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4月，已是行政院副院长的蒋经国开始他的第五次访美。与基辛格晤谈两天后，24日蒋经国来到纽约，在中午过后不久抵达富丽堂皇的广场大饭店。他看到“台独联盟”约二十五个留学生守在饭店门口附近，高举标语，喊着抗议口号。
当他在护卫人员簇拥下走近酒店正门时，一名穿着风衣的男子突然从侧边大理石柱后闪出，拔出手枪，紧挨刺客的美国警察闪电般托起其手腕，子弹偏高射入墙壁，刺客未及开第二枪，就被警察制服。该剌客便是轰动一时的黄文雄。“Let me stand like a Taiwanness！”被一群警察压在身下的黄文雄，不断从那些彪形大汉的身体里钻出头部或上半身，朝蒋经国大声呼喊。他的妹夫郑自才企图上前营救，也迅速被制服了。
事后，保护蒋经国的那位便衣警察获赠蒋随身携带的昂贵手表。蜂拥而至的美国记者请蒋经国发表遇袭感言，蒋神态从容镇定:“这些怀有异见的人，他们如果有什么不同意见，可以向我陈述，我一定接见。至于这两个被逮捕的无知青年，我希望美国把他们释放。”
不久，黄文雄和郑自才被被检方以“谋杀未遂和共谋”罪起诉。经查明黄文雄是在康奈尔大学攻读工业工程的台湾籍留学生，他想向世人表明台湾人的政治诉求：台湾人不能接受蒋家父子的独裁，也不能接受父传子的接班设计。
由于涉及到联邦事务，当局将保释金订得很高，黄文雄需要10万美元，郑自才需要9万美元。他们的律师称，这创造了纽约当时的纪录。但不到三个月，台湾在美国的留学生们为他们成功募款，凑齐了保释金，两人获得保释。黄文雄认为这也证明刺杀行动的成功，如此迅速筹到保释金就是另外一种投票，等于对蒋氏王朝做了一场民调，也对美国政府的台湾政策带来一定冲击。
虽然蒋经国多次表现出对此事的大度，仿佛若无其事，但枪击事件的巨大刺激令蒋经国终身难忘，以至于此后经常嘀咕“台湾人为什么要杀我？”正是在这样的反思中，体制向台湾本土年轻人开放，李登辉、连战、吴伯雄这些熟悉的名字得以进入体制。随后到来的所谓外交危机也化作改革的动力，政府、知识分子、民众之间似乎达成了某种暂时的和解，台湾最终走向解除戒严体制，开放了党禁。
正是由于这事件，再加上对蒋家三代的失望，蒋经国最后选择了李登辉作为接班人。从此，台湾多个党派，如国民党，民主党，亲民党等开始角逐最高政权，不再是蒋家一统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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