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據支持：遠川研究
2015年11月，一家在納斯達克上市的美國醫藥公司KaloBios（凱羅生物），股價在短短的一個星期內，就神奇地從0.44美元飆漲到39.5美元， 足足漲了88倍，而背後的上漲原因則更神奇：一位號稱全美最討厭的人（Most hated man in America），要成為這家公司的新主人。
這位美國人民眼裡的過街老鼠，名字叫做馬丁•什克雷利(Martin Shkreli)，是一名華爾街的對沖基金經理。他之所以成為點石成金的股神，在於他曾經幹過一件臭名昭著的事情：買下生產獨家藥品的醫藥上市公司，然後大幅度提升藥價，賺取令人咋舌的暴利。
例如在2015年2月，Martin Shkreli旗下的圖靈製藥，買下了用於治療弓形蟲感染的藥物達拉匹林（Daraprim），然後迅速將價格從13.5美元一片漲到了750美元一片，漲幅高達55倍。要知道，此藥在印度只賣0.04美金一片，澳洲只賣0.18美金一片，因此Shkreli 的行徑在美國激起軒然大波。
達拉匹林這個藥物的專利早在1953年就已過期，整個美國只有Shkreli的圖靈製藥能夠生產銷售。其他醫藥公司雖然可以仿製，但不僅要投入昂貴的研發費用，而且光FDA審批就要36-48個月，圖靈製藥更是通過管制發售的方式來阻止其他公司仿製。因此，消費者對漲價行為毫無辦法。
美國輿論界只能對Shkreli展開口誅筆伐，甚至連希拉里參與其中，掀起了全美對黑心醫藥資本家鬥私批修的大討論。不過Shkreli對鋪天蓋地的罵聲無動於衷，在被美國國會傳喚詢問漲價行為時，他援引憲法第五修正案，躲在法律的擋箭牌後，拒絕回答任何問題，並頻繁做出如下欠揍的表情：
這種自絕於人民的行為，雖然被美國人民唾棄和不齒，但卻受到投資者的追捧。2015年11月，Shkreli再接再厲，買下了醫藥公司KaloBios部分股權，這家公司擁有治療美洲錐蟲病的藥物Benznidazole，投資者期望新老闆複製漲價55倍的壯舉，這才有了本文開頭股價一週漲88倍的神話。
晉升為妖股的KaloBios公司在研產品中，還有一種藥物叫做Lenzilumab，是用於治療慢性單核細胞白血病（CMML）。兩年半後，這類稀有的白血病，跟“逐利無良的醫藥資本家”一起，伴隨著《我不是藥神》的熱映，一起登上了大洋彼岸中國的輿論風暴中心。
2002年，34歲的江蘇無錫人陸勇，被確診為慢性粒細胞白血病（CML），從此命運掉頭急轉。進口抗癌藥格列衛價格昂貴，一年醫藥花費就高達30萬元，頗有家底的陸勇也無法承受，他後來大量購買價格低廉的印度版格列衛，並廣泛為其他病友代購。這段故事改編進了電影《我不是藥神》，在酷夏七月燃爆了全國。
主演徐錚在大一時，父親因為癌症去世，自己感到無能為力，開始大量脫髮。而在這部電影中，面對患癌的朋友，歷來不會拍哭戲的他數次留下熱淚。當然，屏幕的觀眾，無論是有淚不輕彈的男人，還是塗著昂貴粉底的女人，哭得比徐錚更兇，尤其是聽到替走私藥辯護的阿姨那句話：“領導，我不想死，我想活著。”
在醫療這種往往問題無解的領域，一個可供所有人攻擊和唾棄的靶子，是剛需。在美國，Martin Shkreli自己作死般的表演，成為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在中國，電影《我不是藥神》為了劇情和衝突的需要，半虛構了一家“瑞士諾瓦公司”，也樹立起了一個供觀眾宣洩情緒的靶子。
但電影如此樹立靶子是否合理，爭論同樣激烈。來自醫藥行業的從業人員和投資者，幾乎全部都在為創新藥的制度辯護，“一顆藥賣幾萬塊，是因為你買到的是第二顆，第一顆賣幾億”這段話更是廣泛流傳；而被調動了情緒的普羅大眾，則往往站在窮人和尊嚴的角度上，抨擊醫藥公司的逐利，呼籲更多的人道關懷。
資本與道德，標靶與真相，股神與藥神，這些比電影本身還要精彩的行業故事，便是我們這篇文章的主要內容。按照本公號的老習慣，文章分成四個部分：
1. 原研與仿製：美國的平衡術
2. 窮國與富國：搭便車的印度
3. 優勢與劣勢：國內仿製現狀
4. 藥神與財神：中國創新之路
下面進入正文部分。
1. 原研與仿製：美國的平衡術
1957年，西德格蘭泰公司研製出一種治療孕婦嘔吐的暢銷藥，名字叫做“反應停”，成為歐洲的暢銷藥。1960年，美國梅里爾公司向FDA（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提交了申請，準備將該藥引入美國。梅里爾公司本來以為申請只是走個過場，卻沒想到，一位叫做凱爾西（Frances Kelsey）的審批員，卻認為提交的數據不能證明藥物安全，遲遲不予批准。
彼時的美國FDA，只有7名全職醫生和4名兼職醫生來審查藥物，監管職能遠不如今天這樣強大。因此，不少人批評凱爾西“拿著雞毛當令箭”，尤其一些飽受嘔吐困擾的準媽媽們。然而，次年12月，反應停被證實會造成嬰兒四肢發育不全，歐洲輿論一片大譁，將毒藥擋在國門之外的凱爾西一戰成名，成為美國人心目中的英雄。
肯尼迪為Kelsey頒發勳章，1962年
反應停事件，使FDA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權力，人員規模急速擴張。1962 年，國會正式通過了《Kefauver-Harris藥品修正案》，大大提升了藥品的審批門檻，要求提供更久更廣的臨床數據（從研發到臨床通過需要10年左右）、更多樣的評價指標，即便是仿製藥，也一視同仁，這也導致製藥公司的研發成本不斷提升。
到了1983年，Bolar公司在羅氏藥業一款原創藥專利到期前，先進行研究試驗，結果被法院判定侵權。這成為了壓倒仿製藥公司的最後一根稻草。第二年，專利到期的原研藥中只有35%的品種被仿製，被成本和監管嚇破膽的仿製藥公司用腳投票，超過150種原研藥在專利到期後卻無人仿製。
在整個80年代，三朵烏雲籠罩著美國醫療行業：高昂的藥價令醫保嚴重資金吃緊、低廉的利潤削弱了製藥企業積極性、短缺的藥物令患者發病死亡率提高。如何既能鼓勵藥企研發出“安全又有效”的藥物，又能讓老百姓買得起這些昂貴的藥物，成了美國政府亟需解決的困境。
危難時刻，美國國會的議員們並沒有像《紙牌屋》裡那樣沉醉於黨爭，而是挺身而出獻計獻策。在1984年，議員Hatch和Waxman提出了《藥品價格競爭與專利補償法》( Hatch-Waxman Act)，後來被證明為醫藥史上最偉大的法案之一，核心就是一句話：提升原創藥賺錢高度，降低仿製藥入市門檻。
國會議員Henry Waxman和參議員Orrin Hatch
一方面，該方案簡化原創藥申請流程，推出了專利連接制度，包括專利期延長，市場獨佔等條款，提升了原創藥成功後的賺錢高度。另一方面，法案調整仿製藥認證標準，降低研發和入市的時間和費用，提升了仿製藥成功賺錢的概率。兩句大白話，就是：敢冒險的吃肉，會跟風的喝湯。
為了鼓勵仿製藥公司前來喝湯，FDA在之後的幾年又建立完善PIV專利挑戰制度。簡單說就是允許仿製藥公司在原研藥專利期就可以對其進行專利挑戰，首先挑戰成功的仿製藥（首仿藥）將會獲得180天的市場獨佔期（其他仿製藥不能上市），而且可以以原研藥50~80%的價格銷售。
這樣的制度設計，讓首仿藥變成了一門“投資少、風險低、時間短、利潤高”的好生意，原本沒什麼積極性的仿製藥公司們蜂擁而至，紛紛來搶頭啖湯。從1995年開始，受專利挑戰的原研藥比例飆升，從9%提高到2012年的81%，上市時間也從18.7年縮減不足7年。
因此，1984年成為美國仿製藥的“元年”，整個行業一掃之前的低迷和陰霾，進入高速發展階段。仿製藥佔處方藥的比例，從1981年的10%左右，飆升到2013年的86%。由於價格相對原研藥便宜很多，仿製藥每年為美國節省了巨大的醫療費用。
到了2015年，美國醫藥行業呈現出：原研藥公司和仿製藥公司都蓬勃繁榮的局面。在全球上市的5000多種原創藥中，有3400餘種來自美國，佔比從1984年的10%提升至現在的65%，輝瑞、強生等多家公司也牢據全球製藥十大榜單。更重要的，國民癌症發病率、死亡率也在持續降低。
這些驚人的變化，都要歸功於美國在原創藥和仿製藥之間的平衡術。
法案廣受歡迎，但有個副作用，就是原創藥專利到期後的“專利懸崖”。例如原創藥波立維在2012年專利到期後，仿製藥價格僅為原價的1/40，導致公司銷售收入大幅下降，從99億美元將至52億美元，次年僅剩25億美元。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就是：把專利覆蓋市場擴展到全球，讓原創藥在保護期能夠賺全世界的錢。
於是，在1986年的關稅貿易“烏拉圭回合”談判中，美國強行將知識產權塞入了進來。起初這個議案被認為是胡攪蠻纏，成為眾矢之的，但很快，擁有拜耳、葛蘭素史克等製藥巨頭的歐洲共同體，轉為默不作聲。最終，知識產權保護成為全球貿易的重要規則，為美國打開了第三世界的市場大門，也為第三世界的發展安置了一個難以逾越的障礙。
但對於窮國來說，你有你的張良計，我有我的過牆梯。擅長在火車上開掛的印度，就在搭富國便車這一課題上，趟出了一條別人難以複製的路。
2. 富國與窮國：搭便車的印度
1954年，曾幫助中國抗戰的印度總理尼赫魯訪華，圓了他15年的夢想。在他乘坐著敞篷車從機場來到賓館時，上萬人夾道歡迎。這次考察讓他對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大為感嘆，不禁在想，中印同為由殖民地轉化而來的國家，都存在人口多、底子薄的問題，中國道路很值得印度學習。
於是，回國之後尼赫魯就定調，印度經濟政策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類型社會”。為之奮鬥十年之後，尼赫魯遺憾離世，將“沒有窮困、疾病與愚昧的社會”的奮鬥目標，和“乞求與哀鳴不能從英國得到任何東西”的獨立信念，留給了他的女兒—被稱為“印度鐵娘子”的英迪拉·甘地。
英迪拉不久便繼承父業，上任後便選擇向“疾病開刀”。當時印度採用的是英系專利法，對原創藥具有很強的保護，因此印度99%以上的藥品專利和近90%的藥品供應，都由跨國製藥企業控制。美國人都叫苦的藥價，印度患者自然無力購買，只能在信仰的慰藉中等死。對此，英迪拉大為不滿，怒斥道：醫療發明，將不設專利權，生死之間不能牟利。”
英迪拉·甘地，印度的鐵娘子
因此，1970年，英迪拉政府便修改了《專利法》，藥品不具有專利，僅對生產工藝進行保護。這意味著不需要等待專利過期、不需要化學分子研發，只要簡單修改工藝，仿製藥就可以銷售。這導致歐美政府和跨國藥企大為不滿，威逼利誘，但英迪拉不為所動，反而相繼出臺了限制外資藥企投資比例、限制藥價等多部法案。
這給本國的製藥公司，以及數以億計的印度窮苦老百姓，和患病群眾，撐起了一把鐵保護傘。而印度企業也格外爭氣，其中最典型的代表當屬印度傳奇公司Ranbaxy laboratories（蘭伯西實驗室）。
1952年，印度商人辛格收購一家藥品代理公司，隨後更名為蘭伯西實驗室。1960年，辛格發現羅氏公司旗下一款藥品沒有在印度註冊，於是設立工廠鑽研生產技術，並在1968年從匈牙利獲得了原料藥，次年以本土品牌推出市場，大獲成功，讓世界知道，印度會做的不只有飛餅。
蘭伯西實驗室，Gurgaon，印度
1970年甘地夫人的新專利法頒佈後，蘭伯西更是如魚得水。然而，辛格並沒有停留在低端藥品的仿製上，反而將利潤投向研發，“建立仿製工藝的研發和創新能力；還要建立起向上整合產業鏈的能力，既要有向上遊建立原料藥的仿製生產的能力，又要有向下遊擴展藥品製劑生產的能力。”
1988年，蘭伯西公司計劃進軍美國市場，瞄準了禮來公司即將在1992年失效的頭孢黴菌素專利，希望在專利到期後，就迅速將仿製藥上市銷售。這個項目難度非常大，頭孢黴菌素極不穩定，又具有危險性，而禮來公司對60多種生產工藝進行了註冊，仿製可能性幾乎為零，羅氏藥業等國家大公司嘗試多次，均鎩羽而歸。
然而，經過一輪輪的反向工程、一次次的艱難試錯，歷時三年，蘭伯西發現了可以控制黴菌素生產的7個步驟，終於用新的工藝生產出了頭孢克羅，一戰功成。後來禮來公司以2000美元每公斤的價格，購買所有蘭伯西生產的頭孢黴菌素原料藥，而蘭伯西的生產成本只有每公斤500美元[5]。
從貿到工，仿中有創，不僅為蘭伯西帶來了巨大利潤，也為印度仿製藥打破了低端的印象。蘭伯西隨後獲得了與羅氏、葛蘭素史克等國際巨頭合作的機會，為其提供生產工藝的研發，堪稱印度醫藥界的富士康。
在印度準備加入WTO時，蘭伯西也在為登錄國際舞臺做準備。僅在2004年～2006年間，蘭伯西就發起了11起國際仿製藥企業併購。研發支出也大幅提升，從1996年的銷售額佔比5%提高到了10%左右。到2007年，專利保護最嚴格的美國市場，已經佔到了蘭伯西銷量的40%。
蘭伯西的成功帶動了一批印度公司崛起，例如成立於1983年Sun，1984年的Dr Reddy's Lab、1986年的Lupin等公司。印度仿製藥快速發展，不僅佔到了美國40%的市場份額，而且在PIV專利挑戰申請上也獲得了不俗的成績，自2009至2015年，總量達到了18%的比率，僅2015年就提交了近800個。而直到2017年，我國才有了第一個美國PIV挑戰成功的公司。
*注中國第一家PIV挑戰成功的是浙江華海製藥。
在這種成功背後，是印度政府厚著臉皮軟磨硬泡給民族醫藥企業爭取來的寶貴時間，1970年《專利法》頒佈之後，印度政府就承受著西方國家的巨大壓力。1994年，印度申請加入WTO，簽署了TRIPs協議（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但之後卻各種拖延，直到2005年3月，才出臺了新的《國家專利法》，號稱與西方接軌。
這拖延出來的十幾年，給印度企業贏得了寶貴的喘息時間，大批醫藥公司完成原始積累，本土巨頭Dr Reddy's的股價更是在1991至2011年之間的20年內上漲了1000倍！
2005年新《專利法》出臺後，印度仍然或明或暗地保護民族醫藥公司。例如在2006年，駁回了格列衛的專利申請，隨後駁回了默克公司哮喘病治療藥物的專利申請等等。而強制許可也是印度政府常用的手段，該許可源於2001年的《多哈宣言》，允許在公共健康危機下，國家可以不經專利人許可，將專利授予第三人使用。
2012年，印度首次使祭出“強制許可”的大棒，拜耳集團旗下的肝癌藥物多吉美(Nexavar)成了首個強仿對象。這種藥每盒（120粒）售價28萬盧比，而印度人均年收入才僅5.4萬盧比。在印度政府啟動了強制許可後，印度藥企Natco仿製出來的藥價格降到了8800盧比，降幅高達97%。
這家叫做Natco的印度藥廠，就是電影《我不是藥神》裡那家印度藥廠的原型。電影裡的那種救命藥，原版是瑞士諾華公司的Gleevec（格列衛），仿製版便是印度Natco公司的Veenat，俗稱印度版格列衛。
Veenat，印度版格列衛，Natco公司
總結起來，印度的仿製藥可以分成四個階段：
1. 1970年以前：市場基本被外資醫藥公司壟斷，99%的藥品由外資醫藥公司提供，印度本土企業極少，絕大多數貧苦窮人吃不起藥。
2. 1970年-1995年：英迪拉·甘地政府的《專利法》出臺，本土醫藥企業開始在法律的保護下，抄襲和仿製西方藥品，完成原始積累。
3. 1995年-2005年：印度加入WTO，簽署知識產權協議，但印度政府充分利用了發展中國家的十年過渡期，促使企業加大研發和併購，本土企業逐漸國際化。
4. 2005年之後：市場全面開放，但印度醫藥行業已建立起了世界級的競爭力，併成為全球仿製藥的製造基地，從1970年開始的行業保護政策基本完成其歷史使命。
到了今天，印度仿製藥源源不斷地流向了全世界窮苦患者的手中，為印度贏得了“第三世界藥房”的稱號。歐美國家雖然一輪輪地炮轟譴責，但又抵擋不住性價比的誘惑，一批批的來採購，而無國界醫生組織（MSF）則爽快表達了感謝和支持，深諳“為眾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凍斃於風雪”這句老話。
大凡有志氣的落後工業國，在面對發達國家的產業競爭時，基本上都是一邊貿易保護，一邊模仿抄襲，努力完成本國民族企業的研發積累，趕在西方國家舉刀之前，在“代理-模仿-研發-超越”這路上能走多遠，就走多遠。在這方面，中國和印度很多行業都是同樣的邏輯和路子。
尼赫魯曾說過，印度要麼做一個有聲有色的大國，要麼就銷聲匿跡。雖然，亞洲軸心已無從談起，但印度人民還是記住了國家的努力。就如印度著名記者M. J. Akbar曾評論道：聖雄甘地給了我們自由，尼赫魯維護了我們的獨立，而英迪拉·甘地則拯救了我們的國家。
而與印度具有相同人口規模的大國，在面對原研藥和仿製藥的困境方面，是如何做的呢？
3. 優勢與劣勢：國內仿製現狀
在WTO烏拉圭回合談判時，印度代表曾斥責美國：“我們的教育和你們不一樣。知識產權是人類的共同知識遺產，你們那套沒用，在這裡沒什麼好談的。”其實，以前中國跟印度的態度也差不多，雖然我們在1984年出臺了專利法，但基本上沒有什麼約束力。
因此，當1991年，中國與美國談判時，美方代表不屑地表示：“我們是在跟小偷談判”。這話惹怒了中國代表吳儀，立馬回應道：“我們是在和強盜談判，請看你們博物館的展品，有多少是從中國搶來的。” 美國代表懵逼了幾秒鐘後，便講起了文明在進步、歷史不能更改等話語，引得眾人嘲笑。
但知識產權終究還是在中國推行開了。1992年中國修訂了專利法，增加了對“藥品和用化學方法獲得的物質”授予專利。這個做法，比一起參加會議的印度早了13年。過早的醫藥專利保護，給我國帶來了技術追趕的難度，著名的“偉哥仿製”事件，就展現了這種難度。
1989年，輝瑞公司上市了一款用於治療心腦血管疾病的藥物，隨後發現具有治療男性勃起障礙的功效，於是，在1994年，向中國等數十個國家，申請了藥物新用途的專利，這就是全球知名的“偉哥”。當年《時代週刊》毫不掩飾地給予了溢美之詞：世界等待此藥已經4000年。
Viagra，偉哥，輝瑞公司
與此同時，國內十幾家藥企公司也對這個品種產生了極大的興趣，而且推測：雖然輝瑞向中國申請了專利，但屬於老藥物的新用途，而老藥的專利產生在1993年之前，不屬於中國專利法的保護範圍，因此輝瑞的申請應該不會被批准。這種推測有一定的道理，比如在2000年，英國就駁回了輝瑞的申請。
但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輝瑞向中國提交的專利申請也在同年獲批，中國企業之前投入的數億元研發全部歸零。此後，這些受到挫折的企業，如南京海光、合肥醫藥、廣州白雲山等企業不斷向知識產權局提起“偉哥專利無效”的申請。但在2007年，北京高級法院作出終審判決，認為偉哥專利有效。
輝瑞公司保住了中國獨家銷售的壟斷地位，中國數十家企業只能作壁上觀。與此相比的是，印度偉哥早已暢行全球十餘年。
沒有得到像印度企業那樣的法律保護，但中國醫藥行業本身也存在諸多問題。我國雖然有製藥公司4000多家，90%以上以生產仿製藥為主，卻是典型的大而不強，具體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質量差異較大；二是審批時間過長；三是採購不佔優勢。
質量方面：我國仿製藥90%都是在2007年前獲得批文，鄭筱萸下臺後，隨後幾年藥監局多次對市面仿製藥進行抽查，發現質量與原創藥相去甚遠。也難怪我國絕大部分藥品被稱為“非洲難民都不願吃”，2009年印度進入世衛組織採購目錄的品種數量有194個，中國只有6個。
補救工作已在路上。2012年，國務院意識到國內仿製藥質量存在隱患，發文要求2007年前批准上市的，列入國家基本藥物目錄中的仿製藥，原則上在2018年底藥完成一致性評價。截止2018年7月，已經有40多個品種通過了一致性評價。
注：仿製藥一致性評價是指對已經批准上市的仿製藥，按與原研藥品質量和療效一致的原則，分期分批進行質量一致性評價，就是仿製藥需在質量與藥效上達到與原研藥一致的水平。目前單個品種通過一致性評價的週期約為20-28個月
審批方面：由於負責藥品評審的專業官員人數不足，在2015年之前，藥監局審批崗位只有150個正式編制，要處理每年上萬的藥品和器械申請，導致國內仿製藥申請流程時間過長，仿製藥審評等待時間接近45個月。當然，這也跟藥監局在鄭筱萸案之後，審批態度轉向謹慎有關。
改進措施已經出臺。2015 年，國務院出臺《關於改革藥品醫療器械審評審批制度的意見》，藥品審評的速度驟然加快，積壓批件數從2015年頂峰時的22000 多件，降低至2017年的6400 餘件，藥品審批的堰塞湖得到緩解。
採購方面：由於國內仿製藥質量差的口碑影響，加上審批成本過高，導致仿製成功的藥品，大多數既沒有價格優勢，也沒有質量保證，因此在醫保招標中不佔優勢。比如治療肺癌的靶向藥易瑞沙，阿斯利康的原版藥十天用量賣2358元，齊魯醫藥的仿製藥賣1850元，而印度版只要211元[8]。
此類情況也在改善。仿製藥審批流程加快後，藥企研發成本會有所降低，這種仿製藥跟原研藥價格相差無幾的現象，有望得到改善。在質量方面，最新的各省招標均規定，將通過一致性評價的仿製藥，跟原研藥歸於一個質量檔次，這將鼓勵企業通過一致性評價，提升藥品質量。
從混亂到秩序，無法一蹴而就，需要過程。但正如徐錚飾演的程勇，在面對法庭做最後陳述時說的：“今後都會越來越好吧，希望這一天，能早點到吧。”
4. 藥神和財神：中國創新之路
2011年12月初，億萬中國股民都把目光投向了一個叫重慶啤酒的公司，這家公司除了生產啤酒之外，還在研發一款驚天動地的產品：乙肝疫苗。
早在1998年，重慶啤酒就買下了一家做乙肝疫苗的醫藥公司的多數股權，之後持股不斷攀升，證券市場也將乙肝疫苗的美麗光環戴到了重慶啤酒頭上，促使其股價從2008年的7.35元，一路飆漲到83.12元，三年時間漲了10多倍，遠遠超越大盤，有人更是喊出“未來市值1000億美金”的口號。
到了2011年12月初，公司的二期臨床試驗結果即將公佈，市場屏息等待。7號晚間，停牌中的重啤發佈臨床試驗結果，表示自己研發10多年的乙肝疫苗，跟安慰劑差不多，幾乎沒有任何效果，市場譁然。公司在8號復牌後，股價一瀉千里，連續9個跌停，迅速蒸發超過200億市值。
同一只股票，可以使人墜入地獄，也可以使人榮升股神。
在股票暴跌期間，一名持股者在帖子裡寫道：“今天回到家，煮了點面吃，一邊吃麵一邊哭，淚水滴落在碗裡，沒有開燈。”這就是“關燈吃麵”的由來。而著名私募澤熙投資則用反人性手法大膽抄底，並頂住浮虧越跌越買，最後成功地在股價反彈時全部賣出，獲利數億，成為其掌門人經常在公司內部援引的經典戰例。
從眾星捧月一飛沖天，到墜落凡間臉先著地，重慶啤酒給中國的投資者上了生動的一課：創新藥研發是一件風險巨大的事情。而在全球範圍內，創新藥的研發支出更是遵循著著名的Eroom's law（反摩爾定律)：開發新藥的成本大約每九年翻一番（通貨膨脹調整後）。
因此，中國在創新藥這個領域，真正要拜的不是藥神，也不是股神，而是財神。
支持中國創新藥發展的財神並不缺乏。2017年10月，國務院發佈了《關於深化審評審批制度改革鼓勵藥品醫療器械創新的意見》，用優先審評、專利補償、藥品試驗數據保護等舉措，來支持中國的創新藥發展，受政策的推動，湧入創新藥領域的資金也逐年增加。
不過在歷史文章《醫改的前世和來生》裡，我們指出：醫保未來壓力逐步增大，控費和省錢將是始終不變的主旋律。對此，或許正如戴老闆寫的那個段子說的那樣：
某基金公司，包場看了《我不是藥神》，觀影過程哭成一片。看完後，公司集體開會討論，投資總監率先發言，說底層老百姓真不容易，作為資本力量，要有同情心，要有責任感，要加大對創新藥上市公司的研究和投資。基金經理們紛紛鼓掌贊同，含淚下單了一批中藥股。
這其實並不是段子，A股醫藥公司按照上市後漲幅排名，前10名裡面，有7家是中藥股。
5. 尾聲
中國整體醫藥行業大而不強，但市場規模卻高達2.5萬億元，位居世界前列，國外公司瞧我們自己家病人的眼神，都是放光的。
例如葛蘭素史克的一款藥，在中國的出廠價是142元，在韓國、加拿大、英國卻不到30元。而醫藥公司吉列德（Gilead Sciences）把4款藥品放入瑞士基金MPP中，低價銷售給發展中國家，唯獨將中國排除在外。
原因正如吉列德的CEO曾經隱晦地說過：藥廠定價不是根據成本，而是根據一個國家的人均購買力。簡單說，有錢的客戶就多要錢，沒錢的客戶就睜隻眼閉隻眼。在這方面，海外藥企的確沒把我們當發展中國家看，在他們眼裡，我們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不差錢，是財神。
當然，我們一年能喝幾十億的藥酒，吃上百億的神藥，買幾千億的保健品，從這個角度來看，別人把我們當財神，誰又能說不是呢？
喜歡賺中國人錢的不光有老外，更多的是我們國人自己，在這龐大的利益蛋糕面前，一切行為似乎最終都會被扭曲。
GQ雜誌在2017年6月發表的文章《令人生疑的“中國藥神”》，把矛頭對準了《我不是藥神》的原型陸勇，指出這位掌握“全中國十分之一的慢粒患者”的藥神，2011年放棄了吃了7年之久的印度版格列衛Veenat，轉而給網友推薦印度Cyno公司生產的Imacy，而這款藥似乎並不是什麼好藥。
因此，儘管《我不是藥神》被譽為近年來為數不多的“現實主義題材佳作”，但仍無法將複雜的中國醫藥現實給徹底展現。在現實中，藥神陸勇並非完美無缺，醫藥公司也並非都是黑心，而更廣闊的醫藥江湖，更是遠非一部電影完整闡述。
但這並不妨礙這部電影成為本年，甚至近五年最佳。尤其可以理解的是，電影中巧妙地樹立一個安全的靶子，將觀眾的情緒引導和收斂到“黑心醫藥公司”身上，這恐怕也是這部影片能夠順利出現在觀眾面前的重要原因。
全文完。
[1].《中國GMP與美國cGMP的比較》，範敏華，2006年
[2].《醫保費用為什麼失控》，燒傷超人阿寶，2017年
[3].《從入世角度看我國新藥保護制度》，宋瑞霖，2002年
[4]. 印度仿製藥發展分析及對我國的借鑑，李寧娟
[5]. 蘭伯西世界級企業之路，生物探索
[6]. 令人生疑的中國藥神，GQ，2017年
[7]. 中外仿製藥定價與銷售深度報告，徐佳熹，張佳博，2018年
[8]. 中國人為什麼用不上平價救命藥，大象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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