技的作用是擺在最前列重要位置的，而毛主席思維的框架中是特別強調他的那個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生怕出現所謂唯生產力論，更願意堅持那個階級鬥爭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與人奮鬥其樂無窮。這兩個領袖人物基本思路上的區別對於整個經濟社會的影響，我們已有目共睹。到了上世紀80年代，鄧小平多次強調科學技術的生產力屬性，並在1988年9月間明確提出了“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論述。[2]

回到學理上來說，鄧小平的這個認識是不是可以確立？理論聯繫實際地說，它既有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學說原理層面的支撐，更有大量的反覆發生的實際生活現實的印證。依學術上的解說，什麼叫第一生產力呢？不是在生產力傳統的三要素——勞動力、勞動對象、勞動工具上做加法，加一個第四是科技，不對，傳統三要素的框架上這個科技施加上去，是個乘數，是做乘法，是放大。西方經濟學者提出而被普通接受的全要素生產率和“索洛餘值”，是強調比較容易量化的其他要素貢獻測算以後，多出來的那一塊雖然難以量化，但它裡面一定是科技的作用在主導。[3]這個主導作用是革命性的，是影響整個發展潮流、影響全局的。所以，它是第一的。經濟學上還有個概念，就是科技一旦成為影響社會的推動力量之後，它有“正的外部性”。一個科技成果的應用，在實際生活裡如果從商業利益的角度來說，需要有一定的專利保護期，這種保護期是有利於以物質利益鼓勵創新的，同時它又有限度，一般來說50年是最高限度，50年以後就變成無償使用，即純粹的公共產品。而在此之前，雖然有專利的保護期，其實也不能否定它還有外溢性，帶來了在創新者得到收益的同時，很多方面的經濟和社會生活會受到它的助推，發展得更好，使經濟更繁榮，社會更能夠適合人們對於美好幸福生活的追求。這是首先對科研創新要提到的與它的重要性、意義相關的規律性認識，從而成為我們重視科研的學理依據。

第二，從科研創新實際面對的問題來看，面臨著巨大的不確定性。這是說到它的難度了。科研創新要成功，既需要物質條件的支持，又需要人文環境的“潤物細無聲”式的養護。這種巨大的不確定性可先從基礎理論層面說起。我前些年就注意到有一位中國科學界還是很有成就的老科學家所說的一段話：他說我過去在科學界的貢獻全世界都承認的，是在古地質學領域論證地中海在遠古的時候曾經被蒸乾，後來重新蓄上了水。這套論證全球的科學界都接受了，但是我困惑的是這樣一個研究結果，和現實生活有什麼關係？這一個成果出來了以後，能夠說出來對人類社會的貢獻在什麼地方嗎？他接著說，我還問過丁肇中，你這麼多年孜孜以求去在那個高能物理學方面追求科研創新（當然丁肇中很有活動能力，他遊說各方以後以天文數字的資源，在多少年前就形成了歐洲高能物理粒子加速器的實驗中心），你丁肇中這些年努力形成的結果，包括得了諾貝爾獎這樣的研究成果，一兩句話就可以概括出來了（是他的那個關於物理學基礎理論層面的認識表述），你的這個認識和研究成果對人類社會的作用怎麼體現？丁肇中回答說，我不知道。一個像樣的科研成果能不能出來是不確定的，能夠得出之後這樣的一個科研成果它到底怎麼樣造福於社會公眾，也是不確定的——現在沒有人說得清楚丁的發現到底以後會以什麼樣的機制來造福於人類。但是我們已經看到了，一開始說幾乎全球只有十個左右的人能看懂的愛因斯坦的公式，它造成的對人類社會的影響已世所公認，這個相對論具體的專業上的表述，我只能是按照自己看到的概念照抄，有狹義的和廣義的。狹義相對論直接引出了人類社會的核能時代，而多少年以後，廣義相對論，原來認為是更虛無縹緲的一種理論探索，現在卻跟引力波等等的天文觀察驗證連在一起，越來越成為基礎理論研究的熱點、重點，等等。這種不確定性在實際生活中從基礎理論層面我們已經感受到了：可能有很多基礎理論的發現到現在還默默無聞，還不知道對人類會產生什麼樣的推動作用。

另一個層面，從與互聯網創新相關的開發性、應用性成果來看，我們大家都知道現在的電商已被稱為“風口上的豬”，沒有翅膀也一飛沖天了，這方面科學技術成果的研發應用，在中國本土已經產生了BAT三巨頭又加上京東，但這種“風口上的豬”，成功的旁邊還有很多的失敗者。這些失敗者在我的印象裡，要比這些成功者數量大不知道多少倍。上個世紀90年代初期，我知道北京公主墳環島周圍的寫字樓裡，就有一大批市場一線的企業人士，在努力地跟著互聯網做創新，是直接對市場的，但是那種創新的不確定性，就表現在那時就流行的一句話：這些公司在燒錢，在比著誰能燒出最後一個成功的結果來。我當時去看過，那些場地裡，有的公司已經租了很大的營業面積，是比較標準的一個個的工位，很多員工在裡面工作，在那裡“燒錢”。當時互聯網這個概念之下，創新最領頭的企業叫“瀛海威”，現如今可能很少有人還想得起這個企業的名字了，它的領頭人是一位女性企業家，雖然後來這個瀛海威公司沒有多麼成功，換句話說它在創業之路上與阿里巴巴比顯然是失敗者，但是這位企業帶頭人在業界裡現在仍然很受尊重。大量的失敗者是在馬雲等等成功者的旁邊默默無聞的，他們面對的，就是這個“不確定性”最後的歸結不是成功，而是失敗。當然，這裡面就有一個人文環境方面對他們怎麼養護的問題，涉及的有人格尊嚴問題，以及社會上普遍的、帶有文化特徵的氛圍問題——就是應如何能夠容忍失敗，理解失敗者。不要光是天天稱讚馬雲這樣的成功者一飛沖天，那些在前面試錯、開闢道路的失敗者如果能夠得到比較足夠的人格尊重，得到容忍失敗的相關的機制，從而有可能從頭再來，或爭取史玉柱式的東山再起，對於整個社會的意義可能更大，這是應考慮的第二個角度的規律性特徵。

第三，科研創新在共性規律之外存在明顯的個性規律。科研雖然存在一些共性的規律，比如前面說的兩條都可算共性，但是在不同層面、不同階段，顯然還有明顯不同的個性或者叫做特殊性概念下的規律性內容。基礎理論研究、應用性研究、成果產業化的研發，各個層面上的規律是有個性的，於是就不能一概而論，在打造總體的支持性的科研生態概念之下，那就因此有了進一步的挑戰性任務。現在決策上特別看重的供給側的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的提高，前面的概念是供給側改革，是解決制度環境、制度創新給出科技創新和管理創新空間的問題，跟著的具體實施中間，要設計以形成針對性的（定製化的）內容合成的有效供給體系和機制。這樣一種系統工程式的任務中，需要把各種各樣的個性規律充分考慮，體現在應匹配的政策體系中。顯然，這從原來所討論的“宏觀調控”概念框架來說，簡直是令人望而生畏的任務。宏觀調控概念下，過去被人們所推崇的是總量型的需求管理，是一個很簡潔的認識框架：經濟生活總體而言熱度偏高了，要收縮流動性來向下降溫，反之如果它的狀態表現為低迷了，景氣需要抬升，那麼就要實行刺激政策往上升溫。總量型的調控概括成一句話就是反週期，非常簡潔易懂。但到現在強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時候，光講需求管理總量調控已經不夠的時候，一系列的挑戰性的問題就來了。[4]相關結構問題如此複雜，指標不可通約，怎麼掌握好促使結構合理化的機制，政府和市場在這裡面到底怎麼樣發揮各自應起到的作用，怎麼優化結合，便非常複雜。原來大家都已認同的政府和市場各行其道，井水不犯河水，“讓凱撒的歸凱撒，上帝的歸上帝”，即讓政府的歸政府，市場的歸市場，終於普遍接受了，但現在為什麼要把政府和市場主體又放到一起，以夥伴關係實行合作的機制來從事公共工程、基礎設施、產業新城建設和運營、國土連片開發，並作為一個創新重點呢？這在認識上是個螺旋式上升，又走到不是簡單劃清邊界、井水不犯河水了，要一起在法治化的條件下找到一個可持續的夥伴合作運行機制，提高資源配置績效。這是供給側制度創新、管理創新、融資模式的創新，當然又還伴隨種種技術創新，合在一起成為特定的系統化的供給體系和機制問題。與此類似，科研創新方面從政府為主支持的純基礎理論研究，到更多依靠非政府主體的應用性研究，再到直接面對市場的企業為主的成果產業化研發，要細分的話，還有更多的一些定製化地形成認識與政策設計的必要，這也是一個我們必須認同的要順應複雜規律尋求解決方案的挑戰性問題。

第四，尋求科研創新成功，最可寶貴的關鍵性的資源是創新人才，而這種人才的培養需要友好的科研、教育生態。馮小剛導演的電影《天下無賊》裡有一句名言，21世紀最寶貴的是什麼？是人才。大家現在都認同，真正可求得科研創新成功的，是“關鍵的少數人”，特別是知識價值創造型的領軍人才。往往在他們實現某一領域、某一課題、某一關鍵技術的成功突破之前，在相關的討論場合、科研活動、創新團隊中，是“少數派”，甚至是相當孤立的狀態、很難“合群”的狀態，不受重視也罷，還可能是遭排斥、受打擊的對象。這種最寶貴的“人力資本”，在突破性的科研領域可遇不可求。而且可觀察到的就是，這類重大的突破，它的不確定性落在什麼因素上呢？落在有可能在這方面實現突破的特別的人才身上時，要依靠他們的好奇心、靈感和執著，再加上一定的偶然性（就是他們所說的運氣），生成具有突破性的小概率事件。這個概率之小，可能是越來越收縮，相對容易突破的，前人做得差不多了，現在很難設想還有像愛迪生那樣一生可以有幾千項專利這樣的創新型的人才——當然他主要還是應用層面。要到了基礎理論層面，一生能有一個突破，那就是偉大的科學家。這樣的人才怎麼能得到培育和重視，當然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很現實的問題。中國人現在不斷討論的“錢學森之問”不就是講的這個事情嗎？真正可領軍的可遇不可求的創新型人才，還有後面各個層次上也都非常重要的、在某一個局部、某一個行業這種創新型的骨幹人員，這些最寶貴的人力資本，到底怎麼樣能夠培養出來、生長起來？人才的重要性及其產生機制，是與科研相關的一個非常明顯的規律性問題的組成部分。能夠為創新突破領軍的大師級人才，讓其湧現出來，就要具備適應這種極小概率事件的所謂科研生態——這個概念是一個挺形象化的說法。有了這樣的一種適宜的科研生態，未必就能夠確定地說，在多長時間之內就產生大師，但反過來講，不具備基本的科研生態，就一定沒有產生或者找到能夠“為我所用”的這種領軍人才的可能性。所謂啟發式的教育，思想的自由，環境的包容，都是必要的前提條件。從一個社會講，不論它的絕對規模大還是小，對這個科研生態肯定是可以大體上來做一個評價的：在中國古代有為人們所稱道的四大發明之後，必須承認到了工業革命這個階段上，我們是在科研創新方面落在了工業革命成功國家的後面，而且甩下來相當大的距離——我們是明顯落伍了。這裡面落伍的原因又對應於“李約瑟之謎”，眾說紛紜，但和我們過去這個所謂“東方專制主義”的國度裡對於創新型人才不能夠提供適宜的科研生態，是不是有關？我的回答是肯定的，肯定與此是有內在關聯的。科舉制度，可以說它有正面的一些東西，但它主要是對應現在所說的文科，在社會也必須匹配的理工科方面，它基本沒有什麼像樣的環境和機制，整個社會“學而優則仕”，主要就是走八股文、科舉之路來“優則仕”，來實行上升通道上的激勵。再加上其他各種各樣不適合創新人才創新發展的因素，導致近現代中國科技創新的明顯落後。延續到1949年後的階段，傳統體制之下我們不能說沒有改進，但改進有限，建國初的院系合併決非成功，後來還有荒唐的取消高考。到改革開放開始前，恢復高考是某種意義上的巨大進步，但是這個高考軌道上，從第一次恢復高考時以5%不到的成功率上大學，到現在已經達到75%即3/4的人參加高考以後就能夠上大學，提升到了這種程度，同時卻已更多地面對著高考負面的問題。被人們普遍指責的應試教育——從幼兒園開始就準備應試，一直到上大學，學習者思想上的那些創造性潛力已經在前面的過程中間磨掉了，在某種意義上講，更痛惜一點兒的說法，他們的潛能已經被毀掉了，然而整個中國社會面對於此，還無可奈何，十分糾結。這些情況都很現實地擺在我們面前。

第五，科研突破和“少數服從多數”、和官場行政規則，是水火不相容的，但是科研主體相對於後者的氣場和力量，一定是很弱勢的。個別的領域裡，在非常惡劣的條件下也有創新成就，比如文革剛要開始之前陳景潤就有了他的那個數學上的“1+1”，是後來徐遲的《哥德巴赫猜想》專門描寫過併產生了全社會轟動效應的那樣一個數學上的認識突破。當時是很偶然地它有了一個文革風暴驟起前文字上的發表，結果國外知道了，到了鄧小平復出以後，鄧小平特別肯定這是世界上有影響的貢獻，但是當時陳景潤已經到了什麼狀態了呢？在科學院宿舍的一個小拐角廁所內蝸居著，如果沒有鄧小平和胡耀邦等的干預，他可能活不了兩年了，身體已經一塌糊塗，他在種種壓力下還曾經出過一些極端的行為(依我看到材料，當時他還曾經要尋短見等等)，當年從概率上來說這種人再要冒尖幾乎就是不可能的了，如沒有高層干預，其他的一些配待遇的事情更不用說。到了這些年，我們科研的環境已經大大改善了，已經有了這麼多進步，但是實話實說，這幾年一線科研創新人員碰到的苦惱是什麼？李克強總理為什麼反覆批評，要求一定要消除科研領域裡的繁文縟節？那當然是有所指的。在十八大以後出了八項規定，2014年，政協俞正聲主席就明確地說，不要把八項規定裡用來約束官員的這樣一些規則，簡單地套用到知識分子頭上去，卻不幸而言中，2015年之後依照官本位、行政化規則的這種套用，曾經大行其道，幾乎包括所有的工作系統，還有高校等等對應的部門，幾個部委不約而同地說要迎接巡視組進駐，先要自查自糾，結果幾乎一夜之間調動起公權管理環節上的力量，跟知識分子過不去，開始“加強管理”。種種帶有荒唐跡象的加強管理，克強總理都實在看不下去了，批評了若干次“繁文縟節”以後，他在2016年到北大清華去調研視察的座談中，在公眾場合直截了當發問：教授、研究員出去坐高鐵只能坐二等座，坐飛機只能是經濟艙，這都是什麼規定？在場的官員當時都不敢出聲，但實際生活中這些規定可是大行其道的——是按照行政規則，你如果沒有行政上的司局級待遇，哪怕是用自己承包性質的橫向課題的經費，出去坐高鐵就只能坐二等座，一等座是不許坐的，所有的國內活動你如果不是副部級待遇，飛機就是經濟艙，休想坐公務艙。過去幾年沒有這麼嚴格規定的時候，一些橫向課題裡面的票據已經報銷了，怎麼辦呢？要往回追溯，原來坐的那些一等座、公務艙，高過規定等級的那塊已經報銷的費用，讓你退賠，要退出來，做得非常嚴格。作為當時迎接巡視組進駐之前的這樣一種運動式的限時完成的任務，還有很多細化的東西：高校裡盛行的是把橫向課題報銷單據往前翻，每一張報銷的餐票上，要讓課題負責人一一註明這是和誰吃的飯，張三李四，那意思就是可以去對質的，然後以人均50元封頂，超過50元的要退回，市內交通費一天80元封頂，從市內打個車到首都機場100元，80元以上部分已經報銷的，要退出來。高校系主任以上，科研事業單位副處級以上，所有這些人員擔任獨立董事拿到的薪酬，要全部吐出來。清華經管學院院長錢穎一教授，著名的海歸學者，他前幾年擔任獨立董事拿的薪酬可能不在少數，二話不說要退出，那些不那麼著名的人士也一樣啊，據說限時完成退款逼得高校一些人只有賣房才能退得上了。在這種壓力之下可想而知，中央現階段重申的傳統體制下就講科研人員應該有5/6以上的時間專心用於做科研，怎麼可能做得到？當時高校裡很多的課題負責人要派自己的研究生、學生在教務處的樓道里徹夜排隊，去處理報銷問題，要寫很多的思想認識彙報，要檢查自己的錯誤，做各種各樣的表態，要接受各種各樣的壓力，哪還有一點黨的知識分子政策的人文關懷的氛圍？就是要讓這些人好好地接受管理。大家也可設想一下，海外科研人才中有潛在的可能走錢穎一之路的人士，如聽到錢教授的這種情況，會作何感想？以我的知識面，不提焚書坑儒和政治上的文字獄，中國曆朝歷代對於知識分子在經濟上怕是沒有這樣刻薄過。

李克強總理有了這方面的察覺之後，在2016年的上半年，有國辦專門發出的關於優化學術環境的文件，非常明確地要求不能拿官本位行政化這一套東西去套科研人員和知識分子，但下文後誰都不動。後來看到社科界網站、新華網等網站上，又再次全文重發這個文件，再往後跟著的就是前面提到的北大、清華座談上總理直截了當質問這都是什麼規定。當時噤若寒蟬的官員，聽說回去以後在底下嘀咕“這又不是我們一個部定的”——確實不是一個部定的，但這是中國現在官場環境中的一個現實，它怎麼在幾個部委間不約而同地形成了局面呢？很值得進一步深入分析。這種官場行政規則套到科研領域來，它一定是嚴重打擊科研人員積極性的。那時候已經知道，在2016年普遍的說法，就是這些學術帶頭人講能不做的課題我就不做了，包括橫向課題我也不沾了，惹那些麻煩幹嘛呢？這裡面不光是物質層面的問題，它更有一個知識分子自己感受到的人格尊嚴的問題，等等。著名的社科院餘永定教授已白髮蒼蒼，參加政協活動坐飛機不能坐公務艙，他說我自己出錢升艙可以了吧，回答是機票要經過政府採購程序，自己出錢也不可以，他生氣地說是不是我乾脆不去了？知識分子所受到的刻薄待遇，可見一斑。

到了2016年的下半年，除了國務院的文件外，大家最值得看重的是中辦、國辦又聯合發出《關於實行以增加知識價值為導向分配政策的若干意見》，就是要糾偏，要為這些科研創新一線的人員解決他們所苦惱的問題，而且明確地要求這個文件下發以後，在2016年年底，有關部門要推出相關的實施細則。很遺憾，現在已經2017年下半年了，細則還沒出來。在中國現時的條件下，關鍵的一點在於，這個問題要得到真正解決，必須有審計和紀檢部門的認定。這就是中國現實的特定製約。而這種情況在硅谷，是完全無法想象會發生的。

二、關於“科研生態”合理構建基本要領的探討

如果從正面考慮“科研生態”構建的基本要領，是可以強調這樣幾條。

第一，鼓勵、支持創新主體（這裡是講的自然人）以好奇心和科研情結、奮鬥精神去面對巨大的不確定性。前面已提到一些例子，面對不確定性這方面，要給予科研創新者以理解和鼓勵。這裡還可提一下屠呦呦的例子，她的突破還是在文革期間，就是依據古代文獻裡那麼一條線索，結果經過幾百次實驗，終於把青蒿素的有效成分萃取成功。幾十年以後，美國人通過全面調查，認定與這個挽救千百萬人生命的成果相關的最關鍵的貢獻應該歸於她——大家知道中國的科學界還很難適應這樣的說法，集體努力的結果，怎麼大獎就歸了她一個人了？但最後也順應了這樣一個國際上的認定規則，國外一直得到諾貝爾獎，後來國內她也有了國家最高級的科研大獎。這種對於自然人的關懷和鼓勵，對於成功者給予這樣的獎勵，是樹立標杆和導向，但在成功的前面，一定要特別理解、關照他們那種跟一般人不同的好奇心和科研情結、奮鬥精神結合在一起的努力。這是科研生態中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特點。特別是對於那些不成功者，也要給予他們作為探路者、試路者的必要肯定與人文關懷，尤其是在基礎理論研究領域和新技術成果應用的開拓領域，應形成充分寬容失敗的社會氛圍，政府做“不動聲色”、“潤物細無聲”的引導與扶助。

第二，政府主體方面的關鍵性支持作用，應該處理為以包蘊人文關懷和物質支持的制度和政策，來分類地支持不同的科研創新活動。比如對基礎理論研究怎麼支持？多年前業務管理部門已認識到基礎理論研究領域，很多東西沒法拿出一個像模像樣的成功成果認定，那麼應匹配上什麼樣的激勵？國家的資金有限，到底支持什麼項目、不支持什麼項目，就都得摸索，而這個摸索中的要領，確實很難一兩句話說得清楚，即使依靠現有比較靠前沿的科學家們的問卷打分，那也可能出現這些人的思想跟不上少數人創新點的情況，問卷打分的結果是把真正有潛力創新的項目支持否定掉了——但這方面可能沒有更好辦法，這個領域裡總得制定可操作的經費支持和使用的規則。到了成果轉化推廣應用裡面，相對而言怎麼支持，那個機制就好做一些，現在已經有事前、事中、事後政府支持規則的較多探討和值得肯定的一些進展。

如僅從“事後”看，除早就有了比較成熟經驗的知識產權保護、專利制度之外，還有股權激勵等等，現在中央已經全面認可，包括現在科研單位人員怎樣可以在保持自己單位正式身份的同時，去參加創業創新的市場活動，都有權威的文件指導。這裡面當然要匹配上到了成果轉化、市場化應用環節上的專利這種“天才之火澆上利益之油”的經驗，中國主要就是怎麼樣依法使之貫徹落實、有效執行的問題了。再往後端，政府要以財政貼息、政策性信用擔保、研發投入的所得稅抵扣優惠、產業引導基金等等這些機制去支持成果轉化應用環節上的創新發展。

第三，從企業這個角度上，應鼓勵企業家們充分發揮與科技創新相關的冒險精神，敢於大膽試大膽闖，還要有相適應的機制。對這樣的膽識和獨特的企業文化，社會各方應當給予理解。應該講企業家也註定是帶有明顯不同於常人特點的一類人，其實他們如果從某個階段上已經取得的財富來說，完全沒有必要再費那麼多心思、再做那麼多的努力——被人們所肯定的企業家，一定是走到一定階段以後，他已經完全不再考慮現在拿到的這些財富可以養我多少輩子了，他是有更升級的追求的，而這裡面的冒險精神、闖勁兒、大膽去實驗的事情，在前面說到的互聯網創新等方面的例子中，是與之一致的，都在“燒錢”，但是其中可能由於有些運氣因素或有些特定的技術路線上的不同，一個一飛沖天，一個歸於失敗。需要有相關的管理方面的一些機制，使這種試、闖的空間更開闊些。比如現在全中國大家都認可離不開的微信，李克強總理在說“鼓勵創新就要審慎包容”時，專門提到幾年前討論微信的時候，有一派意見就說它的弊病明顯，會出這樣那樣的毛病和漏洞，但克強總理的態度，是不能把這個微信一下掐死，要給出一定的空間在讓他發展之中再觀察。到了現在，誰敢說微信就十全十美？它可能還給某些方面帶來一些挑戰和困擾，但是沒有人敢說現在可以把微信否定掉了。對於整個經濟社會生活發展過程中，要有允許企業家去冒險探索的彈性空間，其重要性在微信等事例上可以體會。同時，確實也有機制上的差別。據瞭解，微信這個技術最早是中國移動掌握的“飛信”，但是作為國有企業它沒有運行機制中間那個“燒錢”的多大可能性。體制內的辦法是你動一動都要層層審批，“燒錢”如不成功責任誰來負？顧慮重重，很難批准，但它沒有這個燒錢機制就做不大。另外一個現在風生水起的快遞業，順豐也是一飛沖天，但是最早在這個領域裡捷足先登的，可是體制內中國郵政的那個EMS特快專遞，但是它也沒能做得很大。至於說風投、創投、天使投，為什麼不適合由政府做？就是機制問題。風投、創投、天使投是內在於硅谷經驗的，它的有限責任和它的比較優勢，實話實說，是國有企業體制內這套制約之下學不來的。特別是硅谷很難設想能有咱們前兩年出現的這樣一種公權在手、說一不二的力量去管知識分子橫向課題經費怎麼報銷的那麼多細節，這就是高下之分。中國做得這麼起勁兒的東西，在那邊想都不要想，不可能。在對於企業家、對於創新者的寬容方面，其實有些事情很簡單，硅谷表面上看不到政府有多少作用，但這就是它的人文關懷的一種大格局，就是它符合科研規律方面我們必須注重的經驗。沒必要貼什麼標籤，就是一個和科研規律是不是能對接的環境問題。當然後面涉及全社會，要以文化和輿論的包容性，來寬容、理解、消化失敗衝擊，使試錯可持續和比較積極。

第四，社會上的科研生態建設除了應形成寬容失敗的氛圍與“有限責任”等規則之外，公益性基金會的多樣化支持十分值得重視和發展起來。許多不適合或難以做到由政府直接支持的基礎性研究、風險型開發研究項目，多樣化的公益性基金會卻有可能提供支持資金來源。這個政府、企業之外的第三部門，在美國早就做得相當大了，在中國亟應重視和培育，促其健康發展起來。

國際上可給我們啟發的另外一些案例在此不擬更多展開，比如工業革命，應注重瓦特發明蒸汽機引出的成功可是有一系列各種各樣的社會配套條件的，包括這項發明以後怎麼樣能得到規模化的應用，沒有當時的產權保護制度和法律規範的配套條件，沒有制度環境這種適宜的“科研生態”，是不可能演變成為工業革命的成功的（可參閱賈康、蘇京春《中國的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一書。[5]“硅谷的故事”前面已說到，高下之分其實是在潤物細無聲這樣的比較之下，我們才能夠理解。

最後可作為第五條的，是我願再次強調：改革的攻堅克難對於構建好的科研生態至關重要。

科研事業單位體制改革，一個很難做的要點是去行政化的問題，談了多少年，這一輪科技改革又在談，目前出各種各樣的政策，但改來改去，行政化的東西不是少了，感覺更多了。直率地講，是一個比較簡明的事情，就是科研單位怎麼樣符合原來所提事業單位改革的大方向？這個改革推進過程中間，落入了“說一套做一套”的狀態。當年有非常明確的文件下達，要求體制內科研單位、事業單位，以三年為期要完成改革，基本原則就是去行政化，要一直走到取消行政級別，與社會需要接軌，人員可進可出可上可下。但後來呢？文件要求的這一套完全沒有兌現，一直到現在，是越來越嚴格地按照官僚機構來管理體制內的科研單位了。既然說一套做一套，就沒有什麼可討論的空間了。

所以，我們現在寄希望於在十九大之後能夠把十八屆三中全會關於配套改革裡所有值得肯定的頂層設計作為基礎，進一步給出實質性衝破現在的既得利益阻力、深化改革這方面的全盤指導，實質性地搞好科研事業單位和高校的改革，使科研人員真正能夠得到好的科研生態環境去實現他們的人生價值，貢獻於中國的現代化和人類社會進步。

主要參考文獻：

[1]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 《1988年9月5日，鄧小平提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科普中國，新華網。

[3] 彭鵬、賈康：《從新供給視角重新梳理和解讀全要素生產率》，《財政科學》2016年第3期。

[4] 賈康《供給側改革十講》，東方出版中心，2016年。

[5] 賈康、蘇京春：《中國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信出版集團2016年。

[6] 吳敬璉：《制度高於技術——論發展我國高新科技產業》，《決策諮詢》1999年第4期。

賈 康 介 紹

第十一屆、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政協經濟委員會委員，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博導，中國財政學會顧問，中國財政學會PPP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國家發改委PPP專家庫專家委員會成員，北京市等多地人民政府諮詢委員，北京大學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貼。1997年被評為國家百千萬人才工程高層次學術帶頭人。多次受朱鎔基、溫家寶、胡錦濤和李克強等中央領導同志之邀座談經濟工作（被媒體稱之為“中南海問策”）。擔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財稅體制改革”專題講解人之一。孫冶方經濟學獎、黃達—蒙代爾經濟學獎和中國軟科學大獎獲得者。國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曾長期擔任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1988年曾入選亨氏基金項目，到美國匹茲堡大學做訪問學者一年。2013年，主編《新供給：經濟學理論的中國創新》，發起成立“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和“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任首任院長、首任秘書長），2015年-2016年與蘇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給經濟學》專著、《供給側改革：新供給簡明讀本》、以及《中國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獲評中國圖書評論學會和央視的“2016年度中國好書”），2016年出版的《供給側改革十講》被中組部、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和國家圖書館評為全國精品教材。2017年領銜出版《中國住房制度與房地產稅改革》、《新供給：創新發展，攻堅突破》、《構建現代治理基礎：中國財稅體制改革40年》等。根據《中國社會科學評估》公佈的2006～2015年我國哲學社會科學6268種學術期刊700餘萬篇文獻的大數據統計分析，賈康先生的發文量（398篇），總被引頻次（4231次）和總下載頻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綜合指數3429，遙居第一，是經濟學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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