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4月，已是行政院副院長的蔣經國開始他的第五次訪美。與基辛格晤談兩天後，24日蔣經國來到紐約，在中午過後不久抵達富麗堂皇的廣場大飯店。他看到“臺獨聯盟”約二十五個留學生守在飯店門口附近，高舉標語，喊著抗議口號。
當他在護衛人員簇擁下走近酒店正門時，一名穿著風衣的男子突然從側邊大理石柱後閃出，拔出手槍，緊挨刺客的美國警察閃電般托起其手腕，子彈偏高射入牆壁，刺客未及開第二槍，就被警察制服。該剌客便是轟動一時的黃文雄。“Let me stand like a Taiwanness！”被一群警察壓在身下的黃文雄，不斷從那些彪形大漢的身體裡鑽出頭部或上半身，朝蔣經國大聲呼喊。他的妹夫鄭自才企圖上前營救，也迅速被制服了。
事後，保護蔣經國的那位便衣警察獲贈蔣隨身攜帶的昂貴手錶。蜂擁而至的美國記者請蔣經國發表遇襲感言，蔣神態從容鎮定:“這些懷有異見的人，他們如果有什麼不同意見，可以向我陳述，我一定接見。至於這兩個被逮捕的無知青年，我希望美國把他們釋放。”
不久，黃文雄和鄭自才被被檢方以“謀殺未遂和共謀”罪起訴。經查明黃文雄是在康奈爾大學攻讀工業工程的臺灣籍留學生，他想向世人表明臺灣人的政治訴求：臺灣人不能接受蔣家父子的獨裁，也不能接受父傳子的接班設計。
由於涉及到聯邦事務，當局將保釋金訂得很高，黃文雄需要10萬美元，鄭自才需要9萬美元。他們的律師稱，這創造了紐約當時的紀錄。但不到三個月，臺灣在美國的留學生們為他們成功募款，湊齊了保釋金，兩人獲得保釋。黃文雄認為這也證明刺殺行動的成功，如此迅速籌到保釋金就是另外一種投票，等於對蔣氏王朝做了一場民調，也對美國政府的臺灣政策帶來一定衝擊。
雖然蔣經國多次表現出對此事的大度，彷彿若無其事，但槍擊事件的巨大刺激令蔣經國終身難忘，以至於此後經常嘀咕“臺灣人為什麼要殺我？”正是在這樣的反思中，體制向臺灣本土年輕人開放，李登輝、連戰、吳伯雄這些熟悉的名字得以進入體制。隨後到來的所謂外交危機也化作改革的動力，政府、知識分子、民眾之間似乎達成了某種暫時的和解，臺灣最終走向解除戒嚴體制，開放了黨禁。
正是由於這事件，再加上對蔣家三代的失望，蔣經國最後選擇了李登輝作為接班人。從此，臺灣多個黨派，如國民黨，民主黨，親民黨等開始角逐最高政權，不再是蔣家一統天下
閱讀更多 縱橫國聞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