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現在是在三大強國的手中——俄國、英國和中國。”
19世紀時，英國權威人士的評論，足以證明當時中國的國勢強於日本。況且在19世紀七八十年代的中日衝突中，我們一直佔有優勢的硬實力，讓他們偷盜不成，反成為敗將，我們自然攢足了驕傲的資本。我們的心志，就這樣被驕傲與得意所矇蔽。
放大了自己的優勢：自中法戰爭結束到甲午戰爭爆發的九年，我們迎來了十九世紀下半葉一段最好的時期，國內無大亂，左宗棠收復新疆之戰的勝利。馮子材在鎮南關及諒山之役中大敗法軍。劉永福的黑旗軍屢創法軍。1885年的中法和約是唯一一個沒有割地賠款的和約。以及挫敗了日本配合朝鮮開化黨人制造政變等等。
當時北洋水師有艦艇25艘，官兵4000人。北洋海軍二千噸位以上的戰艦有7艘，總噸位27000多噸。到甲午戰爭前，北洋艦隊的大沽口、威海衛和旅順三大基地建成。足見以“富國強兵”為目標的洋務運動，歷經三十年，效果明顯。
放大了人家的弱勢：1888年，日本產業革命出現高潮，但市場的狹小，令其生產出來的商品買不出去，掙來得錢又花不出。那種火燒火燎的焦急滋味，真不比捱餓的滋味好受多少。上蒼似乎並不青睞，被納粹頭子希特勒也視為“劣等民族”的他們。正是這一年，國內經濟危機的爆發，讓他們屋漏偏逢連陰雨，破船又遇頂頭風。
縮小了人家的優勢：國內經濟危機的爆發，讓他們急需對外的商品輸出和資本輸出，以明治天皇為首的日本統治集團，更是百爪撓心，愈發急於要從對外擴張中尋求出路，故而對向外侵略的要求更加迫切。
時任日本首相的山縣有朋，拋出了所謂將日本本土作為主權線，竟然將中國和朝鮮半島視為他們的“利益線” 的理論。聲稱日本“人口不足”，必須武力“保衛”利益線，加緊擴軍備戰。
為此，他們在各方面進行了充分的準備，前後實施了8次《擴充軍備案》。平均年度軍費開支高達總收入的31%。1890年後，竟以國家財政收入的60%來發展海軍、陸軍。於是“在歐洲的幾大造船廠，都可以看到日本人的身影。這些矮個子的東方人，早就脫下了傳統的和服和木屐，他們身穿燕尾服，頭戴禮帽，到處深深地鞠躬，到處打聽哪裡有適合日本的艦船出售。他們的艦船和槍炮生意做得異常艱難，因為整個歐洲都在忙碌著自己的事兒，對他們的舉動興趣不大。但是，他們白天仍舊東奔西跑，到處活動，不放過一個可能的機會；只有到了晚上，他們聚在一起，才會重新按照在國內的身分品級次第坐好，激動地重溫著天皇的諭旨，憧憬著飄揚太陽旗的艦隊橫行太平洋時的壯闊景象，這時，他們往往要淚流滿面，把白天受到的屈辱和冷遇忘得一乾二淨。他們是用在海灘上做小買賣的精明，向世界購買著一個民族的尊嚴。”
所以，1892年，他們提前完成了自1885年起的十年擴軍計劃。
光緒皇帝和明治天皇
缺乏即慾望！人家為了滿足慾望拼命磨礪自己尖牙利爪，並在以後的幾十年裡，將侵略並戰勝我們中國，這個近代的既定國策，一以貫之。此時，他們已經建立了一支擁有63000名常備兵和23萬預備兵的陸軍，包括6個野戰師和1個近衛師。海軍擁有軍艦32艘、魚雷艇24艘，總排水量72000噸，其實力早已超過了北洋海軍。
他們大肆擴軍備戰的同時，還出動樂善堂、玄洋社等間諜組織和人員潛入中國，到處踩點，加緊對中國各方面的情報蒐集和滲透。並在戰前繪成了包括朝鮮和我國遼東半島、山東半島和渤海沿線的每一座小丘，每一條道路的詳圖。
縮小了自己的弱勢：清朝晚期，政治十分腐敗，人民生活困苦，官場中各派系明爭暗鬥、爾虞我詐。國防軍事外強中乾，紀律鬆弛，軍事變革基本停留在改良武器裝備的低級階段，陸海軍總兵力雖多達80餘萬人。但編制落後，管理混亂，訓練廢弛，戰鬥力低下。而北洋海軍自1888年正式建軍後，就再沒有增添任何艦隻，艦齡漸漸老化。1891年以後，北洋水師甚至連槍炮彈藥都停止購買了。與日本新添的戰艦相比之下，火力弱，射速慢，航速遲緩。
都這樣了，我們依然躺在了往日的功勞簿上，過著優哉悠哉的日子，自己的致命內傷早已被拋到了九霄雲外。還抱著肩膀，叉著兩腿，譏笑人家：據說，當時到日本去的中國人不少，有人帶回了日本天皇靠牙縫裡摳肉來供養海軍的見聞，在京城裡居然被傳為笑談。人們說：“東洋小夷，畢竟是東洋小夷，這麼幹，也不怕讓人笑話！”
這些幼稚的想法，不僅讓我們的神經鬆弛，軍備意識更加放鬆，雖然沒有刀槍入庫，但是已經馬放南山，開始得意輕敵。讓我們錯過並放棄了從鴉片戰爭開始，至1884年中法戰爭後，由於列強之間忙於狗咬狗的爭鬥，遠東的國際環境緩和，中國與西方各國都處於和平狀態。對於我們加速經濟發展，提升國家實力，自強自立絕好的黃金10年。
又在與西方各國打交道的過程中，片面的認為西方人“並不利我土地人民”，只是想在貿易上佔些便宜而已。
在我們對西方列強的“友善”感到慶幸的時候，全然忘記了東邊的那個鄰國正在狼視眈眈。
明治天皇及家人
中日兩國的當家人—— 明治天皇寧可每天只吃一頓飯，也要建立強大的海軍。
“耀皇威於海外，非海軍而莫屬，當今應大興海軍……”軍務官奏摺裡的這句話，立即撥動了明治天皇的心絃。在輔政諸大臣的幫助下，他立草詔書，諭令全國：“海軍之事為當務之急，應從速奠定基礎。”
天皇發佈諭令：加強海防是一日也不可放鬆之事。而從國庫歲入中尚難以立即撥出鉅款供海防之用，故朕深感不安。茲決定從內庫中提取三十萬元，聊以資助，望諸大臣深明朕意。
諭令一發，舉國華族富豪無不為之震動。在東京的街頭，在豪富們擺放著精美插花的客廳，在圍棋和劍道的道場，到處是感謝上蒼為日本派來治世明君的眼淚和喧囂，有錢人競相效仿天皇，紛紛解囊捐款，不到三個月，海防捐款總額竟達103萬之多。按在天皇制的最初十年中，軍事費恐怕要佔全部經費的百分之八十以上。
甲午戰爭前一年的1893年，明治天皇又決定此後六年，每年從內庫中拿出30萬元帑銀，用於海軍建設。而這，已經超過了皇室開支的十分之一。此舉再次帶動了日本政府議員主動獻出四分之一薪俸用做造艦。到甲午戰爭前，據侍從回憶，明治天皇日常生活樸素節儉，嚴於律己，居所連電燈都沒有，在炎炎的夏日更是拒絕電風扇這種新發明。甚至乾脆用餓肚子的方法，給他的文臣武將起“帶頭作用”。愛兵如子，當前線那些飢寒交加的日本軍人，得知天皇每天僅僅吃一餐飯，在簡陋的辦公室裡辦公指揮戰爭，冬日取暖也只求一缽，想到的是身在前線忍受寒冷的將士的時候，人人涕淚橫流，呼號喧囂之聲滿營---
而我們的慈禧老太后，寧可海軍無炮彈也要修園子。
她對修園子表現出相當的熱情，甚至親自繪製工程圖紙。奕譞不僅同意挪用軍費，還授意李鴻章以海軍衙門籌款以備急需的名義，分別向兩江、兩廣、湖廣、四川、江蘇等地督撫勒捐，共計銀兩260萬兩，得息40萬兩，同時海軍衙門收到各省的海防捐銀157.8萬兩，這些錢都用到了修園工程上。
為了準備自己在1894年的六十壽誕，將本應為海軍新購軍艦和更新設備，強軍備戰的，且可建10支北洋艦隊鉅額經費用來修建頤和園，供自己“頤養天年”。
甚至在1894年7月間，日本發動戰爭的陰謀已經昭然若揭的情況下，慈禧太后不願意其六十大壽為戰爭干擾，李鴻章為了保存自己嫡系的淮軍和北洋水師的實力，明知日本的狼子野心，卻並未認真備戰，而是一味寄希望於美、英、俄等歐美列強調停。殊不知，美、英、俄和日本在搶奪地大物博的中國這塊肥肉時，本來就是蛇鼠一窩，狼狽為奸，也僅是對日本表示“譴責”，並沒有替清朝站腳助威，調停宣告失敗。
企圖和解的這些人形成了清廷中的後黨主和派。同以光緒帝、戶部尚書翁同龢（光緒帝老師）為首的帝黨主戰派之間，還在互相的爭執和扯皮。而國內輿論和清軍駐朝將領紛紛請求清廷增兵備戰，卻也是有心殺敵，無力迴天。
慈禧太后遊園
一個（明治天皇）勢在必得要將覬覦多時的美味搶到手上，吞進肚中；舉國上下士氣高昂，以趕超中國為奮鬥目標，苦心孤詣的準備進行一場以“國運相賭”必贏不輸的戰爭。
一個（慈禧太后）則拿國家的利益，中飽一己之私，將民族的命運置若罔聞。難道不是嗎？
如果，1876年日本以武力打開朝鮮國門，強迫朝鮮政府簽訂《江華條約》，公然把朝鮮的宗主國清朝排斥在外。在取得了領事裁判權等一系列特權，已充分暴露出併吞朝鮮的野心後，引起我們清廷的高度警惕及戒備，並在1882年朝鮮發生壬午兵變時，完全壓制住日軍後，不使他們如願取得在朝鮮的駐軍權------
如果在1884年，袁世凱率清軍擊敗幫助朝鮮開化黨發動甲申政變，企圖驅逐清朝在朝勢力的日軍。異常清醒的沒有被日本所利用，訂立什麼《天津會議專條》---
就不會在1894年，朝鮮爆發東學黨起義，朝鮮兩湖招討使洪啟薰兵敗，被迫向清政府乞援時，根據專條之規定：“兩國出兵朝鮮須互相通知”，而通知日本----
如果清政府識破了日本的“貴政府何不速代韓戡？……我政府必無他意”，誘使其出兵朝鮮的陰謀。沒有派直隸提督葉志超和太原鎮總兵聶士成，率淮軍精銳在朝鮮牙山登陸---
在朝鮮政府和起義軍達成了全州和議，朝鮮政府要求清日兩國撤兵時。我們的實權人物李鴻章，沒有遲疑不決，當斷就斷，不留後患的接受了聶士成的建議，迅速撤兵。不給已連續在朝鮮壬午兵變和甲申政變中吃了敗仗，丟盡了臉面，早已蓄謀已久，要與清朝在朝鮮決一死戰的日本，丁點報一箭之仇的機會。使日本在朝軍隊陷於孤立，並將其企圖稱霸世界的野心，毫不留情的徹底扼殺---
如果我們深諳“狼賊打圍比獵人打圍要心細，而且勢在必得”，就不會跌進這隻隱藏在草叢中，無時無刻不在伺機撲到獵物的身上，一口咬住對方的血脖不撒嘴的東瀛狼，早已設置好的伏擊圈中。讓他們得寸進尺，更不會產生此後一系列的惡果：1894年6月8日起，他們一方面以保護使館和僑民為藉口，派先遣隊400人，在朝鮮仁川登陸。另一方面，日本外務大臣陸奧宗光訓令駐朝公使大鳥圭介“得施行認為適當之臨機處分”，就是授權大鳥找尋藉口，為發動侵略戰爭鋪平道路---
如果當時我們的政府和大部分上層政要對日本的認識，沒有停留在“蕞爾小邦”、“不以倭人為意”的階段。一如兩江總督沈葆楨、臺灣巡撫劉銘傳等有識之士，看出“倭人不可輕視”。對戰爭有高度的自我防範意識，有成熟的預警機制，和充分的準備。在戰爭危險日益迫近的緊要關頭，沒有放鬆國防建設，沒有以財政緊張為由，削減軍費預算。更沒有從1888年開始停止購進軍艦，1891年停止撥付海軍的器械彈藥經費。統治集團更無相互掣肘----
如果我們早已砌好防賊狼的石圈，端好我們的獵槍，準備了充足的子彈，並在戰前制定出海陸軍統籌兼顧的“作戰大方針”。一如1894年7月11日，《申報》發表的那篇《戰必勝說》的情形：“ 況今者日人於天時地利人和一無所得，我中國則守戰和三者俱可操縱自如而又萬眾同仇，義形於色，雖當政者老成持重似不肯輕啟兵端而民間談及日人輒裂眥咬牙，大有欲得而甘心之意，尚何有所畏忌而讓日人以爭先哉。”
萬事求人不如求己，不寄希望於他人（俄、英等國）的“調停”----
如果在被日本偷襲，戰端已啟的情況下，眾志成城，抱著必死的決心，坦然應戰——
那麼無論日本如何的覬覦，如何的尋釁挑戰，怎麼不能在沿江、沿海“遇有倭人輪船駛入各口，即行迎頭痛擊，悉數殲除”吶？
怎麼會面對昔日的學生、更是手下敗將倭寇，打過來的拳頭，砍過來的刀劍，卻是伸著腦袋等著挨宰捱打，完全沒有了招架之功？
尤其是在守朝鮮平壤時，別說是守上幾個月，就算是守上個一兩年，扭轉整個局勢也是沒有問題的。然而我們空有大把的子彈，堆積如山的糧食。卻因我們守城將士的怵敵和膽怯，在向城外突圍時，結果反被缺吃少彈藥，傷亡比清軍多，正準備撤退的日軍，給打的潰不成軍。
甲午中日海戰
怎麼會讓凝聚著多少仁人志士心血，1879年12月開始籌建，1881年初步建成，1888年正式成軍，歷時整整九年。更是我們近代最大的一支海軍艦隊的北洋艦隊，被我們一向看不起的“倭寇”，給打的全軍覆沒。
怎麼會讓我們洋務運動三十餘年的果實，一夕之間成為了惡狼口中的美味佳餚。財富大量流入到賊偷的口袋中。國勢頹微，清政府的獨立財政至此破產，不得不靠向西方大國舉債度日。
怎麼會讓他們，按照明治維新初期，奠定的大陸政策。1887年制定的《清國征討方略》，決定在1892年前完成對華作戰的準備，進攻的方向是朝鮮、遼東半島、山東半島、澎湖列島、臺灣、舟山群島，這個時間表和路線圖發動侵略戰爭，打敗清軍、壓迫清政府屈服的戰略目標，在7年後順利得以實現。將通向自己美麗家園，日本孳孳以求的跳板——朝鮮，送到了他們的手中。
成全了當時年度財政收入，只有區區八千萬日元的日本，從我們這裡得到戰爭賠款2億3千萬兩庫平銀（2萬萬兩）；艦艇等戰利品的價值也有一億多日元，一夜之間成為腰纏萬貫的暴發戶。讓日本這個又小又窮，資源貧乏的偏僻島國，一躍成為亞洲強國，完全擺脫了半殖民地的地位。
窮人乍富的美好感覺，讓當時的日本外務大臣陸奧宗光腆臉屁顛地說：“在這筆賠款以前，根本沒有料到會有好幾億元，全部收入只有八千萬日元。所以，一想到現在有3億5千萬元滾滾而來，無論政府還是私人都頓覺無比的富裕。”
我們成就日本為王，我們自己成為敗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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