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里雾里34370680

为什么？

因为两部书都是正史。

并不是说正史就一定是可信的，正史里被后世篡改的例证多的很。多数正史是后代人修撰前代的史，但依据的档案资料可能在前代就经过了篡改。

但是，相比起野史、八卦、道听途说等，正史又是相对最为可信的。这是因为：

一是正史所依据的材料基本上是可信的。

修史很难，但越是修的粗疏的史，有时候反而更可信，因为保留的原始资料多，比如《旧唐书》就比《新唐书》更可信一点，因为《旧唐书》修的很糙，把很多唐朝的官方档案直接拿来抄了很多；而《新唐书》是偶研修主持的，他会根据自己的意图对一些事件提出保留还是删改的意见。

二是正史的作者基本上是态度严谨的，不是故意混淆是非的。

修撰正史，早期是个人行为多，比如司马迁、班固，他们其实是私撰，只是后代把《史记》《汉书》提到了正史的地位。像司马迁、班固等人，都是把修史作为自己一生中最宏大的事业来经营的，寄托了自己的理想，因此态度是极为严肃的。中晚期以后，官方主导、集体修撰的就多了起来。但集体修撰下的史书，也都是找当时的大儒硕学，或是前朝遗老，他们不是那种卖弄自己的小说家，因此态度也是基本可信的。

当然，不论是司马迁还是后来的修《明史》的万斯同兄弟等，他们肯定会将自己的主观看法揉到史书里，但是，但凡是人写的史书，就肯定有人的主观看法，这并不能说明这些史书就不可信的。历史的复杂性，远不是一个可信、不可信就能概括的。

三是正史的修撰方法基本上是科学的。

很多人会小看古代人，会学着二三十年代的人说话，说古代的修史水平不高啦，不懂得现代的方法啦，不科学啦，是“一家一姓”之史啦，等等。说实话，这些作为论战是可以的，但倘若抱定了这样的念头去读史，怕是只会把自己读成一个刚愎自用、自以为是的大傻瓜。古人修撰是很讲究方法的，或是亲临古战场做调研，或是访问耆旧做口述史，或是在采用大量官方档案的同时也注意采撷可信度高的补充史料，如笔记、墓碑等。这些方法可能不像现代史学所表述的那样成体系、完备，但够用了。我们只要细心查看，就能发现古人确实一点不比现代人差。

不过，话说回来，《史记》和《资治通鉴》也并不是单纯的史书

《史记》，必须要放到经学的视野下，才能看清楚其本质。《史记》是后人取的名字，原名是《太史公书》，可以理解为司马迁作为中书令、自诩“太史公”而写的一部“子书”，而不是史书。司马迁是通过著史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观念，“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大家要好好想想为什么要“究天人之际”。

司马迁听过董仲舒的课，对《春秋》很有研究，还帮助汉武帝搞过历法，这些都是一些意识形态的关键性因素，司马迁在经学史里是被看做靠近公羊学一边的人。

《资治通鉴》，就更不必说了，是宰相整理历史，来帮助皇帝治理国家的，本身就是一部以政治为目的的书。因此，书中有些地方，司马光可能故意采用了一些不够严谨的材料，比如，关于汉武帝的晚年行为，他居然使用了《汉武春秋》这样一部野史，来勾画一个晚年转变为“守文”的汉武帝。在后代多位学者的考证下，证明这个做法扭曲了汉武帝的形象。

仅举此一例，只是证明一点：对正史要相信其基本的可信度，你如果不信，就去考证具体哪个事儿不可信，而不是笼统的鹦鹉学舌的去说“古人都是主观的”、“正史都是帝王史”，这不是谦虚不谦虚的问题，而是成熟不成熟的问题。

danyboy

司马迁的《史记》和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哪一部书的可信度更大？这个我不能直接给出答案，但可以用司马迁的一句话来总结，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既然是一家之言，就难免有自己的主观意见在里面，而失去了客观的评价。

说到可信度的问题，这里要从两个方面来看。第一这部史书所依据的史料是否详实可信；第二撰写这部史书的人是否客观公正，其人的品行如何？

先说《史记》，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鲁迅先生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其实这句话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史记在史书中地位非常高；第二，史记不仅是一部史书，也是一部非常出色的文学作品，既然提到了文学作品，里面就必然有大量的作者主观感情的抒发和描写。

再看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出身名门，父亲司马谈就是太史令，是西汉著名的学者。司马迁为人刚直不恶、直谏犯上，随身受刑而残，但其志不能移。司马迁秉承父亲的遗志，走遍中国的名山大川，搜集古代各种典籍，呕心沥血编撰成书。

我的观点是司马迁再伟大，也无法超出他时代的特征，因此他的作品必然有其时代的特点和其自身的局限性，但是从其生平来看，司马迁不谋军事、不重政治，专心著书立说，应该说学者身份彰显无遗，且直言犯上为李陵求情，导致汉武帝大怒，深受残害，而其志不移。因此我认为《史记》记述的大部分内容应该较为真实可信。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我并没有读过，但《资治通鉴》成书晚于史记，因此《资治通鉴》必然选用了之前的史书作为依据和参考。因此从内容上讲，《资治通鉴》肯定要比《史记》更为全面更为丰富，时间跨度更大。

提到司马光，我会想起两件事。第一件事是“司马光砸缸”，第二件事是作为守旧派代表，反对王安石变法。一个是值得信赖，且有勇有谋朋友，一个因循守旧，反对变法的顽固政客。编制《资治通鉴》是司马光在王安石变法期间，自己远离朝廷的十五年里做的一件事。

从后世对于两人的评价就可以看出一点端倪，司马迁是文学家，史学家，思想家，而司马光是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区别在于司马迁属于思想家，而司马光属于政治家，因此《史记》是一位思想家的作品，而资治通鉴是一位政治家的作品。思想家会带入自己的思想，而政治家会带入政治因素，至于大家是相信一位思想家，还是相信一位政客，我想不用我说了吧。

我的观点是看历史，不仅是要了解历史知识，还要形成自己的历史观点，历史著作中都难免或多或少的带着作者自己的观点和时代的特征，而我们作为现代人看历史的同时，要联系实际情况，用自己的分析和判断来得出自己所认同的结论，这一点才是最重要的。

一个人的历史，一家之言。

一个人的历史

谢谢邀请！司马迁写“史记”与司马光写“资治通鉴”哪一部书的可信度大？我说可信度都是一样，按照现代的话来说，一脉相承，都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首先，我想说说，什么叫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上个世纪90年代，国务院为了证明中国的夏朝存在，就组织了中国北大和社科院考古队在河南偃师二里头挖掘四期工程，尽管为了第一期是夏朝，后三期是商朝争论不休，但是可以证明的中国历史只有3700年。

为何中国历史就是3700年，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着中国有炎黄五帝，我们将它相加中国的历史应该是五千年。实际上，历史上记载有一个古公亶父，姓姬，他的子孙周武王推翻了商朝，建立了周朝，周公旦颁布了周礼，孔子的儒学的根基就是周公旦的周礼。儒学在春秋和战国时四处碰壁，到了汉高祖刘邦时，儒生二次想去与刘邦沟通，碰壁了二次。汉初时，惠帝、吕后、文帝、景帝都采用黄老之道，与民休养生息，到了武帝时经济开始繁荣。董仲舒开办儒学，宰相卫琯和窦婴都去听董仲舒的儒学，并且将董仲舒迎进给汉武帝。汉武帝听了董仲舒“君权神授”以及大臣们称赞，颁布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西汉开始的儒学，到了东汉时鼎盛时，不但有“史记”中记载的五帝，又加上了三皇，和许多神话故事。尽管有那么许多的故弄虚玄的东西，但是奠定了中国的汉文化、汉字、汉姓和儒学的基础。

“西京赋”记载：殷人屡迁，前八后五。殷商的首都先迁八次，后迁移五次。开始时在山东騰县，后在河南商丘三次，在河南安阳二次。居无所定，逐草而居，又喜欢人殉。就是将活人与贵族死人一起殉葬，少者几个，多者几百个。尽管这些被殉葬的人是奴隶或是战俘，但是也是太野蛮了。所以，郭沫若认为，殷商是游牧民族。可是，现在出土的大量的甲骨文，甲骨文尽管是祭师操作，里面有许多农耕文化。应该说，商朝前期是游牧民族，后期是农耕民族。由于古公亶父的发源地是在陕西歧山，周朝的周武王称商朝为东夷，就是东面的蛮夷。实际上，在当时殷商期间，中原地区有几百个游牧民族，他们都是茹毛饮血，惟有古公亶父一族最早进入农耕民族。周公旦颁布周礼和早期的文化，西周东周（春秋、战国）都是引用和继承了周朝传播下来的一切，以后儒学又将周朝的历史和文化发扬光大，所以早期的东西，都是虚幻的故事，是人为添加进去的。

司马迁年幼时，在父亲指导下，阅读了“尚书、左传、国语、系本”等书籍。年轻时，受学于孔安国、董仲舒德儒学，又访遍于中国的河山。他父亲司马谈在弥留间告诉他，祖先是周朝的太史，希望他能继承祖先的遗志，撰写一部史书。司马迁在李陵案后，将父亲遗留下来的史书和官方的档案，写下了一部旷世大作“史记”。原名是“太史公书”，该书从黄帝时期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时间长达3000年，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由于“史记”具有先秦之风，直言评论了汉高祖刘邦劣迹和汉武帝的暴虐，所以“史记”在司马迁的外孙杨恽时才重见天日。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是中国最大的一部编年史。全书二百九十四卷，上起战国，下到五代末年，宋太祖灭后周，有一千六百年历史。作者按时代先后，以年月为经，史实为纬，顺序记写，对重大事件和各方面的关联交代的清晰，使读者一目了然。但是，资治通鉴的前半部是以“史记”为主，编成了“周记”五卷，“秦记”三卷。所以说，资治通鉴离不来“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五代记，等书籍，同时与儒家的史学观一脉相承的。可以说，资治通鉴是史记的继承版，只不过形式和历史阶段不同。

张律明

《史记》可能比《资治通鉴》可信度大，原因一下：

一是《史记》作者司马迁为写《史记》做过大量实地走访调研，足迹便及全国。

二是司马迁写史记时，当时主要历史事件的参与者（秦末至汉武帝时），其后代与司马迁都有交往，家族口口相传的事情可信度很高。

三是司马迁的父亲就是史官，有官方收藏的第一首资料，可能包含原六国的史料。

四是司马迁的《史记》是私修史，在司马迁活着时到去世很长时间，《史记》只是个别人才能看到的奇书，也就是说《史记》不是官方主持修编的，可能有司马迁的好恶，但不会因政治原因删减或者杜撰。

五是《资治通鉴》很多史料来源于以前的史书，并且司马光纯粹是出于政治目的，为帝王编撰的一部帝王教科书。

历史小跟班

司马迁是写史中，夹杂个人观点。

司马光是写史来表达政治目的。

史实可信度，司马迁更胜一筹，不，不是一个档次。

司马光也有可取之处。现代很多人用资治通鉴来说话。因为这代表一种观点，用自己的理解和需要来解读历史。文人大多喜欢如此。看看现代的历史节目，十有八九如此，带有强烈的目的性。

比如易中天先生讲的郭嘉和贾诩二人，就带有目的性。

贾诩很适合当今人士的味口，为求成功，不择手段。这与当今价值观等同，为今世所追捧。可商业文明能统治多少年地球？人类最终的目标会是贾诩这样的吗？我相信:易先生是以当今一时之利解读贾诩。当然，古为今用，无可厚非，可过于推崇，并非好事。

郭嘉，本是一般谋士，历代推崇者罕有。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郭嘉可以和诸葛亮一较长短了。我没查过，也许是日本那边来的。很多玩游戏的年轻人对郭嘉数据比较了解。或许为了迎合当今风气，郭嘉就走上了舞台。可是终郭嘉一生，从未做过谋主，只以参谋一职(军师祭酒)做事，凭什么可与二荀一争长短？钟繇也比他强吧。可为什么让郭嘉走出来？不过让寒门士子的身份走出来，让当今的寒门士子也可以走出来。但是我没听易老师点明此事。

岁月有无

这个问题在中国历学界早己定论。如鲁迅先生所言:《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八十多年來，中国史学界没有任何人敢推翻这一定论。为何现在却有人要提出这样的问题？

最近一段时间，有人为了“洗白”秦始皇在网络上大肆诋毀《史记》和司马迁，诋毁《过秦论》和贾谊，迎合社会上反中医药，反中国武术等反中国传统文化思潮。这不能不引起有识之士的关注和警惕。因而，小编这个愚中带智的探讨题目，就是希望集思广益，确立《史记》的不可动摇性。

《史记》捭阖三千年，从三皇五帝到汉初，填补了暴君秦始皇“焚书坑儒”造成的历史断代缺撼，为中华民族树立了追根朔源航标。它的史学价值是《资治通鉴》无法企及的。如果没有《史记》，我们可能象埃及人一样，对待金字塔“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

严家庆

《资治通鉴》可信度大得多，也权威些，《史记》显然差好多，里面神化故事、传说太多。

学习历史，《史记》看看就行，《资治通鉴》可以研究学习，比如耄，一生最喜欢研究的书就是《资治通鉴》了。《史记》只是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为“二十四史”之首，地位高，而《资治通鉴》是编年体史书，也更容易理解。

南朝四百八十寺

当然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了

司马迁的史记是在汉武帝时代编写的，写到的时代也是汉武帝时代，但是受到当时环境的影响，并不能按照真实的来写，再加上司马迁个人的喜好及偏见！难免有些带有个人感情的书写！所以可信度有些下降！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则没有写到当朝的历史，所以不受当时朝廷的制约！因此都是收集到的史料来编写的！

严格按照当时的史料记载格式记载写上的，而且当时司马光也没有个人的偏见以及个人喜好！

所以要研究历史还是建议研究司马光的资治通鉴！

比较靠谱！

但是采集到别人的的信息也未必就是真正的！有句话说史书都是胜利者书写的，真正的历史也许无从考证了！

王者第一梯队剪辑

个人观点：按理来说，史书的成书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关，各有优缺，各有千秋，没有可比性，《史记》的太史公司马迁阅览各种典籍，访遍名山名迹，收纳民间传闻，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史记虽然带有个人情感，但对历史人物的记载也算全面，评论在于后人。《

蜻蜓一点水

司马迁的《史记》从三皇五帝开写，终止于汉武帝，春秋，战国，秦汉历史可信度很高，但夏，商，西周的可信度相对较低，当然这不能怪司马迁，因为那时史料很缺，主要是传说和故事，但能收集到传说和故事总比没有的要好。我研读过几册《史记》，写的很好。

《资治通鉴》我也看过几本，是北宋司马光所编，是一部编年体。相传可马光是司马孚的三弟，而司马孚则是司马昭的三叔。此书从战国初期三国分晋开始，止于北宋神宗年间，由于他所看资料非常多，而且经过了科学分析后才编入的，所以可信度是很高的。

非要把这两部书的质量比出高低，我觉得没有必要。

關鍵字: 文化 史记 司马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